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迪利：管理会计师就是水手

　　全球最大的国际性管理会计师组织ＣＩＭＡ首席执行官查尔斯·迪利认为，“中国以前靠低成本竞争，但现在越南、印度等地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低，要和这些国家进行竞争，中国一定要靠管理会计提升企业运作的效率，靠高品质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竞争”。

　　撰稿／贺莉丹（记者） 邵乐韵（实习生）

　　“你好！”１１月２１日华灯初上之际，在向多家企业代表做演讲之前，查尔斯·迪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ｅｙ）先用了这样一个开场白。一个小小的意外，许多人瞪大了眼睛。

　　“我所知道的中文的５０％在一开始已经讲完了。”他旋即补充。马上有人笑出声来。

　　这位全球最大的国际性管理会计师组织ＣＩＭＡ（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的首席执行官当晚选择了细红格领带搭配浅灰色西服，看来容光焕发，心情甚好。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２日，上海一个煦暖的上午，查尔斯·迪利先生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专访。会计师给人的印象是严谨刻板、不苟言笑，但查尔斯·迪利完全打破了类似惯例，他的言谈风趣生动，声音缓慢，略微沙哑。每当碰到一些复杂的经济案例，他的首选是形象叙述。

　　为何选择中国？

　　１９７８年，查尔斯·迪利到香港工作，趁着假期，在１９７９年，他第一次到了广州、南宁、桂林等中国华南地区，那年，他是２８岁的年轻小伙子，“那时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很大，但中国人非常勤劳”。

　　现在，他常有机会往来京沪等地，发现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变化，“我可以说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特别是中国的大城市，与西方的差异变小了，说英文的人也越来越多，在上海，也经常能看到星巴克、哈根达斯等店铺，这充分体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

　　成立于１９１９年的ＣＩＭＡ，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目前拥有１５．８万名会员与学员，遍及１６１个国家和地区，在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香港与大陆等地均有分支机构或联络处。

　　查尔斯·迪利介绍，ＣＩＭＡ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专注于财务领域的管理会计资格认证的机构，目前，管理会计师在企业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ＣＩＭＡ的认证课程，涵盖了部分基础会计内容，但着重于变革管理、战略制定、操作执行层面。”

　　查尔斯·迪利转向窗外建筑物参差比邻的浦东，比划着手势：如果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比作一艘船的船长，管理会计师就是水手，“船长要决定航向、起锚时间；水手要告诉船长，船的位置、航线。”

　　在他看来，作为船长的ＣＥＯ要制定公司的战略与发展方向，而作为水手的管理会计师要从财务角度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使公司能够实现既定战略。

　　“如果风和日丽、风平浪静，航行很容易；但如果要在风高浪急或漆黑夜晚航行，就相当困难。今天全球的商业环境瞬息万变，竞争日趋激烈，消费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很强，这好比一个风浪中的航程，要想顺利到达目的地，除了有船长的明确指挥之外，还需要水手的准确引导，帮助船只穿越风浪。ＣＩＭＡ正是培养这样能抵御风浪的管理会计师，帮助公司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强调。

　　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查尔斯·迪利迄今已担任了７年的“船长”，１９７４年，他始获ＣＩＭＡ的特许会计师资格，但直至４年前，ＣＩＭＡ的航船才开进中国，查尔斯·迪利却认为时机正好，“中国以前靠低成本竞争，但现在越南、印度等地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低，要和这些国家进行竞争，中国一定要靠管理会计提升企业运作的效率，靠高品质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竞争。”

　　在他看来，在七八十年代甚至９０年代早期，中国的确亟需优秀的财务会计人员，“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在财务方面主要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确保财务会计的记账很准确；其次是要确保审计能将账本审得很正确，确保有精确的财务信息，以预防欺诈行为的发生，使经济具备健康根基；但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要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就一定要创造价值，而不仅仅依靠低成本去竞争。”

　　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开始，中国开始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查尔斯·迪利认为，中国本土企业要想在海外上市还将遇到不同的监管体系与会计标准的障碍，“但中国现在已采用了大多数的国际审计准则，并在逐步实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这个步骤非常理性。当然，中国本身的法律环境进一步完善还需要一个过渡”。

　　ＣＩＭＡ“摇滚明星”

　　一项来自著名财经猎头公司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ｌｆ的调查称，ＣＩＭＡ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会计师职业资格，其管理会计师在欧洲年薪超过８．７万欧元（约９０万元人民币），在中国年薪已超过３５万元人民币。

　　“每个接受培训或获得资格认证的人，都会想这个认证对他的职业生涯到底有何贡献，这个价值一是指工作满意度，另外是可以给他带来多少收入的增加。”查尔斯·迪利解释，他们将一些杰出的ＣＩＭＡ会员称之为ＣＩＭＡ的“摇滚歌星”级人物，他为此罗列了一串名单：英国最大连锁零售商ＴＥＳＣＯ的ＣＦＯ安德鲁·希金森（Ａｎｄｒｅｗ 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全球第一大烈酒集团Ｄｉａｇｅｏ的ＣＥＯ保罗·华尔士（Ｐａｕｌ Ｗａｌｓｈ）、全球著名私募基金管理公司３Ｉ的ＣＥＯ叶博笙（Ｐｈｉｌｉｐ Ｙｅａ）……

