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5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它将“民以食为天”的古训深深地刻在每个国人的心头。然而，近十来年，这“狗日的”粮食却与中国人玩起了“藏猫猫”，搞得我们莫辨南北。
1995年，当粮票已从流通领域步入收藏领域时，美国人布朗发表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文章，指出：中国的人口增长不可逆转；中国的农田减少不可逆转；环境破坏造成的农作物减产不可逆转。
虽然中国可以也有能力用足够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的所有粮食，甚至买上几年美国的收成，但谁又能供应得起十几亿中国人的粮食缺口？
然而随后，媒体广泛报道的却是中国粮食储藏过多，导致大量的陈化粮。结果一方面农民卖粮难，粮价连年下跌；另一方面，大量的陈化粮催生了乙醇燃料工业，大量的陈化粮还堂而皇之地流入市场，危及国民健康。
正当各地致力于农业的“结构升级”，大力减少种粮面积，推广经济作物时，却发生了粮价上涨。专家警告：粮食危机迫近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亦对全世界发出类似警告。而以试办农村小额贷款，帮助贫困农民而闻名于世的茅于轼却一再著文，痛斥“虚拟的”粮食危机，认为有必要“彻底消除许多错误的观念”。
2005年1月3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已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报道，农业部于2006年底提出了《全国粮食生产发展规划(2006～2020年)》。有趣的是，一年多后查遍网络(包括农业部网站)，笔者也没能找到这个规划的全文。从媒体的报道看，这个规划对粮食问题的总体判断是：
“国内粮食供需关系偏紧的态势将长期存在。”
粮食问题无疑是基本国情之一，这不断涌出而又相互矛盾的信息，迫使笔者探寻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吃了几天饱饭？ 我们告别粮票制度是1994年，至今不过十余年。
1953年10月，中央全国粮食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1955年5月16日，中央下达了《关于整顿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工作的指示》，要求全面实行“以人定量”和以行业定量的计划供应制度，凭证、凭票供应。1955年9月，国家粮食部以命令的形式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从此，没有粮票就没有饭吃，粮票成了一代中国人的命根子。
然而，如果以为粮票是新中国的创造，那就错了。民国年间，国民党政府发放过“粮食配给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也发行过“临时饥饿谷证”、“军用粮票”、“边区粮票”等。再往前，明清时期有“漕米版串”、“完粮串票”，宋代有类似粮票的“粮食要券”。饥饿似乎总是伴随着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种族，史书上“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记载比比皆是，马尔萨斯没有出现在中国实在令人诧异。
人均粮食产量表征着国家粮食丰裕的程度。建国以来的人均粮食产量见图1。历史数据显示：建国后短短7年内，人均粮食产量增加了46.8%，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考虑到这是新政权刚刚建立，还在朝鲜与美国面对面地打了一仗的时代背景，对比一下十月革命后普遍的饥荒，我们真应该对前辈们的业绩肃然起敬。
可惜，伟大的成就之后是巨大的失误与挫折，一场“大跃进”带来了人们至今难忘的饥荒。它让决策者牢牢地记住了“为政之要，首在足食”的古训，使“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成了长达30年的基本国策。这30年的前期，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而后期则启动了世界上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以农业为基础”的成效是显著的，人均粮食产量稳步上升，到1982年接近了350公斤/人(348.7公斤/人)，此后长达20年，人均粮食产量均在350公斤/人以上。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终于告别了粮票。
告别了粮票，“以粮为纲”也就渐渐淡出，到1996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史无前例的412.24公斤/人。正当人们像上世纪50年代末期那样，再次奋力投入工业化、城市化之时，人均粮食产量步步下滑，到2003年降到333.29公斤/人，回到了1982年以前的水平。更为严重的是，趋势线自1996年后出现了下行的态势，这不能不让为政者惊出一身冷汗。
我们将需要多少粮食？ 要知道我们将需要多少粮食，先需要知道我们将会有多少人口。图2是历年人口统计数据和笔者找到的人口预测/控制目标数据。
由图2可见，在有统计数据检验的区间，蒋正华、张羚广的预测数据(《社会保障制度》2003年第1期)和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1998)》均偏高，但相比之下，联合国的预测偏差小些。
曾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何亚福则认为：“如果按照计生委认定1.8的总和生育率计算，那么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14.6亿的峰值；如果按照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22的总和生育率计算，那么到2020年之前就达到人口峰值，这个峰值不到14亿。”
一份《2007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报告则认为：2050年，人口可达到的峰值为14.2899亿。
2007年1月11日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要求：到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人；到202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4.5亿人；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峰值将控制在15亿人左右。
图2中的细线是笔者对统计数据做的简单多项式拟合，而不是依据人口理论作的严谨预测。但其走势显然比蒋正华、张羚广的预测数据和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1998)》更接近统计数据的趋势。它低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的控制目标，高于何亚福给出的两个峰值。至于对人口峰值的估计，则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的目标一致：于2040年达到人口峰值15亿。
谨慎起见，我们将15亿人作为中国的人口峰值。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为新增的两亿人口准备粮食产能。
