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发言

　　平新乔（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谢谢首都经贸大学，谢谢主席，我今天主要是来学习的，我主要谈几个想法，谈三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国有国资的企业，尤其是“十七大”提出来的按照公司制和股份制的形式做，说到公司制，我理解公司制可能有一些行业的企业，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还不能实行，隐含了这么一个含义。上午有些领导说了，有些军工不能让外资持有资产股票，这个事情可以讨论。我们80年代开始到现在，一直强调国有资产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够被受影响的。当然我们是很宽的，包括交通、铁路、矿产、通信、航空、国有资产垄断部门多数是要害部门。

　　但是金融我们四大工业银行，农业银行马上要上市了，四大工业银行上市了以后，有没有影响我们国家的金融安全？要上市，怎么样保持金融安全？我们的汇率、资产管理要加强。同样的道路国资也一样，铁路也上市了，交通也上市了，海运、航空也上市了。我们的中民航、南航都有资产，所以就是说，某些产业特殊，还有国有产业独资这件事是可以思考的。

　　军工里面也有很多民营资产，按照我们产业分工的观点，分工从上游到下游，有很多很多的程序，这个程序可能是一个公司、或者几个公司分担的。那么公司企业本身的经营资产有谁参与呢？这件事情我提出来，叫做产业特殊问题，这件事情需要讨论。产业特殊，一般化程度，现在还有要做底线，还有什么产业、还有什么行业不能搞股份制？如果把这个模式搞清楚，那么国有经济改革的方向可以基本明确。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目标是什么？去年的会上我提出来，大家可能还记得，我说这个可能有问题。为什么中央要办央企，或者说我们要掌握这么大笔的工业资产？我想可能还应该是从根本上，我们国家长治久安，我们长远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强大的活力，这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保证一个产业，我们有国家作为支撑来控制这个行业，有国家来组织、有国家的力量来进入这个行业，所以这就是优势。

　　这个优势可以保证20年、30年、50年、上100年，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公司狭隘的资产回报、资产价值，公司价值可能应该是有的。就是说国有资产的社会价值、国有资产的公共价值，应该比企业本身狭义的资产价值更重。如果用这个定位来看国有资产、国有经济的话，那么从增值保值真正的目标来考核，这个是不是有效？

　　比如说我们国家要长治久安、要发展、要创新，党委书记来管董事、来经营，能不能确保我们国家有持续不断的创新理念。这么多的知识产权，这么多的资产，公司要发展，我们看看现在做出来的研究。发现从资产渠道来说，国家注重创新方式是不利的，这件事情是需要更多考虑的。这是我提的第二个问题，工业经济、央企、国有企业它的目标究竟是什么？用狭义的资产价值来定义它？还是更宽广的把社会价值、公共价值带进去。要改革要有活力，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跟郑海航的主报告有关系的。公司里面的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十年以前，哈佛大学的教授就提出了，公司治理两种模式：“内部控制为主、外部控制监督”相结合的治理模式。综述了什么是内部控制为主，外部控制监督呢？欧洲大陆的、荷兰、法国等他们的构思是内部控制为主，公司内部的一个董事会，包括企业第一线的人，还有内部职工。他们组成的监事会和董事会控制了主要企业的权力。

　　另外一种模式，就是内部和外部控制是平衡的一种模式。既有内部控制，也有外部控制，增加和外部资产的董事会，和各种委员会。比较了这两种模式发现以内部控制为特色的治理结构，它有五个基本特征：

　　一、从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为主的这种企业，资本市场上面往往比较少。比如说荷兰，掌握的资本值超过70%啊，我们中国也一样。

　　二、这种内部控制为特征的治理结构的企业，他们的资产股权增值，荷兰也这样，欧洲大陆很典型的就是说，这种内部为特色的控制企业，他们第一大股东是30%。

　　三、这样的内部控制结构，企业并购很少。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治理结构，它在法律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条文，为防止人家订购，这种治理结构模式，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并购发生的案例数量较少。

　　四、这样一种治理结构，股票持有者他们一般的表现为，董事大会美国股票所有者参加股东大会的参加率一般在80%以上。但是欧洲大陆是以内部控制为主的治理结构的企业，一般股民参加董事会的参加率不到30%，甚至10%左右。

　　五、这种内部控制的企业，他的专利、他的创新渠道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中国不用说也可以看到，中国国有企业，央企基本上哪怕只有董事会，哪怕有的话，基本上也应该在内部，而不是在外部。我们的企业组织架构在治理架构上面，更多是受到欧洲大陆治理结构的影响，而不是美国和英国的治理结构。

　　像这样的问题，怎么样更多引入市场方式？更多的引入比较规范的治理结构的模式？这不光是一个眼前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大法律框架下的问题。你用一个比较深远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法律框架，怎么定位中国的国有企业？我们要设计，我们用什么样的规范？什么样的法律框架来定位我们的治理结构？我认为这种眼光是更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