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民工资之改革需要政府勇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显示,2002年以来,中国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工资收入排名前4位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分别实现了12%、20%、15%和16%的年均工资增长,其中后三个高收入行业的工资增长率显著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

　　不仅仅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从1990-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率从53.4%降到41.2%,降低了1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表明,中国GDP从1993年的35334亿元到2004年增长到159878亿元,增加了3.52倍;而同期职工工资总额从4916.2亿增长为16900.2亿,仅增2.44倍。这进一步表明,工资性收入加剧贫富分化是在工资性收入相对经济增长而不断缩水的情况下实现的。

　　垄断性行业高收入以及国家税收增速远远超过GDP说明,政府从市场得到的过多。而企业又依靠简单掠夺链条末端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利润,从而造成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工阶层收入过低。过多的财富向少数人和国家聚集导致国民消费力不足。目前,政府希望通过法规扭转这个长期缺陷:保护劳工权益的<劳动合同法>已经实施,<工资条例>、<劳动争议仲裁法>、<社会保险法>、<户籍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今年或相继出台。<工资条例>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支付机制,旨在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和欠薪等问题。"十七大"报告也曾提出"初次分配要体现公平"。

　　事实上,通胀导致生活成本的大幅提高,已经使工资水平增长进入刚性时期。而在当前农村,由于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农村工价涨幅更大。农村工价上涨促使他们对工作的选择性更强,降低了城市就业竞争力而推动最低工资水平上移。但是,中国正面临就业的压力,据测算,2008年是劳动力进入市场规模最大的一年,大约有2000万人,其中1000万人是初中毕业以下的人。包括劳动力价格在内的成本上涨,将削弱企业的竞争力,逼迫产业转型与升级。这将带来三个难题: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供过于求,产业升级对解决过剩低端工人就业不利;其次,由于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和公共事业不发达,大学生难以就业,去年约100万大学生没有找到工作;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增加了失业规模。

　　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的收入停滞是一个全球现象。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令全球的产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如中国),这也是一次工作岗位的全球流动,始自制造业,信息技术则将原来不可贸易的服务部门开始转包给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这对全球化命运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发达国家蓝领和中产阶级工资收入增长陷入停滞,甚至失业,对自由市场支持力发生变化,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成为西方各国迎合选民的政治主张。这对过于依赖外贸的中国来说,意味着出口放缓而大量产业工人失业。

　　产业升级、保护主义导致的出口放缓以及通胀等因素带来的是失业率增加,政府此时提高国民工资性收入的计划如何避免带来通胀、失业加剧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而目前政府的选择,是压制垄断行业的工资增长,尽量向广大中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政府在稳定经济和就业的艰巨任务面前,在包括自身参与的利益博弈之中,能否勇敢推进提高国民工资的改革计划而不是画饼充饥,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