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人民币汇率困局

　　当前我国的许多经济问题都与流动性过剩有一定的关系。流动性过剩，一方面与石油美元泛滥、美国贸易和财政双赤字、日元长期零利率等国际形势有关；另一方面与企业和居民财富的长期沉淀、与我国贸易顺差过大、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有莫大的关系。

　　汇率问题已陷入困局

　　针对双顺差所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在浮动中逐步小幅升值的策略，但这种策略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已带来较大的挑战：由于人民币升值的方向及幅度基本可以判定，因此，抛售外汇、购入人民币的风险很低，但汇兑收益却完全可以锁定。这就导致全国的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在结售汇方面的动作均高度一致，即一面倒地抛售外汇、推迟购汇、借入外汇债务、增持人民币资产，以致净购汇方自2003年以来只剩下中央银行一家。

　　这种因一面倒、明确的心理预期而引发的寻求汇兑收益、规避汇率风险的资金交易，实际上比各类媒体炒作的所谓热钱，对国际收支顺差及流动性的影响要大得多。事实已经证明，小幅升值不仅遏制不了贸易顺差，反而会刺激更多的资金流入境内。面对不断膨胀的贸易和国际收支顺差，央行在购汇时不得不大量投放基础货币，虽然部分货币已被央行票据所对冲，但货币投放量较大的事实仍然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现象，容易引发通胀及资产价格上涨等一系列经济问题。

　　但如果我们采取一步到位的大幅升值的策略，则后果同样难以预料。以日本为例，1985－1989年日元每年的升值幅度都很大，基本上达到了每年20％－30％的升幅。历史证明，日本一样解决不了贸易顺差扩大、升值预期持续及资金流入等问题。当时，尽管日元升幅每年都达到了美国政府的要求，但每次大幅升值之后，美国在汇率方面的要价就会继续提出，并相应大幅提高，以致日元的升幅一直无法填饱美国政界、商界的胃口。如果我国在美方的压力下将人民币大幅升值，也可能陷入与日本一模一样的困境。

　　由此可见，无论是人民币小幅升值还是大幅升值，单靠汇率政策是无法解决升值预期、资金流入及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要想从人民币汇率问题中解套，我们必须在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同时，更加重视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更加重视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并从汇率以外的地方着手，寻找解决问题的综合性办法。

　　另外，从计算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方法看，购买力平价理论是有严格前提的：即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价格真实反映成本、能源原材料及商品可以跨境自由流通、信息必须完全透明等。从市场化改革的前后顺序看，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机制也必须以市场经济和生产要素市场化为基础。离开了生产要素市场化及要素价格的真实性来寻求均衡汇率和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实质上是不现实的。

　　非常值得政府及学界思考的地方是：在我国，生产要素价格恰恰是被严重扭曲的，市场化程度恰恰是比较低的。我国企业的出口商品实际上并未真实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在此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国会以购买力平价推算出人民币应当升值40％的理论基础显然是不科学的，我国推进汇率浮动机制改革的市场化基础显然也是残缺的、不扎实的。

　　生产要素价格严重扭曲

　　2007年1－10月我国贸易顺差高达2315亿美元，而2006年全年仅有1775亿元，2005年更只有900亿美元。贸易顺差逐年惊人地放大、中国的出口产品成为全球廉价商品的代名词，究其原因，关键是我们的生产要素价格没有市场化，成本太低，企业大量的个别成本可以不受约束地转化为社会成本和未来成本。

　　第一，企业社会保障成本外部化。

　　与发达国家相比，低工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不能也不应该意味着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否定。由于劳工保护较差、社会保障严重不足，企业有机会将这部分成本外部化，并由此带来较高的盈利。而在这当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广为人知的农民工问题。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缺失、劳动法和最低小时工资制执行不力、住宿条件和劳动生产条件差是我国企业社会保障支出外部化的重要体现。

　　不仅农民工如此，我国企事业单位对在编职工也未建立与市场平均薪酬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及企业盈利水平挂钩的正常的薪酬调整机制。这就直接导致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3.44%滑落至2005年的42.4%，整体下降幅度高达11个百分点。实际上也意味着企业的资本利润吃掉了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应得收入，损害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

　　社会保障支出的外部化虽然创造了许多企业的低成本和高盈利，但却将企业内部的社会保障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又造成了贸易顺差的急剧膨胀，使中国成为全球反倾销和贸易摩擦的首要对象。与此同时，社会保障支出的外部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过高的储蓄率，导致中下阶层民众的消费明显不足，并成为产品外溢、内外经济失衡及国际收支大幅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企业环保成本外部化。

　　目前我国环保制度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与之配套的司法体系、行政体系均不够健全。出于追求经济发展政绩的需要，地方政府执行环保制度的积极性也普遍不高。从总体上说，在我国企业排污成本远低于治污成本，以至于相当数量的企业选择排污而不是治污。

