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开东部农民财产性收入“三重门”

　　编者按：

　　呼应国民向小康社会整体迈进的新趋势、新期待，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写进党代会报告，百姓进入理财新时代，根据统筹城乡的科学发展理念，这一命题同样适用于农民。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居民的投资热潮也激活了不少农民的理财冲动。相当一部分在投资理财方面先知先觉的农民，已不再单单靠传统种植业发家致富，而是广开多种理财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迈过小康，跻身富裕群体。半月谈记者最近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联合调查显示，购买基金（股票）、土地升值和股份合作这3条渠道，为东部先富农民叩开了财产性收入的“三重门”。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在改变部分东部农民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同时，也在频频刷新他们的市场风险意识、财富观念和利益诉求，开辟了底层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一条新渠道。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全国9亿农民群体，能够产生财产性收入的财富微乎其微。占绝对多数的农民还是靠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国家统计局2007年10月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为84元。

　　那么，十七大以后，广大中西部地区如何突破种种瓶颈，积极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无疑已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的新突破口；成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

　　农民变股民（基民）：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句城市居民的流行语如今也成了一部分农民的口头禅。最近两年，股票、基金、债券、期货等投资品种受到追捧的热度空前高涨。截至2007年12月初，沪深两市的账户总数超过了1.3亿户，基金账户总数也超过了9000万个。东部农民的投资理财热情也被点燃，纷纷加入到这支浩浩荡荡的理财大军中。

　　股票、基金刷新东部沿海农民视野

　　30岁的浙江淳安县农民方建飞现在每天工作之余多了一项爱好，买张报纸翻看一下它的证券版。2006年以来，在杭州开出租车的方建飞突然发现广播里谈股票的节目多了，卖炒股软件的广告也多了。拉客人时，还时常会有乘客跟他谈起股票。“看人家得意的样子，好像都挣了钱。”方建飞有些心痒痒了。

　　2007年7月，方建飞和老婆拿出了部分积蓄，交给在炒股的小舅子算是入了市。“我高中毕业，看不懂股票，反正有小舅子帮我管着。”方建飞说，“女儿还小，有些钱还用不上，存着也是存着，买买股票说不定还能多挣点钱。”在和半月谈记者交谈时，虽然会弄错一些金融术语，但方建飞嘴里还是蹦出了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高负利率等词汇。

　　在杭州沈家桥村的老谢眼中，方建飞不过是股市菜鸟。经历过上个世纪90年代股市大起大落，老谢原本对股票已经伤透了心，但是看到2007年年初的股市那么红火，还是忍不住入市。

　　浙江农民中基民、股民激增的背后，是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来自浙江省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前三季度，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7779元，增长1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8%。预计2007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在8000元以上。

　　同在长三角，江苏农民也不甘落后。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东亭社区居民过明华2001年就开始炒股，前后投入了15万元。“我老婆还买了10万块的基金养着呢。”过明华说。锡山区统计局对东亭社区10户居民进行抽样调查时发现，10户人家中，有3家在炒股，其余几家多多少少都买了一些基金。该局农业统计科俞晓红告诉记者，现在储蓄存款已经不是农民投资理财的唯一途径。

　　相对于股票，基金似乎更受东部农民欢迎。“有钱买基金好，比存定期划算多了。”无锡市东亭社区80岁高龄的过老太，逢人便说基金好。2007年5月，在女儿的帮助下，过老太用3万元积蓄买了一只基金，3个月就赚了1万元。“我一夜都没睡着啊！”过老太在记者面前笑得合不拢嘴。

　　随着东部农民理财观念的觉醒，一些精明的证券公司也趁机将投资理财讲座开到了农村。家住杭州市萧山区闻堰镇的吴新明已经参加了好几场投资报告会。他告诉记者：“牛市就是要让钱生钱，钱放着不打理等于在亏钱。”

　　在江苏常熟市新港镇，镇上不仅开设了证券交易咨询点，还设置了大户室，许多农民朋友成了这里的常客。新港镇港南村村民杭雪刚几乎每天都要到镇上的证券交易点去。2000年那时候，农村炒股的人还很少，现在每天到镇上证券交易点的就有100多人。“现在更方便，上网就能完成交易，许多人就窝在家里炒股。”杭雪刚说。

　　潜力巨大，基数尚小

　　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户农村住户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2007年上半年我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3%。其中，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人均57元，增长22.4%。

　　尽管东部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正在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数依然很小。农村理财市场潜力巨大，但是潜力并不等于现实。在东部地区，从总量上来说，农村“股民”、“基民”并不多。

