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时值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可能成为又一轮思想解放和综合改革的先导。
“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多负责改革的部门,自己也是改革的对象,这样会让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
“体改办”重生?
迟福林的想法,其实已不是新鲜事物。1980年,为了综合统筹研究规划改革,中央决定成立体改办,1982年,体改办升格为体改委。体改委当时既要进行理论研究,又要制定改革规划,还要统筹协调各个部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初期一些大胆和重要的制度设计,如股份制、产权改革等,都出自这里。
此后一些研究和评论对于体改委的评价,皆认为这个部门的特点就是“超脱”。由于没有任何财政、人事和审批立项等功能,体改委可以跳出单个部门利益的束缚,来思考和规划改革。曾在体改委供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王飞欣曾表示,体改委当时的政绩,就是改革的成败。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市场化建设逐渐完善,1998年3月,国家体改委更名为体改办,降格为国务院办事机构,其有关企业管理审批的部分职能,移交给了国家经贸委。
2003年,在国务院机构调整中,体改办被并入发改委,其主要职能由发改委体改司承担。
但是不少经历过体改委时代的“老人”都表示,发改委自身作为一个利益部门,政策会有一定局限性,并且以体改司一个司之力,难以领导全国的综合改革工作。在中国新一轮全面改革中,可重新建立一个专门的、超脱于一般部门利益之上的体制改革机构。尤其在“十七大”结束、广东等省率先提出“思想解放”口号后,这种意见开始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局限性
迟福林表示,从去年的宏观调控和一些垄断行业部门改革来看,部门利益和局限性,已经成为改革很大的阻力。“从这次南方雪灾就可以看出,铁道作为一个垄断部门,其体制和实际需求还是有很大的矛盾。两会后即将公布的医改方案也是如此,由于涉及到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一定的利益牵涉,所以方案出台才会经历这么长时间的争论。”
另外一个制约改革深化的因素来自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迟福林表示,现在如果不能从体制上解决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协调,宏观调控很难推动。以土地为例,如果地方政府继续以土地出让金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那么中央的土地调控就很难落实。
“这些都是市场化改革到现在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矛盾,已经超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迟福林说:“更重要的是,由于各个部门利益膨胀,对改革扭曲的机制正在形成,各个部门更加关注改革引发的利益关系调整而不是改革的效果,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因此,迟福林2004年和2006年两次参加国务院专家座谈会,都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了这一想法: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以统筹协调各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并由此进一步形成改革的共识和改革的合力,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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