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工作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明年的宏观调控主调可能将“从紧”。
此外,鉴于美元急速贬值给人民带来的升值压力以及内部的通胀,增加汇率弹性似乎是必然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吸取日本当年错误的应对“紧缩”的教训。日元当年升值带来大批中小企业的倒闭,因此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进行的金融改革进入“脱媒”阶段,大型企业上市融资,导致银行争夺以土地为抵押的中小客户,酝酿了资产泡沫。
彼时日本和当前中国都处于内向性转型阶段,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提出要靠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但与当前中国的情况类似,同样存在流动性过剩、产能过剩和投资过剩,在这种背景下,由于日本内部市场较小,依靠内需变成了依靠基础设施和地产投资,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过多信贷酝酿了泡沫。可以看出,转型是需要付出经济回落的代价,会影响就业,而回落也制约转型的进展,所以说,转型需要一个经济稳定发展的环境,提供就业以增加民众收入,扩大消费,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市场潜力。
在产能和固定资产投资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紧缩状态下维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来自何方?当年日本在没有消费和投资潜力的情况下,刺激投资造成危害。中国不同于日本、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一些曾经发生过泡沫危机的经济体。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尤其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可以通过投资缓冲经济回落的压力,而且西部地区可以延续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此外,中国消费欲望和潜力巨大,但由于收入结构存在问题,有效消费能力较差,因此,通过对落后地区的投资以及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以刺激消费,可以带动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难以出现日本式的经济崩溃或者长期陷入萧条的状态。
与曾经发生过泡沫危机的自由经济体不同,中国拥有丰富的调控经验,可以通过对金融、土地等资源的垄断和对项目审批的干预来实施调控。其次,政府应该加大发展服务业的力度,在产业、税收以及金融政策等方面加以支持。在中国产能过剩以及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背景下,只有发展服务业才能起到拉动就业的同时又不至于再次引起产能过剩,何况,服务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比重偏低,过于依赖投资和贸易的模式不利于抵御经济波动。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最近表示,中国准备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在软件开发、离岸外包、物流服务等发展潜力较大的领域让外资充分参与,加快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有必要指出的是,服务业开放政策不能继续走对外开放对内管制的老路,应该充分对内部开放,引入外资加强竞争。
在扩大消费方面,政府已经拥有比较宽裕的财力对中低收入者进行补贴,并加强失业、养老以及医疗等保障制度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快相关改革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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