　　根据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的数据，2007年前三季度，江苏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有三大块：“土地征用补偿收入”、“租金收入”、“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土地征用补偿收入是其中最主要一块，占到财产性收入的34.3%，而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为29元，仅占17%。

　　分析农民投资理财产品较少的原因，无锡市锡山区统计局综合统计科刘义伟认为，除了缺乏理财意识外，还有农民总体收入不高、手上积蓄少、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因素。常熟市李袁村的农民2006年人均纯收入11800元，但该村会计陈建刚告诉记者，村民选择理财产品的并不多，“农民的钱不多，更求稳，不是肯定赚钱的事，一般是不干的”。

　　农村理财市场：一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

　　更多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育不良”、投资理财渠道不畅通，才是农民冷落金融理财产品的最重要原因。近年来，国内各大银行似乎都在有意与农村“疏远”，收缩农村网点，理财产品主要针对城市人投放，不愿意承担起对广大农民群众开展投资理财知识普及和教育的责任。

　　2007年6月，浙江省邮政储汇局在该省各农村网点首次代销基金，结果出现了农民排队买基金的盛况。仅在浙江省建德市，通过农村网点认购的某基金就达到4000万元，因排不上号而撤走的资金也超过了1000万元。谈起农民排队买基金时的盛况，浙江省邮政储汇局有关负责人连用了好几个“想不到”来形容。

　　可惜，如此庞大的潜在金融市场却没有引起国内金融机构的高度重视。就在村镇市场被一些中资银行视为“鸡肋”而纷纷退出之时，把本土化作为战略发展方向的外资银行却加快了“上山下乡”步伐。

　　2007年，汇丰银行已在浙江试点村镇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郑海泉说：“内地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广阔前景，但尚未完全开发，一定会为汇丰银行的业务发展带来新机遇。”（记者傅丕毅陶维洲 张道生）

　　土地命根子，巧变聚宝盆

　　农业土地股份合作社让农民变“地主”

　　“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还是要从农民的根本──土地上面想办法。”江苏常熟市新港镇李袁村党支部书记袁祖成循着这样的思路，逐步让农民变成了“地主”。

　　1999年初，李袁村首先将原由农户种植的160亩棉花低产田通过土地有偿流转形式集中起来，建立了“常熟市新港镇李袁高效农业示范园”，由本村农民季保兴承包，种植出口蔬菜。2002年，李袁村组建了农业土地股份合作社，村民以土地作为股份，交给村里统一经营。入社的农户不仅每年可以领取360元/亩的保底分红，而且从2003年开始，还能享受到每亩100元的二次分红。“2007年我们二次分红的数额还要有所提高。”李袁村会计陈建刚告诉半月谈记者，“我们村现在还自己种地的农户已经几乎没有了。”

　　目前，江苏的苏州、常州、扬州等地都建立起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了解到，2007年前三季度，江苏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呈现加快增长态势，人均达到170.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0.5%。

　　但是，东部地区在推行农村土地“股改”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征地价与土地量化折价相差太远，股东无法接受，极易产生社会矛盾。其次，因土地开发经营权归属问题也会产生矛盾。在一些村，股份合作社认为量化为股权的留用地，村民可以在符合城市总体建设规划的前提下自主开发经营，而当地有关部门却认为应由开发区或开发公司经营。

　　另外，农村股份合作社“身份”尚不明确。一些干部认为，股份合作社是一个新事物，它究竟是社区团体，还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目前性质尚不明确，需要尽快加以立法规范。有的合作社没有去工商部门登记，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经营主体资格，如果涉及经济纠纷打官司，肯定要吃亏。股份合作社是否具有村务管理职能也是一个问题。在许多村，村委会主任的名片上同时也印着“股份经济合作社主任”的头衔。

　　农村建设用土地入市流转，企业、集体、个人“三赢”

　　长江电器厂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一家小家电生产企业。在3年时间里，这家公司的销售额从500多万元猛增至8000万元。总经理王明盛告诉半月谈记者：“能在扩产时顺利找到发展所需土地，这是企业实现飞跃的一大关键。”

　　3年来，这家企业所在村将4000多平方米的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入了这家企业的股，当地农民从企业发展中获得了可观的分红。

　　顺德区乐从镇罗沙村村民李鸿强告诉半月谈记者，每年村集体通过土地出租获得租金收入少则500万元，多则上千万元。利用集体土地流转的收益，村里投资2000万元，兴建了小学、幼儿园、文化中心、公园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大量非法入市流转，在当时的广东土地市场上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这种流转由于没有规范管理，农民利益受损现象普遍。早在2001年，广东省便在全国率先试水“农村土地入市”，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工作。2001年10月，顺德区被国土资源部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列为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城市。

