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正幸：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道路

　　92800，是一个不容易记住的数字，但对于松下电器的第三代传人松下正幸来说，却耳熟能详、信手拈来，它代表着松下电器在中国大陆的人力资源规模。松下电器在全球33.4万职工中，中国大陆占据了27.8%，这也意味着，全球每四个松下电器职工，至少有一个在中国大陆。

　　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松下电器跟中国的渊源，刚好赶上了这个早班车。”在日本大阪松下电器总部所在地，松下电器副总裁松下正幸谈及松下电器在中国的发展史时，如数家珍。作为松下电器（中国）的掌门人，松下正幸的另一个使命是，继续壮大其外祖父松下幸之助在中国大陆开拓的事业。

　　在分析松下电器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壮大发展的原因时，松下正幸介绍说，得益于以下6个方面的“指导思想”：一是要开办受中国当地欢迎的事业；二是开展符合中国国家方针的事业；三是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四是促进技术转让；五是独立自主经营；六是培养中国当地企业管理、技术人才。

　　2002年12月17日，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正式转变为独资公司，英文简称也由CMC变为MC。公司从事业支援性公司变为地域统括性公司。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了13，692万美元。

　　此时，松下电器本部也刚刚经历了领导层的代际更迭。2000年松下幸之助的女婿松下正治转任名誉会长；森下洋一就任会长；前社长松下正治之子松下正幸就任副会长，并兼任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会长。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松下电器前两任会长松下正治和森下洋一分别获得了中方的赞誉：前者是“人民友好使者”，后者是“中日友好使者”。

　　作为松下家族的接班人，松下正幸将带领松下电器驶向何方？

　　《21世纪》：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松下是最早乘中国改革开放春风，进入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松下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国道路发展，存在着怎样一个关系？

　　松下正幸：非常荣幸的是，松下电器不仅见证了而且也是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对于我们来说，探索一条松下在中国大陆合作事业的共存共荣之路，是一直坚持不懈在进行的。1978年邓小平先生访问日本的时候，也访问了松下电视事业部。第二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始元年，松下就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随后在1979、1980年连续两年，当时的社长松下幸之助先生到中国访问，并受到了邓小平先生的接见。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松下与中国的业务主要是出口成套设备，推进技术协作，促成了150件家电、信息通信、零部件的业务。

　　松下电器在中国合作事业的飞速发展期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这个时期刚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加速阶段，开展合资业务、设立销售公司，是这个时期松下在中国的主要成就。整个九十年代，松下电器一共在中国大陆设立了36家制造公司、4家销售公司、1家物流公司。松下电器（中国）也于1994年在北京成立，全面拓展在华业务。

　　2000年之后，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化和全球化时期，松下开始在中国建立尖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基地。如2001年在上海设立的上海松下等离子显示器，这是松下集团唯一的PDP海外生产据点。此外还设立的5家研发公司。

　　经过30年的发展，在中国松下目前已经有80个当地法人实体企业，其中59个是制造工厂。在中国的规模：2006年销售额8245亿日元，折合人民币525亿元。雇佣职工92800人，今后从业人员还会不断增加。

　　《21世纪》：外界评价说，松下中国是一个成功的企业，你们是怎么样评价松下在中国的发展之路？

　　松下正幸：我们并不认为松下在中国已经取得了成功。松下中国要更加拓展现存的生产销售规模，所得收益进行再投资。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力量日渐增强，消费者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在松下生产方面不是所有部门都是自制，而是要分包给优秀中国企业来做。

　　今后的目标不是增加新的生产点，而是以提高产量，增加新产品为中心，在中国的业务开展以技术合作、合资、合办、研发为脉络逐渐深入。在中国拓展的资金以在中国的投资收益为基础。

　　《21世纪》：在松下全球的战略布局中，松下中国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松下正幸：松下的事业体制，目前主要包括AVC（网络事业领域）中的固定通信、移动通信、汽车电子系统；家电事业领域的家电、住宅设备、保健器材、照明、环境系统；元器件事业领域的半导体、显示器元器件、电池、电子部品和马达。2006年度的销售额是91,082亿日元，将近6000亿人民币，中国市场大概只占其中将近10%的份额。

　　哪里有市场，松下就在哪里生产和销售。世界各地都是松下的重要市场，他们在增加海外生产销售和研发都有重要作用。中国希望企业到中国投资，但是松下作为一个企业来讲不是仅在一个国家投资，而是要考虑在各国投资的整体效果。比如迄今为止的各地区业务，如果对整体效果有不良影响的话，会毫不犹豫地停止。今后也会考虑在中国或东南亚继续投资，可能重新分配其业务分担的比重，从整体来看在中国的投资扩大是不容置疑的。

　　《21世纪》：松下在中国的员工录用体制是什么？在松下的研发体系中，中国员工是什么样的作用？

　　松下正幸：松下的技术人才招聘服务于松下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如松下将其数字网络领域的软件开发据点放在了大连，成立松下软件开发中心大连公司；此外在天津成立松下汽车电子开发公司，作为松下连载电视、定位仪的国际开发据点。

　　因此目前尝试的是，松下中国主要是通过与中国的大学的协作，来录用技术人员。松下与大连理工大学和吉林大学合作，以大学三年级学生为对象，开设了松下专用班级，目的是确保稳定的软件技术人员。专用班通过松下集团的专用课程，培养可以开发嵌入软件且日语流利的人，确保毕业就可以使用的人才。这是松下技术人才录用的尝试。对于松下来说，目前还在北京、大连、苏州、杭州、广州设立招聘中心，建立松下的人才录用体制。

　　《21世纪》：松下中国在中国的合作事业，遵循什么样的法则，有评论说与松下合作，要准备被多方面审查？

　　松下正幸：是的。松下在采购前要进行事前审查。以赞同松下的经营理念、理解CSR（企业社会责任）为前提。总的来说，审查是必须的：满足要求的质量和确保安全性、有竞争力的价格对应能力、遵守指定交货日期、利用IT的应变能力、优秀的技术、开发能力、稳定的经营基础、考虑环境、遵守法律和社会规范、保守重要信息机密、考虑劳动安全生产等。通过在开始交易前的多方面的审查，是为了在工程交易的同时，推进双赢。如实施环境质量保证体制评价，2005年就有7700企业参业，2006年这个数字攀升到了9000家。

　　《21世纪》：在日本国内，对企业的环境责任要求非常严格。在环境、节能减排方面，日本企业在本国都做得很好。目前很多跨国公司被暴露在中国的行为，与其一贯的行为并不相称。那么到中国后，松下会不会放松要求？

　　松下正幸：今年9月26日，中国环境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包括政府官员在内有240名与会者参加。松下在会上做了中国环境贡献企业宣言：以实现高环境性能工厂为目标；减轻工厂对环境的负担；提高工作人员环保意识，积极参加对社会有贡献的环保活动。

　　说到环境标准，松下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更严格的标准：比如节能率，在其他地区每年下降3.5%,但在中国，我们的目标和要求是5%。

　　此外，通过中日韩三国的学者，松下推动了黄海生态区支援项目，主要针对黄海生态区中，多种生态与灭绝危机物种、哺乳动物、鸟类（候鸟）、鱼介类、植物等进行保护。

　　总的来说，松下将坚持与中方供应企业共享特殊有害物质情报，提高供应商的环保意识；做出适合中国的再循环系统和节能系统，与中方企业合作时提案给他们；以发达的节能技术为基础，为中国节能程度提供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