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不适时”也应推进价格改革

　　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后，市场对明年货币政策的取向早有准备。而新华社上周六引述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上的发言令人产生进一步联想。

　　马凯称，下一阶段，在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要着力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盲目扩张，加强重要商品的市场供求调节，防止物价水平过快上涨。

　　虽然媒体很关注马凯对货币政策的表述，我以为，更应关注发言者发改委主任的身份。这意味着，除了货币政策之外，不同形式的行政手段将受便宜行事之权，加大对商品市场供求调节和价格管制的力度。市场不会被取消，却一定会被约束。

　　10月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6.5%，再次达到近11年的高点。这说明小步收紧的货币政策和调控物价的行政手段效果有限，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更重要的，市场和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在增强。此情此景，把防止明显通货膨胀提升为明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之一，必要。问题在于，货币政策空间不断受到国内外环境影响。美元还可能减息，即使中国央行不加息，中美利差还是会被压缩。眼睁睁看着负实际利率继续从银行挤出居民存款，冲入已经钱多为患的资产市场，周小川还是要耐心等待伯南克的下一步（详见11月20日本专栏文章《货币政策“行到水穷处”？》）。

　　根据中国国情，当央行左右支绌，发改委便从旁支援，担当消防员角色。然而，即使物价“需要”干预，干预也应该审慎而行。同时，价格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不可动摇，逐步推进中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更不可因“不适时”而犹豫不前。

　　以成品油价格改革为例。1998年，中国正式引进与国际油价挂钩的定价机制，至2001年，挂钩对象变更为新加坡、鹿特丹和伦敦三地综合加权的“一篮子价格”，改革渐近突破。不过，2003年，发改委“暂时终止”了油价挂钩机制，欲等待国际油价平稳后，“适时”重启改革。而今，不仅“天时”不至，国际油价一路上行，“地利”又开始出问题，CPI不再低调，通货膨胀蠢蠢欲动。成品油价既需面对最终消费者，又需照顾下游产品价格，一发牵，全身动，维持“人和”也很困难。但是，成品油价格改革不能再等。加油站发生的短缺和排队还可以通过发改委、商务部连下四份通知而有所改善，国内油价扭曲造成的产业结构失衡断然无法靠行政命令修复。因为存在价格管制，消费成品油的企业、个人得到政府补贴，而政府补贴何尝不是取之于民？一面用补贴（可能是变相的，如减免税）扶持节能减排，一面用补贴支持石油消费，价格机制不改革的成本早已超过了改革的成本。

　　国际油价退烧、国内CPI恢复正常，确实能令政府放心把成品油价格更多交给市场决定。而如果完美的时机并未出现，改革也万不能一拖再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