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总理：改革开放是世界进步之源

　　 1月15日上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小礼堂发表题为《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的演讲。辛格在演讲中指出，过去几十年里，对外经济开放使中国深深受益，也使印度深深受益，而中国的成功是促进印度变化的一种动力。

　　近些年来，有关“龙象之争”的讨论层出不穷。有人看好中国：从综合国力来看，印度与中国还有较大差距；世界各国都感受到“中国制造”的实力；中国在人均收入、外商直接投资、成人识字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上也表现得比印度更为出色。也有人看好印度：印度的经济增长前景优于中国，印度将在未来迎头赶上，甚至可能超过中国；中国缺乏能够在全球市场获胜的企业，但印度在信息技术和生物制药领域却有能同欧美大企业竞争的公司；中国在现代经济的“硬件”方面出色，印度则拥有完善的金融制度等现代经济的“软件”。

　　必须承认，竞争并非对立。如辛格总理所说，今日中印两国都处于快速变革的时期，两个社会的中心任务都是发展，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无论谁比较有“优势”，对于另一方来说，都未必是坏事，前提是只要它愿意向对方学习，共同成长，将对方的优势变成自己的长处，以备各自转型之需。

　　今日中国人多谈自己处于一个过渡或者转型时期，西方也有学者指出“历史已经终结”。然而必须承认，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夸耀自己彻底完成了转型，解决了所有问题。早在18世纪，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就曾经谈法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为法国大革命的不尽人意苦恼不已。革命没有给法国带来预期的结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让法国重回专制。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圣西门等法国知识分子想到的是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道路系统、社会组织等等，使社会平稳转型。时至今日，尽管法国早已实现民主、自由，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会遇到新问题，为“法国病”所困的法国进入新的“过渡时期”。

　　显然，在经过近二三十年的融合后，老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真正区别显然在于操作层面的民主政治而非“问题”的有无。就在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国家借鉴民主、自由、人权与产权制度等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同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需要面对自己的新问题。不久前，美国也有知识分子鼓励资本主义升级。从“短缺与匮乏”的“资本主义1.0”时代到今天“过剩与铺张”的“资本主义2.0”时代，面对这个贫富分化与资源浪费积重难返的困境，资本主义必须升级到讨回公共权益的“资本主义3.0”的时代。

　　从这方面说，无论是印度、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转型并非只是历史的叹息，更是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气质，一种对现实困顿的心明眼亮；转型是人类未竟的事业，是需要人类不断完成的共同事业。无论是冷战时代的自我封闭，还是现在似有还无的“文明的冲突”，这种无谓的对抗并不能解决人类的当务之急，真正有益的仍是回到人的条件来思考人类文明。

　　制度不断升级是文明进步的法则。如果我们承认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就应看到任何国家的“操作系统”都需要顺势升级。21世纪，当全球治理的观念渐入人心，当政府不再靠着“敌对势力”操纵人心，这一升级过程必然是文明融会贯通、取长补短、共同成长的过程。

　　如果说改革为转型社会的成长提供了肥沃土壤，开放则为它提供了新鲜空气。尽管开放带来或这或那的问题，但有目共睹的是，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在积极融入世界、充分世界化的同时，不但没有形成“引狼入室”或“以身饲虎”的乱局，反而在一点一滴地收获历史报偿。“与世界接轨”是推动中国与印度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而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与印度同样因为开放而成为推动其他国家转型的外部力量。

　　这种开放，同样是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开放。在演讲中，辛格总理寄望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家和学者能够担起责任，通过思想和不同观点的自由交流，巩固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联系。历史一次次证明，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知识的命运，而知识的命运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与品格。从“诗圣”泰戈尔到“经济学良心”阿马蒂亚?森，从“圣雄”甘地和“加尔各答天使”德兰修女，印度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参与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更值得今日中国人努力与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