　　“顺德实验”的基本做法是：坚持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原则，充分体现农民集体对其所有的土地拥有使用、占有和收益、处分的权利。坚持用途管制原则，只有依法办理了用地手续的集体建设用地才能进行流转，集体农用地不能直接流转用于非农业建设。坚持稳定房地产市场原则，规定流转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直接用于房地产开发，农村住宅不能流转。坚持公开原则，规定必须在土地交易中心进行公开交易，防止暗箱操作。

　　顺德区龙江镇仙塘村自开展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以来，流转用地占全村工商业用地近30%，土地流转和物业出租的收益每年平均达800多万元。

　　2002年年底，“顺德实验”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和验收通过。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05年6月，广东省政府正式颁布《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明确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出资），以与他人合作、联营等形式共同兴办企业，视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这意味着，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将视同国有土地，可以合法入市流转。这便打破了“非经政府征地，任何农地不得合法转为非农用途”的传统，代之以一个征地制与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制并存的新时期，被专家学者们誉为“一项探索性立法，开创了全国的先河”。

　　广东省副省长林木声指出，广东省大力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工作，就是要盘活农村集体土地资产，增强农村集体组织的实力，增加农民长期稳定的收益，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然而，要保证农民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土地流转中还需要完善很多环节。如不少业内学者专家就指出，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存在巨大的增值空间，农民除了享受土地经营收益外，还应享受土地流转产生的增值收益，但这在现实中如何保障却往往难以做到。

　　农民变房东，“房东经济”演绎新“72家房客”

　　“去了土地，还有房子。”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处韩原告诉半月谈记者，2007年前三季度，江苏农村居民人均房屋租金收入为57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9.9%。

　　“现在租房子可是不得了，一年收入10多万元的都有。”常熟市虞山镇安定村会计姚华芳说。记者在安定村看到，这里每户村民家的房子都是五六层的小楼，房主一般只住一层或者半层，其余全部出租。据姚华芳介绍，安定村620户人家，每家年租房收入平均要占到总收入的1/3，“还有不少人就是靠房租养活，家里住着"72家房客"”。

　　位于杭州市城西的城中村益乐新村，不少人家的门口挂着“有房出租”的小纸牌。半月谈记者跟着在村子中央小公园内晒太阳的李阿姨，前去她家参观。李阿姨家是一栋四层小楼，家人住二楼，其余几层则被隔成了大小十几个房间用于出租。李阿姨说：“我们家一个月房租收入大概有6000块，这样的收入让城里很多亲戚都羡慕。”

　　在江苏昆山市玉山镇新乐村采访时，记者发现该村3000人口，房客倒有11000人。海门市三星镇叠石桥家纺市场年交易量近200亿元，吸引4万多名客商和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当地很多农民成了“房老板”，每年房租收入过万元。

　　记者注意到，除个人出租房屋外，一些村集体向企业出租厂房，年终所得进行分红也让农民获利不少。在东部一些省份，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房东经济”蓬勃兴起。以浙江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该省目前有房屋出租的农户已近10万户，农民的年房租收入从数千元到几万元不等，“房东经济”已成了当地农民的聚宝盆。（记者陶维洲陈冀 傅丕毅）

　　“村资分离”，股份合作

　　浙江：“股改”让百万农民腰包鼓鼓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许多地方农村集体资产面临3种选择：一是成为“城中村”，土地被征用转为非农用地，农民靠出租房屋或打工为生；二是把集体资产卖净分光，大家各奔东西；三是实行股份制改革。浙江选择了第三种。

　　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向半月谈记者解释，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主要是指以行政村为单位，对原有村经济合作社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同时继续依法行使对原村级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

　　改革的重要环节是清产核资，然后将股权量化到每位社员身上。记者在安吉县递铺镇上郎村看到，股份量化情况、可参与量化股份社员的界定及相关办法都被贴在墙上。经过清产核资，村里摸清了“家底”，清收欠款800多万元，并成立上郎股份经济合作社，依法选出了董事会、监事会。

　　据浙江省农业厅统计，全省范围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2005年启动，到目前为止，已对795个村完成了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的改革，累计量化村集体资产近190亿元，享受股权的社员达102万人，百余万农民成为“股东”。在全省已实施股改的农村中，股份经济合作社全年分红5.6亿元，社员人均增收909元。

