港府近日相继公布了三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以及10月份CPI数据,内部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拉动三季度GDP同比增幅维持在6.2%的高水平,而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进一步下降至4.1%,为1998年以来的最低值。
然而,经济繁荣中的过热风险仍须防范。三季度以来,CPI增幅逐月上升,9月份香港的整体通胀率为1.6%,但扣除宽减税务措施因素的基本通胀率则达2.7%,而10月份CPI增幅进一步上升至3.2%,为近9年来的最高单月升幅。
应该说,通胀的提升是内部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方面,本地银行的持续减息以及资产价格膨胀所产生的财富效应,致使内部消费需求持续强劲;而失业率的持续下降,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供应紧张局面,工资和薪金即使剔除通胀因素后仍出现实际持续增长。外部因素方面,美元的走弱令国际油价持续飙升,同时也致使港元相对人民币、欧元等主要货币的汇率走低,进而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加剧。
那么,如何才能防范香港经济繁荣中的过热风险?按照正常的逻辑,应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进而达到控制通胀的目的。然而,在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下,上述调控通胀的手段难以实现。因为在联汇制度安排下,港元兑美元的汇率维持在7.75-7.85,港元利率在正常情况下要跟随美元利率的变动而变动,自由浮动的空间很小,致使港府难以自主地实施货币政策。另外,在美元走弱、国际资金涌入香港的情况下,联汇制度反而会进一步加剧流动性过剩,前段时间金管局大举入市维护汇率稳定就是最好的例证。在港元汇率被推升至7.75的强方兑换保证水平之时,金管局为了维护港元汇率在指定的区间内波动,不得不放出港元购入外汇,其结果就是增加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压低港元拆息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港府只能通过财政政策和行政手段来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例如今年二三季度就施行了宽减税务政策以降低通胀;在10月份通胀数据出炉后,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公开场合表示,将继续研究措施,舒缓通胀压力带来的影响。然而,通货膨胀在一般意义上都是由于货币供应过多而导致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属于货币领域的问题,因此,单纯依靠财政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胀。这也是当前很多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汇制国家在面临美元贬值与通货膨胀共存时的困惑。
既然实行联汇制的香港难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在面临通胀时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面对当前的经济过热趋向,香港应如何应对?笔者认为,选择港元联系汇率升值应是最优选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废除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和货币发行局制度,而是将7.75-7.85这一汇率区间整体升值,或者扩大港元波动区间,从而使7.75的强方兑换保证水平适当下调。
选择港元升值这一路径对于调控目前已有过热趋向的香港经济来说,有三点好处:第一,可以压低从中国内地或者欧元区国家进口商品的价格,抑制输入性通货膨胀。第二,在海外资金加速流入香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港元升值来减缓资金流入的速度,金管局也不必过早地放出港元,压低拆息。与此同时,在必要时候,金管局甚至可以回收一定的流动性,控制通胀风险,有限度地提升香港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第三,即使在美元减息之时,香港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而未必跟随减息,因为港元有更多的升值空间。
多年以来,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和货币发行局制度一直都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在当前港美经济周期出现背离的情况下,也许港元联系汇率的升值是维持香港经济健康增长、抑制过热风险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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