　　“这些‘摇滚歌星’级会员，他们的收入可以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中看到，都是百万英镑，约１４００万元人民币。英国平均年薪约为３５万元人民币，ＣＩＭＡ会员的平均收入大概是英国平均年薪的３倍，约为１００万元人民币。当然，不同的国家，倍比数肯定各不相同。在中国，我相信ＣＩＭＡ会员的收入肯定是要高出很多倍。”查尔斯·迪利说。

　　目前ＣＩＭＡ分别有基础级、管理级、战略级三类考试，ＣＩＭＡ中国首席代表李颖告诉记者，三类考试所有费用近１０００英镑，约１．５万元人民币，“学员如果之前已取得中国的ＣＰＡ（注册会计师）资格或有相关会计背景，完成学业可能需要一两年；如果没有相关背景，可能需要三四年。”

　　美国《商业周刊》最近推出了一份“最佳职业生涯启航处”排名，出人意料的现象是，会计师事务所跻身前列，德勤、普华永道和安永包揽了前三甲，毕马威则向上攀升了四位；而美国整个会计行业都正在疯狂争抢那些最优秀的毕业生。

　　“管理是充满挑战的，因此特别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并且对他们进行培训。”查尔斯说。

　　他介绍，ＣＩＭＡ是英国会计师认证的首选，在英国上市的百强公司中，有相当高比例的会计师是ＣＩＭＡ会员，一些在英国有业务的美国公司，比如福特、ＩＢＭ、普华永道等公司，也非常推崇ＣＩＭＡ的认证，“还有，我们非常强的优势是在英国的政府部门和公有部门”，查尔斯代表英国财政部主持了一个专题研讨，主题是如何将世界一流的评估体系引入公有部门以提升效率。

　　相对而言，ＣＩＭＡ在中国的认知度还有待提高，但其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密切合作已经愈加明显。２００５年，著名咨询公司埃森哲（Ａｃｃｅｎｔｕｒｅ）继壳牌、福特、联合利华之后，成为第四家在华取得年度最佳雇主奖的跨国公司；今年，包括中兴通讯、李宁公司在内的中国本土企业首度获此殊荣。

　　　 “我们对这些公司都有一定要求，他们要有完备支持员工发展的计划，也要给员工财政支持，比如报销一些相关费用，在工作中给他们一些假期、多给他们不同项目，让他们在工作中学以致用。”李颖介绍，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愿意出资为员工提供培训，希望通过ＣＩＭＡ这样的认证来提升员工的整体素质。

　　立法监管与风险控制要平衡

　　对于会计师行业来说，有一类风险是悬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公司出了问题。

　　比如安然事件，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下旬，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承认，自１９９７年以来，通过非法手段虚报利润５．８６亿美元，并在与关联公司内部交易中，不断隐瞒债务和损失，管理层从中非法获益。安然很快申请破产保护，安然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破产案（安然鼎盛时曾是美国第七大公司），至今余波未平。

　　安然丑闻也给负责对安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安达信（当时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带来灭顶之灾。在安然，安达信２０００年获得的咨询收入高达２７００万美元，审计收入达２５００万美元；调查发现，安达信竟销毁大量相关文件。安达信的声誉顿时一落千丈，最终不得不宣布破产。

　　自安然丑闻被曝光后，被称为“经济警察”的会计行业公信力受到诸多质疑。

　　“我们在一个市场环境中运作，风险无处不在，总有一些不诚信的人会想出一些坏招来，像安然等臭名昭著的财务丑闻都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出现的。”查尔斯·迪利解释。

　　“公众一般总觉得会计师值得信任，ＣＩＭＡ与国际会计联合会也一直在不断强调进一步提高会计师的职业操守。”在查尔斯·迪利看来，安然丑闻爆发后，整个会计行业都从中吸取了教训。

　　对安然事件的反思至今仍在持续，由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咨询与审计业务没有完全分开，这种缺乏独立性的结构，难免形成会计师事务所与客户过度亲密的关系。受安然事件影响，剩余的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也分拆了其咨询与审计业务。

　　查尔斯介绍，在２００３年，ＣＩＭＡ与国际会计联合会联合推出了一份调研，就公司执行力等问题对３０家公司做了访谈，考察了ＣＥＯ和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制衡、薪酬对员工的影响等内容。

