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生态：父与子的传承焦虑

    浙江慈溪的家业长青学校有一个宏大的宗旨：“兴教育才，家业长青，国运长兴”。从家运到国运，中国家族企业有很多理由应该兴盛下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创业一代到了退休年龄，“富二代”粉墨登场，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焦虑。

　　资本市场不成熟，职业经理制度缺失，家族企业换班在中国有特殊的背景。另一方面，家族企业的内部变革也还刚刚开始，变革是交给“富二代”的人生课题。上市被看成一种变革，尽管上市并不能跟社会化划等号，但上市后，随着一些家族企业的财富呈现几何级数增长，它们很有可能在“富二代”手中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富二代”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黄金一代”。

　　浙江慈溪家业长青学校将在下月开办一个“老帅班”，招生简章上说，欢迎父子同时入学。对如今的家族企业来说，权杖如何移交，家业如何传承，已经成为当前最要紧的父子问题。

　　中国民营企业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展，第一批创业者已经相继老去，民企在近年进入了权力与财富移交的高峰。这是一个动荡期，不少老一辈企业家因此颇有危机感：要把自己的儿女辈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慈溪家业长青学校的创办者、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断言：“在未来5至10年，将有一部分家族企业在交接班中消亡。”他看到，因为交接失败，有很多家族企业走向没落。在浙江，一些不愿接班的富少竟然开始变卖祖业。而另一方面，即使没有败家子，一些老企业家又存在着文化程度低、权力观念重和不懂培养下一代等问题。这使得家族企业的权力与财富移交变数很多，风险很大。这显然是一种普遍的危机，在家族企业占95％的浙江省，它们中的80％正面临这种情况。

　　茅理翔的愿望是让天下家族企业都顺利传承下去，不止是第二代，还有第三代乃至更久远，从而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在欧美经济史上，能够像福特公司一样传至第四世的实属不易??这甚至有点侥幸，因为福特四世像他的曾祖父一样仍然是杰出的管理者。

　　去年3月，茅理翔在宁波办起了国内首家培训民企接班人的学校??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这一创举马上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家族企业的响应。去年5月和9月，两期“中国家族企业接班人专修班”内，有47名来自浙江、江苏、广东、云南、马来西亚等地家族企业的第二代报名入学。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几乎每个人身后都有过亿家产。在专修班上，他们从吃西餐学起，从待人接物的点滴学起，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致力于把他们培养成好老板。

　　70岁的茅理翔担当起了一个家族企业教育家的角色。创办家业常青学校之前，他不知疲倦地在国内高校、政府机关、企业、电台、电视台甚至东南亚的论坛上巡回讲学，接连讲了300多场。在巡讲过程中，他逐渐把主题集中于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

　　茅理翔本人很好地解决了传承难题。2002年，他从自己创办的方太集团中淡出，将企业领导权交给了儿子茅忠群。方太的换班的过程筹划得早，茅理翔的经验是，“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自己在与儿子的“较量”中一步步退出管理层。茅理翔对“方太经验”充满自信，“方太经验”因此也在他的学校里得广泛传播，今年，他的专著《家业长青》即将出版。

　　“黄金一代”

　　事实上，家族企业换班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1994年，时年23岁的鲁伟鼎担任浙江万向集团总裁。其他如福建的安踏公司、劲霸公司的第二代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上总经理的，在浙江，红豆、横店、广厦等企业也早早完成了换班交接。

　　“为什么一些企业家不放权？职业经理人不相信，儿子不放心，他们太爱自己的企业了，这个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千辛万苦地搞起来，现在要放权怕他们搞不好，还有种失落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茅理翔曾这样说。这种思想茅理翔虽然很难放下，但企业终究在向前走。

　　更值得注意的是，换班过程充满了两代人观念的碰撞，家族企业的变革已经在其中发生。在儿子进入公司的时候，茅理翔发现，儿子的管理模式和自己大不一样：儿子的方式是制度化管理，各种权力能下放的都下放。这显然让茅理翔很不习惯，对他来说，企业管理像家务事，什么事都亲自管，自己的话就是制度，就是命令。茅理翔最后意识到，换班其实是“企业二代建立自己管理思想的过程”。

　　除了管理思想的变革，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无疑是老一辈的期望。在方太，“富二代”已经显示出了足够的雄心。2006年，当同行苏泊尔引入法国小家电巨头SEB集团的时候，茅理翔之子、方太总裁茅忠群曾对媒体说，方太不是苏泊尔，不会像苏氏父子一样把控制权交给外资企业。他并不欣赏苏氏父子的做法，他的目标是在未来10年内把方太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厨具品牌，“我的梦想还没有实现”。

