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机器大工业的诞生，国际分工的细化……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引子
2008年的中国，必将是令世人瞩目的一年。
戊子鼠年，早春二月。
清晨，北京街头的寒风依然凛冽，冰河还未融化，虽然偶有阵阵鸟语，可树枝还没有发芽，觅不到花香。气象部门介绍，今年的这个冬天属于冷冬，全国平均气温较往年低2度左右，南方更是遭受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当地最严重的一次冰雪灾害。在北京的街头，已近雨水时节，还看不到春天的影子；颐和园冰面上的人们仍进行着最后的“狂欢”。
然而从农历2月4日立春开始，人们仿佛就能处处感受到春的气息。其实人们对春的渴望和期待，更多的是来自人们内心对春的萌动，来自对冬季严寒的摆脱，来自企盼在春天里的骚动和自由的舒展。
2008，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百年的奥运梦想将在古老北京紫禁城上演。
2008年的元月前后，各省市忙于换届，截至2月14日31个省市的党政领导完成换届；从北京到地方的一系列政治动态，无不让人有些眼花缭乱之势；“大部制”改革被视为一场综合变革的开局，已是风雨欲来；罕见的冰雪灾害没有封住中国的浓浓春节情，无论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矿井下的身影，还是温家宝总理奔赴灾区匆匆脚步，等等，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亲民的、为民的“人民政府”……
春天其实早已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深层次改革的起步之年
2007年12月3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发表了题为《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的新年贺词。贺词中开宗明义地表示：“2008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在贺词中，他强调：“我们将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2008年1月1日，《求是》杂志，刊发了胡锦涛的署名文章《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文中亦明确，要“进一步坚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还两次提到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并视之为启动改革的内因。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纪念过去往往和时下的工作和突破的重点密不可分。
回望三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邓小平做的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开启了中国新的航程。
三十年，经过了一代人的风雨沧桑。如今，站在这样一个历史与未来的结合点上，中共最高领导人又明确提出要将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被媒体和学者广泛看做是一种“宣示”。
无论是从《求是》的这篇文章，还是胡锦涛不久前所作的新年贺词中，我们都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成为了一个“核心词”。马上，很多熟悉中国政治的人敏锐地感受到，今年将是一个改革再起步的年头。
不过，这次改革将不同以往。14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下，相对容易、能给各方都带来好处的改革基本已经改完了，而接下来的改革无可避免地将触碰到各方的权力和利益，难度会相当大，需要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态度和方向也要更坚定。“准确地说，今年应当是财政体制、行政体制、政治体制这些深层次改革的起步之年”。
胡锦涛在新年贺词中，着重提到了30年前。他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1978年，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30年来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基于这个年份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
当年5月，聪明的中国政治家以理论之杠撬动政治之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一场深刻的大讨论。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无可置疑地奏响了改革的序曲，中国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此后，土地开始解冻，冰河逐渐融化。三十年，一个说长亦短的时间单元，回忆起来遥远而真切。以至如今，1978年成为中国几代人的一个情结，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纪念碑，这个年头不再与之前的历史和光同尘，因为它是对旧时代的“拨乱反正”，并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新时代的起点。
正是从那时始，两条红线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一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二是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型。在30年波澜壮阔的画卷里，它成功地解决了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阐明了姓“公”还是姓“私”的驳难。改革开放带来的最直接的成果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3645亿元增长到210871亿元，增长了28倍，年均增长9．8％。更深层次带来的，则是对人的自由解放。从中我们获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宝贵经验。
这个宝贵经验是什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对于中国接下来走什么道路，扛什么旗帜，做出了明确论述：“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明确“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用语掷地有声，消弭杂音。
近两年，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对改革开放质疑声时有耳闻，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一度甚嚣尘上。有些人把改革前夕中国民生凋敝、贫穷落后的局面，粉饰成衣食无忧的乌托邦盛世，有声音公然称搞市场经济是“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信念一度动摇。关键时刻，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屡次用坚定的口吻做出响亮的回答???“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而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的论述，拨云破雾，在一定意义上为所谓的“第三次改革争论”作了高调回应。
然而，改革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不容有任何懈怠。