　　“在战略层面上，主要讨论了三方面：一是公司对市场或对竞争对手没有深入了解可能造成产能过剩，这对股东价值最有可能造成损失；二，有可能犯的错误是，公司兼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调查显示，９０％的兼并都会损害股东权益；三，非常重要的是变革能力，作为应对策略，ＣＩＭＡ开发了一个企业应用工具‘战略积分卡’，让董事会可以看到公司在战略制定方面是否完善，帮助董事会更好地了解企业运作的环境，以及帮助他们在面临市场进入、企业并购等关键时作出更理性的决定。”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欧洲等不少成功的经济发展也是缘于市场经济。所以我们要在立法监管与风险控制方面取得良好平衡。”查尔斯对未来仍信心满满。

　　骑车到巴黎的英国会计师

　　２００６年９月，一个轻松的夏天，查尔斯·迪利熟练地骑了辆自行车，一路向东，从伦敦一直骑到了巴黎。这是一个特别的旅行，４天之内，他骑了约３００英里。

　　他的爱好是如此广泛：喜爱航海，每周会和儿子一起出海，并常参加一些航海比赛；属于耐力型自行车手；每周要打三四次网球；偶尔打打高尔夫，“当然，也许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高尔夫球手”，他的嘴角跟着上弯。

　　他正在阅读一本关于斯里兰卡的书，因为圣诞节即将去那儿度假，平时，他会选择许多商业类书籍；每个月，他都会去剧院看场演出，最近，他刚看了场关于《纳尼亚传奇》作者生平的剧目，“这个剧非常有意思，而且发人深省，也有点悲剧意味”，他如此评点。

　　查尔斯·迪利本人的职业生涯，似乎从未跟会计行业分开过。此前，他曾在著名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ＫＰＭＧ）工作了１４年，１９８６年他成为毕马威的合伙人。

　　“四大”的高压工作环境众所周知，但是查尔斯似乎并没有特别在意，“我的职业生涯一直是从事会计工作，我对这个工作也很有兴趣。成为毕马威的合伙人是对我作为会计师的职业生涯的很好认可，我非常高兴。”

　　但是，查尔斯·迪利并未止步于此，他更希望自己能直接参与到一个公司的运作中，直接为企业创造价值。１９８８年，他加入了Ｈａｍｂｒｏｓ集团并担任其财务董事，Ｈａｍｂｒｏｓ是当时英国最大的投资银行，约有１．１万名雇员。

　　　 “那时英国政府放开了整个金融市场，我们将它称之为‘金融大爆炸’时代，整个市场金融环境变化很大，能够从事投行业务令人激动。在９０年代中后期，很多英国的投行都被转卖给了美国人、欧洲人或南非人。”他回忆。

　　１９９７年，查尔斯·迪利来到了规模稍小的投行Ｇｒａｎｖｉｌｌｅ，那时他的主要工作是为Ｇｒａｎｖｉｌｌｅ找个新东家，１９９９年，他将Ｇｒａｎｖｉｌｌｅ“卖”给了Ｂａｉｒｄ，整合之后成立了如今的Ｇｒａｎｖｉｌｌｅ Ｂａｉｒｄ商业银行。在整合的一年中，身任该行资产管理部主席的查尔斯·迪利一直待在银行里。

　　等到合并结束的２００１年，他如释重负，“我认为自己完成了最重要的工作，应该转型了”。那一年，他５０岁，掌舵ＣＩＭＡ，他强调，“能成为ＣＩＭＡ的首席执行官是我有过的最好的一份工作，可以满足会员、学员与公司的需求，可以保护公共利益，让整个经济体系更健康。”职业满足感在他的神情中闪现。

　　在查尔斯·迪利看来，管理一个国际化机构可以将他之前职业生涯中的所有资源整合，他非常清楚自身优势：是经验丰富老道的管理会计师，对管理会计业具备深入洞见，可以胜任会计业的一些创新……

　　作为ＣＥＯ，他形容他的工作“事无巨细”，具体而言，“一是负责制定战略并将它提交到管理委员会，一般总能获得他们的批准；其次是负责执行，确保不断成功；再次是负责领导这个机构的运作、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并负责项目调研。”

　　在过去３年间，查尔斯同时是国际会计联合会的英国董事，并深入研究国际范围内的公司治理；但作为ＣＩＭＡ当家人，他自认最难的环节是“确保高效执行战略，并向所有人证明：我们学员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

　　这位生于伦敦，长于伦敦的英国人虽然过去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离开他的国家，但现在却常全球出差或旅行，“昨天我只睡了５个小时，当然我希望能睡足７小时。”他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个向后瘫倒在椅子里的动作，孩子般的调皮神情。

　　他有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虽然工作表总是满满，平均每周大约得工作６０个小时，“太太总是抱怨我在家里的时间太少，但因为手头事情实在太多，所以唯一做的只能是牺牲休息时间”；他很满意当前的生活，膝下一双儿女，２３岁的儿子是位律师；女儿马上２１岁了，在大学读社会学。

　　“当然，在我掏钱包时，他们肯定都觉得，我是个好爸爸；在我让他们打扫房间时，他们都会觉得，我是个坏爸爸。”查尔斯·迪利眉开眼笑。他没忘记，１１月２８日是女儿生日，“我很期待女儿的生日庆祝会。”爱意浓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