　　“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抱着金蛋出生的一代。他们中的确有不愿继承父业的另类。央视《经济半小时》曾采访过几位浙商“富二代”。慈溪的叶守魁几年前开了一家专门生产汽车配件的工厂，现在他的财富已经成倍增长，但他20岁的儿子和女儿都是音乐爱好者，对经营工厂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而浙江萧山市大型控股集团老板陈德木的儿子则表示很想当律师。

　　希望这些都是个案。在电影《教父3》里，考列昂尼家族的第三代是一个立志当歌剧演员的儿子??当然那是美国黑手党的事，而中国家族企业从事的是“阳光下的事业”。无论是管理改革还是企业规模，中国家族企业都必须大张旗鼓往下干。30年过去，中国的家族企业并没有像本田宗一郎家族或者杰?温安洛和理查?狄维士家族的安利公司一样成为世界级的庞然大物，茅理翔的家业长青学校有一个宏大的宗旨：“兴教育才，家业长青，国运长兴”，从企业竞争力与国家资源的角度，家业确实联系着国运。在中国，家族企业不仅所有权高度集中，而且不论赢利好坏，几乎都没有大比例分红的举动，从规模发展的角度，这也许是一个优点。

　　长在红旗下，生在金窝里的“富二代”是家族未来的希望，像茅理翔一样，创业一代都早早地安排了他们的人生方向。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发展水平提供了这样一种大背景：企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而“富二代”也可以由很多未来憧憬与抱负，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经济的“黄金一代”。

　　是不是一家好公司

　　“老民生（银行）的外方董事曾有个要求，中方董事的子女必须送到欧美去接受教育。”刘永言的女婿、大陆新希望的总裁陈斌曾对记者说。现在，“富二代”的学业已经不是问题，让子女去国外读书或者进国内名校已经是父辈们比较普遍的安排。

　　不过，尽管“富二代”们有着比父辈更好的教育背景，但家族企业的传承从来不靠企业的知识文化传统，而是有赖于他们对企业的热情和经营企业的能力。

　　抱着金蛋出生的一代能否成为中国经济的“黄金一代”，这还需要时间来证明。也许，这在方太是很有可能的。外界的评价是，作为上海交大硕士研究生的茅忠群个人能力很突出。他可能成为他父亲所期望的那种杰出的领导者。

　　不过，管理企业并不是继承者一个人的事，他需要很多帮手，也即一个管理团队。而管理者资源从哪里来？

　　据说，当四弟要求进入方太任干部的时候，茅理翔曾向母亲下跪，跪了十分钟。四弟当时下岗待业，但他不是方太需要的人。茅理翔深知，在很多家族企业内，七大姑八大姨都参与了管理，在一定时候，家族的矛盾与企业管理矛盾搅和在一起，势必造成内乱。

　　企业当然可以像老话说的那样举贤不避亲，但光靠家族成员能否构成企业的核心管理团队，让每个重要的岗位都交给家族的人则往往大成问题，特别是在企业发展到相当规模后（茅理翔的设定是一个亿），尤其是当企业发展到了一家行业优势企业的时候。职业经理人常常会被考虑进去，但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参与管理并没有生成一种传统，他们可能因为法律问题、信用问题而得不到足够的信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管理系统中，他们的位置显得很模糊。

　　在美国或者近年日本上市公司中，家族成员往往不占有垄断性的股份，它们有很多股东，由于股权的稀释，所有权意识也就被冲淡了。但观察那些家族上市公司可以知道，创业者家族往往拥有百分之六七十甚至更高的股份。更不用说那些还没有上市的公司，企业资本几乎百分之百掌握在家族手里。

　　欧美和日本企业界有很多百年家业的样板。这些企业很庞大，很多情况下，血缘关系在管理者层面已经断裂，而家族继承人也非嫡系而是旁支，职业经理们担当了大任。拥有股份的家族成员则退居幕后而成为食利阶层。但这种情形，对目前中国的家族一代来说还为时尚早。

　　对企业管理来说，肯定不能说职业经理比家族成员好，职业经理可能缺乏所有者的那种责任感而干得很糟糕，而家族成员也可以拿出比那些职业经理更好的经营策略来。因此，争论家族企业的管理权该交给哪一方意义不大，这个问题只能靠时间去检阅。但有一个问题却至关重要，家族企业对投资者，对社会来说是不是一家好公司？

　　从近年的态势来看，将有一大批中国的家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对家族企业来说，上市往往意味着一个创业阶段??原始积累阶段的结束。从理论上说，上市意味着社会化，企业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意味着经营活动尤其是财务管理的透明化。但上市和社会化远不能划等号。上市的家族企业是否有烂摊子姑且不说，上市后，它们是不是具备持续的创新能力，能不能为更多的人创造财富，能不能向大众提供更好的服务，起码是投资者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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