图1中我们看到，人均粮食产量围绕着趋势线在一个通道内波动，从趋势线到通道边沿的宽度，即为平均的波幅，这个平均波幅与趋势值之比，显示了粮食产量的稳定性。从1961年到1974年，我国的粮食生产稳定性发生了质的变化，人均粮食产量的平均波幅从18%降到4.7%，此后最高也没超过8%。这意味着社会已经适应了稳定的粮食供应，当年家家必备的粮囤、米缸已被商业储备取代，一旦人均粮食产量的平均波幅超过8%，除非商业储备有能力过滤这异常波动，势将引发社会的不安，乃至动荡。
中国人吃饱饭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这十余年，由图1可知，1996年的趋势线值(385公斤/人)大体上可以代表这一时段的平均水平。而这一年的通道下沿(356公斤/人)则为人均产量的警戒线，低于它将危及社会安定；高于通道上沿(414公斤/人)则恐谷贱伤农。由此，根据人口预测，到达人口峰值时，我们的粮食产能要比2005年增高19.31%，如果要保障充分的供给则需增高28.3%，如果增高量低于10.33%，则将出现供应危机。19.2%的增长需求要求0.95亿吨左右的新增产能。正如布朗指出，农田减少不可逆转，而环境破坏亦呈扩大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现有产能都相当困难，遑论增长？
能否靠进口解决问题？世界粮食市场的贸易量多年来在2.3亿～2.5亿吨之间，新增0.95亿吨左右的贸易量，势必将冲击整个粮食贸易结构，使我国与其他粮食进口国间的关系复杂化。此外，粮食出口量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等少数国家，其中美国占了35%左右。在粮食问题上高度依赖这些国家，其后果是什么？
粮食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差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粮食生产年度波动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展现的长期趋势。1994年以前，总体上粮食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经过艰巨的努力，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问题在于1994年之后，出现了粮食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的苗头，若无法遏制它，饥荒将重新光顾我们。
产粮能力：播种面积与单产 数据显示：我国粮食总产量于1998年达到峰值5.12亿吨，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这个水平。
粮食总产量取决于播种面积与单产。历年播种面积呈下行态势，主要是杂粮之类，面积大幅萎缩，作为主食的稻谷、小麦，总播种面积长期稳定在8亿亩左右，但进入本世纪后，也发生了明显的下滑。
今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能保住播种面积不快速下降即是万幸，不可能指望明显增加播种面积。粮食增产只能靠提高单产。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粮食单产明显提高，对中国人摆脱饥荒居功至伟。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单产的提高显出了明显的疲态。
单产：化肥与良种
化肥和农药是半个世纪来提高单产的重要因素。数据告诉我们，超过一定限度后，持续加大化肥和农药用量，对提高单产几无意义。1996年后，化肥和农药每亩用量持续增大，逻辑上有两种可能：其一农民无知，盲目施用；其二长期使用化肥和农药，产生了“药物依赖”，不逐步加量就可能减产。无论实际上是哪种情况，都不可能仅靠化肥、农药来明显提高单产。
另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良种。
稻谷单产提高最快的时段是1976～1984这8年间。1974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配制种子成功，1975年获大面积制种成功，1975年冬，国务院决定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此后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可见良种对这一阶段稻谷单产提高的作用。
然而，此后稻谷单产增速放慢，1998年后更陷入停滞。1996年，根据袁隆平的提议，农业部制定了超级稻发展计划：1996年～2000年，超级水稻单产达到每亩700公斤；2001年～2005年，超级水稻单产达到每亩800公斤；到2010年，超级水稻单产将达到每亩900公斤。袁隆平分析说，中国目前的杂交水稻播种面积大约为2亿亩，如果都种上超级稻，每亩可增收水稻150公斤，新增水稻总产可以多养活7500万人(《袁隆平：中国超级稻研究走在世界前列》，2004年4月16日新华网)。这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愿景。
10年后，农业网于2006年9月宣布：“中国超级稻研究计划”实施10年来，伴随着一批高产、优质超级稻新品种的相继培育成功，统计显示，1999年至2005年已在生产上推广种植超级稻新品种约2亿亩，覆盖了我国长江流域稻区、华南稻区和东北稻区，累计增产稻谷120亿公斤。
这5年“累计增产”的120亿公斤相当于同期全国累计粮食产量的0.37%！而这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3.95%。
2007年9月4日，《科学时报》报道：
“根据有关规划，到2010年，中国将培育并形成20个达到这一标准的超级稻主导品种，推广面积达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30%(约1.2亿亩)，保持中国水稻育种的国际领先水平，带动全国水稻单产水平明显提高，仅此一项，全国水稻总产量即可增加720万吨。”
这预期增加的720万吨不过是2005年全国粮食产量的1.48%，而到2010年，前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预期的人口数比2005年人口增加4.01%。
由此可见，通过改良品种提高粮食保障能力的道路有多艰难。
单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在“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的时代，各地几乎是不计代价地兴建农田水利。当时的农业样板大寨，最重要的建设就是梯田，所谓“先治坡、后治窝”，宁可忍受家里破烂，也要改善基本农田。
现在，人们对“先治坡、后治窝”有两极化的评价。然而，从1961年到1996年的单产持续提高，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持续的高强度投入功不可没。虽然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就逐渐下降，但前期建设所产生的功效至少维持了10年。
当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本质上是人海战术，这只有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才可能。而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许多地方只有老人孩子留守，维持现有的农田水利设施都感吃力，更别说改善了。至于用市场化手段解决问题，受制于比较效益，根本不可行。 (来源：中新网)
(责任编辑：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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