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薛兆丰（作者博客）

　　回家的路不好走

　　春运期间，火车票提价20%-30%。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乘客心理上只能接受10%左右的提价。传媒为民请命，发出“别老打乘客的主意”的抗议，认为铁路部门不召开几场“提价听证会”，不了解民情，就把火车票提得那么高，这样做不合理。

更令人沮丧的是，火车站附近的黄牛党活动猖獗。结果，乘客不仅要承受高额票价，往往还要和黄牛党周旋，甚至受骗上当。

　　回家的路不好走。这就是几乎每年都要大同小异地重播一次的“春运主旋律”。请大家注意，传媒反对提价、抨击黄牛党、为乘客打抱不平，过去一直是讨好广大读者的窍门。不过，恐怕现在另有一些读者，有兴趣看看不讨好的解释吧。

　　火车票提价不充分

　　首先问：谁是火车票提价的幕后主使？乘客可以拿块镜子出来看看，答案就在镜子里。

　　正是客流暴增，才导致了火车票涨价。火车票提价的幅度是多少，取决于客流增加的幅度，而跟乘客的心理承受能力扯不上任何关系。调查乘客对提价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者搞“提价听证会”，都是完全多余的，尽管这样的门面工夫，能够让一些老百姓感到安慰。

　　事实上，火车票提价的幅度还不够高！理由显而易见——因为黑市仍然猖獗。黑市猖獗，表明车票的定价偏低，所以炒卖车票才有利可图。如果铁路部门参照黑市的价格来提价，那么黑市就会销声匿迹；如果铁路部门的火车票定价过高，高到不合理的程度，那么就不仅没有黑市，还会出现售票处忙于“拉客打折”的现象。

　　黄牛党吃了谁的

　　只要票价过低，黄牛党就必然应运而生，而且驱之不去。不要责怪黄牛党，他们是应邀而来的。是过低的票价和过高的需求，邀请了他们。他们的确赚了钱，但他们赚的不是乘客的钱，而是铁路部门的钱。由于铁路部门的定价过低，所以黄牛党就分了一杯羹，但乘客付出的“总代价”不变。

　　只要客运班次不增加，只要供求关系不改变，那么无论票价高低，乘客所须支付的“总成本”是不变的。现在，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火车票的面值提价不足，于是，其他形式的成本便增加了。乘客为了得到火车票，除了要向铁路部门支付“未充分提价”的票价外，还要向黄牛党支付额外的“佣金”，并承担“反复周旋、讨价还价、鉴别真伪、受骗上当”的成本。乘客付出的“总成本”，是上述三项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第一项。

　　另一方面，铁路部门的收入减少了，国有资产流失了，流到了黄牛党的手里，也流到了为炒票活动提供方便和保护的人手里。可是，铁路部门为什么不充分提价呢？

　　不知道。可能是由于不了解市场，也可能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但无论如何，只要提价不充分，就必定会给黄牛党留出牟利的空间，给车站票务人员以及检察人员增加灰色收入。

　　不管怎样，过低的票价，请来了黄牛党。黄牛党及其合作者瓜分了本来属于铁路部门的收入，而乘客的“总成本”则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改变。因此，铁路部门提价不足，并不是为民办实事，而是为黄牛党办实事。提价不足的火车票，就是给黄牛党的请柬。既然铁路部门要送礼，怎能怪黄牛党笑纳？

　　乘客喜欢怎样竞争

　　对乘客来说，恐怕大多数人更喜欢直截了当的价格竞争，而不喜欢充满艰辛和风险的其他形式的竞争。也就是说，恐怕大家宁愿开源节流，通过自己熟悉门路，多赚一点钱来购买“充分提价”的车票，而不宁愿冒险，为了购买“未充分提价”的车票，提心吊胆地与鬼鬼祟祟的黄牛党打交道。如果是这样，为了方便广大乘客竞争车票，也为了国有资产不至于被黄牛党瓜分，今年铁路部门本来应该参照往年的黑市价格，把票价提得更高。（《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2月5日）