　　因此，我国已有三分之一的河段、75%的湖泊受到污染，饮用受污染水源的人口已高达3亿多。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中，中国已占了七个。另据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我国2004年环境退化成本高达5118亿元，治理成本高达2874亿元，合占GDP的4.13%，而这还远未涵盖整治环境污染的全部成本。企业环保成本外部化，其当期的影子成本和将来治理污染的成本都转移给社会来承担。竭泽而渔，使政府及子孙后代不得不付出高昂得多的治污成本，并由此带来了怪病增加、生活质量下降、国际收支失衡及贸易争端激增等一系列问题。

　　第三，土地、水、电、油等资源价格偏低。

　　同时，一些重要资源如水、电、油的价格均未反映真实成本，未完全实现市场化运作。比如，煤电联动政策长期得不到落实，石油价格未如实反映国际市场价格。在政府管制下，因境内油价低于境外市场价格，南方竟然发生了大型国企私自向香港售油、涉嫌非法买卖外汇的违规事件。

　　同时，工业用地价格低廉已经成为其招商引资的重要法宝。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对工业用地长期实行零地价或低地价的政策。有的甚至实行“重外轻内”的土地政策，外资享受的地价要大幅低于中资企业所付出的价格。

　　在苏州、东莞等非常宝贵的平原地带我们可以看到，中外资企业的厂房一般都只有1－3层，而在把土地当宝贝的香港、新加坡，厂房楼层一般都在20层以上。而对土地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的廉价及粗放式使用，正是我国出口产品成本较低、贸易顺差和汇率问题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之一。

　　第四，外商投资企业及出口产品的税负过轻。

　　外商投资企业或其境外关联企业在华所获巨额利润，一方面来自被严重低估的生产要素价格，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家 “两免三减半”的外资优惠政策。近三十年来，“两免三减半”的招商引资策略，在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外资创造了税负成本最小化的有利条件。

　　据前几年的广泛调查，外资避税主要通过设立新的外商投资企业，让老外企由盈转亏、让新外企利润率高企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也有些企业采取转移价格和关联交易的手段，将境内外成本转嫁给老外企，将利润转移出境，以便使老外企少交或不交所得税。所以，即使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亏损面达到60％，但外商投资却出现长亏不倒、越亏损越投资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诱导许多中资企业将自身变身外商投资企业。如果这些假外企也使用上述逃避税收的办法，将对我国的税基构成持久的较大损害。

　　除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外，我国的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政策，也是导致出口产品税负较轻的原因之一。东莞等地的部分“三来一补”企业实际上仅仅是境外企业设在境内的一个加工车间，属于非法人经营主体。在税费方面，它们一般以向中方商务单位或地方政府交纳管理费为主，而增值税则基本免征，所得税也仅按工缴费的5％来征收。这种制度设计人为压低了产品的真实成本，不仅不利于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也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升级换代及民族工业的成长。

　　双管齐下调控汇率

　　很显然，我国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是比较低的，价格体系已被严重扭曲，由此已经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第一，单靠人民币升值，我国是无法解决贸易和国际收支严重失衡问题的。汇率升值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顺差的压力，但肯定会进一步刺激境外资金的流入，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现象加重。与直接通过人民币升值、提高出口产品成本相比，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目的不同，效果肯定也明显不同。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不仅可以提高出口成本、减少贸易顺差，还可以达到保护环境、保护劳工以及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目的，其社会效应是与汇率变动完全不同的。不仅如此，从日本的经验看，无论是小幅升值还是逐年大幅升值，都无法有效减少贸易顺差。这就说明，单靠汇率升值的做法是无法解决贸易顺差背后的经济结构和深层次问题的。

　　第二，在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同时，政府应当优先做好生产要素价格合理化的工作。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是汇率市场化的基础和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前提条件。生产要素价格被严重扭曲，成本过低，是目前贸易顺差过大以及流动性过剩的症结所在。它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将生产要素价格合理化、市场化，既是疏通汇率、利率传导机制的需要，又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在生产要素价格合理化的同时，政府应当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及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众所周知，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并对通货膨胀构成一定的压力。但与此同时，出口顺差减少，热钱流入减少，流动性泛滥的情况有所改观，反过来也可为偏热的宏观经济降温，进而有助于缓和供求关系，降低CPI的增幅。即使如此，政府在政策度量上仍然需要把防止通货膨胀加剧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政府在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工保护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并强化其执行力度的同时，应当实施偏紧的货币政策，确保人民币正利率，并通过人民币的适度升值来降低资源、原材料及商品的进口成本，以使通货膨胀保持在相对温和的水平范围内。另外，政府还应当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正常的加薪机制，并加大对粮畜生产及贫困阶层的税收支持力度，以减缓通货膨胀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使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率一直高于CPI的增幅。

　　（作者为央行反洗钱中心总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