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无疑将成为统领2008年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全年的中心话题，它也将是关乎每一个百姓的大事。
今天，关注中国局势的人们，大都有一个问题萦绕于心，难以释怀。那就是，看大局，欣欣向荣；看细节，重重挑战。说欣欣向荣，是经济增长连年保持在10％以上，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国家改革方向明确，亲民政策迭出不穷；说困难重重，是因为社会矛盾仍在积聚，阻碍市场经济进程的坚固壁垒仍顽强地“屹立”着。
一大串的“问号”摆在现实的面前：
问号一，以资源挥霍为代价的中国经济能够持久地繁荣吗？问号二，弱势群体怎样才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问号三，全球化下的中国金融业将以怎样的节奏完成漂亮而稳妥的改革？问号四，政治体制改革该如何破冰？这样的问号，还可以举出问号五、问号六、问号七甚至更多。
可以这样说，中国在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后，改革开放大业再度面对复杂局面，已经处于历史的“临界期”：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不同步引致的弊端大量呈现，改革阻力不断加大；在国外，全球化浪潮为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的博弈增加了新的巨大变数，中国经济崛起本身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悄然改变着原有游戏规则，也在面对新旧游戏规则的尖锐挑战。
应对新局势并不容易，好在决策者继续改革方略已定。
如今，改革步入而立之年，放眼未来，春天的到来，需要让十七大提出的发展方略付诸实现。
对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会更加坚定中国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勇气。
2008年，将是新一轮改革之年。
2008年的春风提前而至
元月以来，华夏大地气温普降，一股暖流却自南方开始荡漾，不过它不存在于空气中，而是附着于政治上，一个曾经那么熟悉的词汇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耳朵里，带给人们暖意，那就是???“解放思想”。
十七大后履新的地方大员们正在普遍地强调这个词汇，其中包括引人注目的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不过引发传媒最多注意力的，是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一番要求广东进行“新一轮思想解放”的谈话最近已传遍海内外。被媒体视为：“南国广东，又一次吹响思想大解放的号角。”
这位刚刚从重庆赴任广东不足一个月的省委书记，在去年底的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做了一次报告，其中22次提到“解放思想”。汪洋说，“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小平同志托付的任务就难以完成！”
他强调，广东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首先必须争当解放思想的排头兵，要深刻审视所处环境变化，深刻分析优势与不足，深刻反思思想精神状态，把思想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解放出来，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
此后，汪洋在各种场合也一再强调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他的一些言论广为流传，比如提倡干部说真话，“不要怕讲错话”，“人在从无到有的时候最敢于解放思想，而一旦‘有’了以后，改革的锐气就随之下降，这就是经常讲的富不过三代”、“现在解放思想要新药，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药，现在也不是没有药，有的是给了药又不吃”等等，令人耳目一新。
如果仅仅认为这是地方官员的想法，就低估了这股暖流的影响。就在人们热议汪洋讲话的时候，1月5日，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名为《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论十七大报告从哪些方面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的署名文章。
这是一篇一万二千字的长文，给予我们足够的想象空间。
该文从六个方面指出十七大报告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的精神。“乃是贯通整个十七大报告的主旋律”。
而围绕这个“主旋律”，“才能真正学懂十七大报告的精髓之所在，才能真正弄通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使命之所在，才能真正明确党在新的发展实践中继续解放思想的指向之所在。”“因此，解放思想也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境界。”
这篇署名文章，自然很难简单理解为仅是个人想法的表达，而文章作者施芝鸿是十七大报告起草小组成员。
巧合的是，施芝鸿还曾是在中国改革史上颇有影响的“皇甫平”三人组成员之一，1991年初，身为上海市委政研室处长的施芝鸿与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等人用“皇甫平”的笔名发表了系列评论，为改革开放呐喊。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否已经启锚？
让我们再来关注中央最高层的动向。元月1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本届政府的五年任期即将结束，”在会上，温家宝富有深意地强调，在丰富的实践中，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他指出了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必须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搞好宏观调控；必须坚持执政为民；必须坚持依法行政。
首当其冲，温总理提到了“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对此他这样论述：要“破除迷信，与时俱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束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探索、实践和创造”。
把“解放思想”置于各项工作之首，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回顾这一年来的政情，会发现这并不是第一次，去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6．25”讲话中提到了“四个坚定不移”，首要一个“坚定不移”的也是解放思想。
十七大前，官方的新华社已经发表重要的铺垫文章《迎接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高扬思想解放风帆》，文章说，“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是我们面临的一道新考题。”十七大报告则中说，“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解放思想”新意何在？
解放思想的“集结号”又一次在神州大地响起，显然有着时代意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表示，“不是说否定成绩，而是要想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再上新的台阶，只有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舍此没有别的出路”。