 

　　康德未曾出远门

　　薛兆丰 （作者博客）

　　“实在需要”论

　　春节后本栏一篇《火车票价还不够高》，激起雪片般的批评，而最早一封信是我父亲写来的：表面上，火车票价足够高，就不会有炒票现象；而羊胎素也如是，幸好它的价格不象雪花膏，否则也会发生排长队挤伤人的事故。但细想却不然：没有羊胎素，社会不会动乱；但回家过年，百万民工可没有选择余地！所以，羊胎素的贵与火车票的贵看来就有质的不同……

　　后来接到的来信，大半都是这种“实在需要”论。我给父亲回信说：什么是生活必需品，那是很主观的定义。康德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可他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几里地；歌德把阿尔卑斯山描绘得有如仙境，可他从未去过；硅谷是美国高科技工业的心脏，可那里因为缺乏电力要歇业；非洲无数儿童患上爱滋病绝症，但如果强迫西方的药商降价，就会打击他们继续研究的热情。

　　这个世界“实在需要”的东西太多，每个人的要求都是那么有理、那么迫切、甚至催人泪下。现实可能不受欢迎，甚至令人憎恶，但经济评论的任务，应该是客观地解释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给读者发送歪曲的信息，流于用一相情愿的愿望来博取读者的欢心。而现在的现实是：就算把票价压得再低，也不能增加哪怕一张火车票！父亲，您的好心，并未做成好事。

　　短缺和过剩的唯一原因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所以世界上的经济商品永远都是稀缺的。这是世界的基本现实！何止火车票，还有纯净水、住宅小区、心脏搭桥手术、上网电脑、甚至徐静蕾和崔永元，都是稀缺的。

　　虽然如此，但只有当商品的定价失当时，才会——而且必定会——引起危机。很多人认为“短缺危机”的原因是商品供给不足。错了！商品从来未曾充足过，不过，危机倒也不是总在发生。只有当商品的定价过低时，才会发生“短缺危机”。价格一旦调高，“短缺危机”就马上消失。宝马轿车和帕瓦罗蒂演唱会就是这样。

　　同样，商品的“过剩危机”，也不是由于商品供应过多造成的。除非商品的定价过高，否则不会发生“过剩危机”，因为经济商品永远是多多益善的。只要价格适当回落，“过剩危机”就会烟消云散。例如飞机票和彩电。

　　只有“价高者得”促生产

　　另外部分来信认为，打破铁路部门的垄断，从而增加运输服务的供给，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这个观点正确，但它离题了。那是“如何增加火车票”的问题；而我们原来的问题是“如何分配有限的火车票”。不管铁路是垄断经营还是开放竞争，都不得不面临“如何分配”的问题，因为经济商品始终是稀缺的。

　　王则柯教授主张用“火车票实名制”来遏止黄牛党，那他实际上是主张严格执行“先到先得”的标准了。这个办法好，因为有时间亲自提前几天排队的人会赞成。

　　但别的标准，也都能找到大批拥护者，那些标准包括按年龄辈份、或按职务高低、或按离开老家的时间长短、或按文凭证书的多寡等。有闲人士喜欢排队，年纪大的喜欢算辈分，官职高的喜欢比贡献，学历高的喜欢讲尊重知识，无非是这样。争论哪一种标准更“公平”，那是永远没有结果的。

　　竞争标准一旦确定，就有某种人要胜出，某种人要落败，此事古难全。而且无论采用哪种标准，都要浪费一定的竞争成本。若要排队，则浪费了时间；若以年龄、职务、学历为标准，则不仅要浪费填写表格、弄虚作假和稽查核实的成本，还会吸引人们作无谓的努力，比如积极钻营做官，进修不必要的课程等。

