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国际惯例”说事儿

　　日前，深圳航空、海南航空、四川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机票超售”补偿细则亮相，持“超售机票”被拒登机的乘客将可获得最低200元最高票面价格的赔偿。但作为国内三大航的国航、东航、南航，对此依旧没有开腔。

　　而在近日尘埃落定的一起机票超售官司中，终审败诉被判赔偿的南航依然振振有辞：机票超售是国际惯例，根本不存在违约问题。

　　国际惯例真是个好词语，多年来但凡在国内实施存在点阻力、缺少点道理的措施都被冠以“国际惯例”的名号推行。从固定电话月租到银行卡年费，从大学高收费到饭馆谢绝自带酒水，那汽油价更是一步没落地跟国际接轨。“拿来”的“惯例”多了，可又是怎么“拿来”的？

　　就说这机票超售，国外航空公司倒真有“超售”惯例，目的也是对付因乘客误机而造成的座位浪费问题。不过人家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事先告知——乘客在买票时，航空公司就必须说明机票存在“超售”，买不买由你。美国《联邦条例法典》规定，承运人要张贴“航班超售通知”，“通知”还得印在机票上，至少是在附随机票的另一张纸上。二是事后赔偿——所有因机票“超售”而被拒载的乘客都有权获得经济赔偿。被拒载的乘客在航空公司安排下乘坐另一航班，到达目的地时间比原航班晚一到两个小时之间，航空公司须赔偿乘客单程票的金额，晚于两小时，赔偿翻番。欧盟关于“超售”的赔偿则按航程计算，如航程在1500公里以内的短途飞行赔250欧元。

　　而到了国内，机票超售率由国际惯例的2%蹿升到了5%，且超售票和普通票长得一模一样，一旦乘客被拒绝登机，除了安排改乘外，没有任何确定的经济补偿（除非个别乘客告上公堂）。很显然，这样的国际惯例，是只保留了航空公司的“得利”，切除了“不利”，有好处就占，有责任就闪，当然不可能皆大欢喜。

　　而那些与“选择性国际惯例”的博弈，大都遵循一种规律：即政策背景、地方性航空公司“先行”、垄断型航空公司“失语”。比如机票超售赔偿的源起就是民航总局上月下发了《关于规范客票超售有关问题的通知》。这让人想起3年前的情形：2004年，民航总局出台《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无统一赔偿标准），结果只有深航推出细则量化了航班延误补偿金，而包括三大航在内的大部分航空公司至今只有《服务承诺》可循，其中无一例外地对航班延误后具体赔偿标准予以回避，结果造成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大多数人无法获赔，赔也没有一定之规。

　　“选择性国际惯例”有两个基本结局：一是“拿来”的是“有利”的，但未必是真的，通常都是缺胳膊少腿断章取义的。而机会主义是双向的，惯例出台后将出现纠纷高发期，比如曾一度频发的乘客“占机”、“霸机”。二是正版国际惯例中的“负责任”反而成了稀罕品，被作为“超前”的竞争手段推行，而欺客的大店依然保持缄默，用模棱两可的承诺来敷衍塞责，比如三大航的航班延误赔偿至今还是面目不清。

　　戴尔有言，不要过度承诺，但要超值交付。不知道这次的超售赔偿是又变成一笔糊涂账，还是如延误赔偿一样，成了半生不熟的烧饼，被热炒一阵又没了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