　　“我们的命运有可能从农村股改开始改变。”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不少村民对记者说。经过股改，航民村集体资产共量化为3亿股股权，村集体控股56%，其余44%量化到村民、职工和管理、技术人员。全村居民户均拥有40万股，每年都有分红。

　　但社员股东收入还远远不止于分红。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股改打通了好几个收入渠道：旧村改造后，社员股东有的分了好几套住房，将闲置的住房出售或出租，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有劳动能力的，还可以通过到企业做工、自谋职业等赚一份自己的工资；有一定家底和经济基础的，可以开厂办企业。

　　浙江农村社区股份制改革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改革。宁波市江东区东郊街道一位参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干部告诉记者，几年来，配合股份合作制改革，街道撤村建居，已将7000多名农民全部转为新市民，并随即进行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卫生管理一体化改革。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在考察了浙江部分地区后指出，浙江推行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同撤村建居、旧村改造结合在一起，让农民统一享受到城市公共产品服务。

　　“浙江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伴生的。这项改革并不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而是实现农民就地转化，成为资产的主人、城市的工人。”浙江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童日晖表示，现在就是要让转出土地的农民成为村集体资产的主人，获得较高的租金和工资，从而改变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收入来源的结构。

　　上海浦东：“村资分离”让农民共享集体资产收益

　　村级集体经济的收益自然要为资产所有者???村民所分享。但是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不少村级集体经济的运作权往往集中在村党支部或村委会，收益如何分配也基本上是村支书或村主任说了算。“看得见大伙的，拿不走自己的”是很多村民对村级集体经济的直观感受。

　　在上海浦东，截至2005年底，255个村的集体总资产约为87.1亿元。浦东村级集体经济，如今主要依靠房屋、建设用地出租和税收返还获得比较固定的收益，而且预期收益还在不断增长中。但就是这样一块可以称得上是“优质资产”的集体经济，过去在反哺农民方面却做得很差。绝大多数村级集体经济从未向村民分红，支付村干部工资、承担村里的接待费用等公共管理费用支出成了最主要的开销。

　　2004年～2005年，浦东新区在对当地村级集体经济进行审计时发现，有的村集体经济合同是村干部口头签订的，有的村有50多万元的现金白条抵库，有的村违规出借集体资金，产生坏账超过千万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村发展局集体资产管理处副处长杜永法说，“村企不分”体制带来诸多弊端：产权主体缺位，权能结构错位；新官不理旧账，容易产生短期行为；集体资产经营效益不够理想，资产收益不到位现象较多；集体资产收益用于村民公共福利所占比例下降。

　　为此，从2006年起，浦东新区开展了以“村资分离”为核心的村级集体经济管理体制综合改革，从体制上剥离村民委员会经营村级集体经济的权力，同时通过建立健全村级集体经济管理委员会，扩大村民对集体经济的发言权，使集体经济的收益能够真正为农民共享，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中新的稳定增长部分。

　　据杜永法介绍，“村资分离”可以总结为“三分开”：在职责定位上分开，村民委员会不再承担村集体经济管理职责；在管理组织上分设，通过选举产生村级集体经济管理委员会，作为村集体资产的出资人管理村集体资产；在管理费用上分开，村民委员会的社区公共管理与服务费用由财政和村集体共同承担。

　　同时，各村还成立了民主理财监督小组。“村干部的家属和亲属都不能参加监督小组。”曹路镇永乐村村委会主任曹克忠说，“过去，票据管理只要经办人员交村领导批一下就行，现在每张票据都要理财小组盖章才能报销。”

　　在已开展“村资分离”的浦东曹路镇几个试点村，记者了解到，村级集体经济收益，除按规定用于社区公共管理、服务及集体资产经营性费用支出外，其余部分用于村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规定办法共享。杜永法说，通过“村资分离”，浦东希望能够形成村支部统一领导、村民委员会负责社区公共管理与服务、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村级组织架构。

　　在“村资分离”的基础上，浦东又在一些有条件的村开展了村级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造。浦东新区合庆镇共一村最先完成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于2006年1月成立共一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从此成为股东。该集体经济组织拥有1.8万平方米的经营性厂房。由于靠近张江高科技园区，厂房出租率达到100%，每年为集体经济组织带来400多万元的可支配收入。

　　2006年，共一村村民孟关龙获得人生60多年来首次分红──1200多元。孟老汉对村集体资产的股份制改造非常满意：“现在好了，我不仅弄清了自己有多少股份多少钱，而且每年还能分红，资产还在不断增值，这对我们这些老年人来说最划算了。”（记者季明李亚彪 郑黎）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