　　在众多的竞争标准中，只有一种最有效、最不浪费，那就是“价高者得”。愿意出高价买火车票的人，他所挣得的钞票，是他在别的场合向社会其他人提供服务换来的。也就是说，他为争夺火车票而作出的努力，已经得到了社会其他人的认可。与此对照，“排队”和“写证明”之类的努力，却无法使别人受益。

　　分配有限的商品（如火车票）时，若要论“公平”，那么有九万种竞争标准，经济学无力表态，尽管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不过，他们的言论只代表自己，不代表经济学；但若要论“效率”，那么经济学证明，只有“价高者得”的竞争规则，才能减少浪费和刺激生产，从而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3月26日）

 

　　要我写篇《火车票价还不够低》吗

　　薛兆丰（作者博客）2005年1月23日星期日

　　如果说车票不涨价，是为了表演福利；如果说让几百万民工风餐露宿，目的就是选拔强悍者，卖票就要卖给这种人；如果说节前三礼拜就要不断跟好几个票贩子电话密切联系，说这增添节日气氛；如果说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时不时逼疯几个比较脆弱的，还能观看女士敞着门大小便，都是返乡旅途的余兴；如果说与其让几百万人在工厂干活赚钱买高价票，不如让他们站在火车站翘首以待带来的社会效益大；如果说铁路职工也辛苦一年了，得让他们和黄牛党串通挣点压岁钱；如果要这样，我没意见，真没意见。索性搞几趟“免票专列”，让满口仁义道德的兄弟姐妹们玩赏玩赏吧，要我写篇《火车票价还不够低》吗？

　　机票是个好对照。它先订最高价，然后淡季打折，没人有意见了。机票是实名制的，实名制的作用不是保证穷人买得起便宜票，而是保证乘客间不能直接转手机票，从而保证所有收入流入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合法的黄牛党）的手上。在今天美国，航空公司是自由竞争的，没有政府垄断问题，也没有价格管制问题，可机票价格秒秒波动，明明看好的网页，一眨眼就变价，航空公司和旅行社能宰多少就宰多少。他们兼并了黄牛党，他们就是黄牛党，黄牛党的功能还在发挥，这功能合法化了，机票价格能涨就涨，圣诞节是不是谁都回得起家？

　　我只字不提铁路的国家垄断特性。难以相信薛兆丰不知道铁路是国家垄断，难以相信薛兆丰不赞成开放营运业，也难以相信薛兆丰反对铁路私营化。但这些都跟火车票是否应该涨价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谈？我双脚牢牢站在地上，为什么非要我再拄根拐杖？这篇文章发表时，编辑还善意地建议我在文中加一段“民工们辛苦了”。是辛苦，很辛苦，那又怎样？

　　我感兴趣的现象是：在市场没人是傻瓜，没人做错；可一到公共舆论领域，绝大部分人都变得仁义道德起来，变得不可理喻起来。急了谁都会走后门找黄牛，谁的行为都一样，谁都是精明的，谁都不违反经济原则，市场中人是最不蠢的。没哪个想买车票而买不到的人会说：“咱就甭杖着自己多两个臭钱就去找什么黄牛党了，那可不是跟民工兄弟抬杠吗，火车票让咱富人高价买了，穷人咋办，还是把票让给他们吧。”

　　可一旦要发表意见，思维逻辑那是乱啊，调子那是高啊。为什么？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市场上的“行”与在人堆里的“言”那么不一致？因为前者自己要负责，后者不需负责；因为前者是照顾自己的利益，后者是照顾自己的形象；前者是“故意的有知”，后者是“故意的无知”，甚至是“故意的放肆”。这是我一向对所谓“民意”很有戒心的原因。

　　让我重复，火车票是个优良范本，能从中学到扎实的经济学思维。任何人，只要不带成见地思考，就能领悟。一旦领悟，将永久改变世界观，并丧失一些友谊。不高深，不需学历，不用操心弹性系数是否小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