普遍看法是，中国自“文革”结束后，有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1978年前后，由“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引发，并最终促成了改革开放的提出；第二次是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促进了改革进一步深化，两次的共性是都为执政党主动提倡。
在施芝鸿的文章中，一开头便说，党的十七大“处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前两个15年同第三个15年的连接点上”，而综观改革开放历程，前两个“15年”都是自思想解放而始。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质上，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每一次体制上的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开端、为先导。
评论家指出，改革的每一步大的腾跃都需要新的巨大思想动力，当此改革需要再次扬帆之时，再次高扬思想解放的旗帜，将成为寻求改革突破的重要手段。
历史表明，第一次思想解放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窠臼，第二次思想解放摆脱了姓“社”、姓“资”的束缚，那么，始于2008年初的这场思想解放，新意何在？
如果说，过去30年里，我们的使命是突破计划经济的桎梏，是实现经济起飞，那么当下，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经济发展上已经产生了强烈的路径依赖和顽强壁垒之时，我们面临的新使命，就是下决心扫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切障碍，真正让一切财富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社会的均衡发展、永续发展。
“要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思路，进行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眼界创新”，周天勇将此具化为：一是从拼资源，片面注重GDP，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定式中摆脱出来；二是去除经济发展中过强的行政思维，如审批、行政、收费罚款等；三是经济增长再也不能以资源、环境、民生等方面的损失作为代价了；四是中央各部门要放松对地方经济发展不适当的束缚，从部门管理定式中解放出来。
汪洋在最近的讲话中曾指出，“有些领导脑子里面就只有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文化建设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污染怎么样以后再说！经济上要干的事，千方百计！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也要先生产后生活。”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理解成“唯经济建设中心”，政府强势主导经济增长，荒废了社会治理的天职，导致社会问题丛生。这也就是说，当下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陈旧的发展观所致。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
我们深知，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这种转换，无疑阻力重重。在此我们认为，解放思想需要牢牢把握住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论述，要自觉地把解放了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去，统一到更好更快地发展上来。
科学发展观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有着无限广阔的空间。怎样的发展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怎样的发展才是科学的？这里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在以人为本已经上升为主导价值之当下中国，显而易见，这里的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人”的标准：凡是有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发展，就是科学的发展；凡是不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发展，就是不科学的发展；为什么发展不能见物不见人？为什么发展必须见物更见人？
有人再问，为什么“人”的标准如此具有无可辩驳的意义？温家宝在去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做出了回答。他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与民主、法制不是相悖离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改革30年，表面上的成就是经济总量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更深层次的表现，则是对“人”的解放。
自由是发展的灵魂，自由也是发展的尺度。但哪里有太多的管制，哪里就没有自由，哪里就没有生机，哪里就没有永续的发展。新的思想解放从哪里下手？就从破除公权力管制下手。政府不仅要在经济上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还要开放社会的自我治理，开放社会的意见市场，开放公民的有序参与，让公民不仅可以分享财富，更可以分享权利。总之，是让我们的社会更自由更开放，那么民间智慧一定会充分涌流，人民的创造一定会充分涌流，人民的强大就会为社会的永续发展提供澎湃不竭的动力。
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
无法否认，过去30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利益结构越来越不均衡的过程。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有一些是合理回报，有一些却未必合理，而不过是利用制度缺陷、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获得；还有一些甚至是罪恶得利。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大调整，势必大大压缩既得利益的空间。某些改革先行者后来成了既得利益者，进而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对思想解放的抵触，应属人情之常。但是，既得利益问题是思想解放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我们的社会如何面对既得利益问题，既得利益者如何面对既得利益问题，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不找出一个理性的和妥当的解决办法，既得利益问题就会始终是问题，思想解放也只能解放在人们的“思想”里。
“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去解决矛盾，矛盾最后就会压倒稳定。”正如改革开放先驱任仲夷所言，改革，有阻力就有风险，这就需要克服“求稳怕乱”的思想，树立敢为人先的理念，拿出“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
无论如何，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关口，中国社会已经聚集起强大的内在冲动，不可能停下来了。也只有挣脱利益自我绑架，恢复信用，恢复尊严，取得与时代共同进步、与人民共同进步的资格，才是高雅的选择，才是智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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