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赌成风的亚洲
由于数十亿美元投资于赌场建设,亚洲很快就会出现一系列赌博问题。
澳门工业福音团契温暖的社区活动中心内,数十人欢聚一堂。谭牧师站在这群人面前,弹奏起吉他,并热情洋溢地唱起基督教歌曲。
晚上9点30分会议开始之后,仍有迟到者陆续走进来,但看上去似乎没有人介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好几份工作,有的还兼职做钟点工。塑料椅子围成一个半圆形,工程师、警官、保健工作者和赌场经营商坐在一起。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沉迷于赌博。 赌博流行病
这个小组每周碰面一次,来聆听谭牧师的发言,并相互交流彼此的故事,包括配偶的愤怒、高利贷以及再次堕落。
一名年轻的护士坦承,她已经6个月不再染指赌博,但4天前,在与丈夫发生口角之后不久,又故态复萌。“他跟我要钱,以此做为同意离婚的条件。”她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玩百家乐输了515美元。
一位穿着考究的工程师表示,他曾经考虑过绑架儿童,勒索赎金,以偿还50万美元的赌债。
谭牧师很早以前就听过此类故事。他耐心地听大家忏悔,然后放了一个关于应对赌瘾的幻灯片简报。“不要看任何关于赌博的海报,身上不要带太多现金。”他警告说,“还有,不要靠近赌场!”
说易行难。
开完会之后,在他们回家的路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诱惑,他们必须快点远离澳门这个赌博圣地。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以及诱人的周围环境,都在鼓励人们到赌桌上放手一搏。
诱惑看上去无处不在。自从这个城市5年前开始发行新的博彩业执照后,赌场数目已经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27家,这刺激了旅游和投资的发展,也振兴了澳门经济。
2006年,该市的博彩业收入为69.5亿美元,作为博彩业全年收入最高的城市,超越了美国拉斯维加斯。
在类似谭牧师召开的会议中,只有很小比例的澳门人。博彩业的疯狂增长,已经成为助长他们赌瘾的一个魔咒。对于那些习惯性赌徒以及想发展此类爱好的人而言,“如今,澳门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Ava Chan说,他是澳门逸安病态赌徒辅导中心(Yat On Pathological Gambler's Counselling Centre)的前辅导师。“你住宅的旁边就是吃角子老虎机,街对面就是赌场。”
社会上层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其他一切都不是问题。
但亚洲的确存在赌博问题。由于博彩业正在该地区迅速扩大,心理健康从业者和研究人员担心,这种病态的赌博,在未来几年内会成为亚洲的流行病。
华人的嗜赌传统
澳门的成功,激励了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允许增开新的赌场。在越南,一个价值40亿美元的超大型豪华娱乐中心,将于2009年在胡志明市附近开幕;随着两家赌场的一同出现,新加坡博彩业坚冰也已破裂;菲律宾政府正计划在马尼拉湾开设一个复合赌场,预计占地100英亩(40.5万平方米),雇员将有4万名。
为了吸引跨境的中国赌徒,哈萨克斯坦正在建造“草原上的拉斯维加斯”,分别位于卡扎克斯坦(Kapchagai)和休钦斯克(Shchuchinsk)。中国台湾、泰国和日本政府当局正在考虑将赌场合法化。
据美林证券的统计,亚洲在未来的四年里,仅赌博公司的建设就将花费710亿美元。
随着可进入赌场数目的增加,很难确切地预测有多少亚洲人会染上赌瘾,但“肯定会有受害者”。研究赌瘾问题的美国社会学家雷切尔•弗伯格(Rachel Volberg)如此表示。
弗伯格是1999年一项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该研究发现,美国的赌场和赛马场,会使周围50英里(80公里)范围内社区的问题赌徒和病态赌徒人数翻一番。弗伯格认为,在世界各地,引入赌博的结果通常是,在最初的五年内,赌瘾人数会增长三到四倍。
心理健康专家特别担心的是,由于赌博在亚洲文化中的根深蒂固,亚洲人更容易赌博上瘾。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好赌的说法,已经获得社会舆论和统计学的支持。
香港虽然明文禁止赌场,但存在130亿美元的赛马、彩券和体育博彩业市场。据香港赛马俱乐部统计,香港人均赌博支出每年高达2000美元,居世界第一,赌博上瘾的比率也逐渐升高。
2004年,昆士兰大学精神病专家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人赌博上瘾的概率比白人高50%。香港大学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病态赌徒与问题赌徒只占人口总数的3.5%(高于躁郁症、老年痴呆症和精神分裂症的数量),而香港却有5.3%的人口受此折磨。
致命的恶习
有人认为,华人好赌有着文化原因。尽管中国共产党曾经把赌博定为“六害”(包括走私毒品、贩卖人口、色情暴力、卖淫和迷信)之一,然而,佛教、道教等东方宗教并不严格禁赌。 香港东华三院(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主席王家龙说:“在华人圈中,赌博被视为一种道德许可的赚钱方式。”该医院负责监管香港的平和坊(Even Centre)问题赌瘾协助项目。
美国精神病学会认为,病态赌博属于“冲动控制障碍”疾病,与盗窃癖和放火癖并列。但在亚洲,赌博被认为是一种无害的娱乐,中国人的家庭聚会几乎必定会打麻将,即使是在丧礼上。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去钓鱼,或有其他爱好。”陈美璐(Elda Chan)说,她是平和坊中持证赌博治疗师及培训导师。“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则去赌博。”
香港居民王先生就是深陷其中的人之一。赌博习惯使他每周跑三次赛马场,到2004年妻子离开他的时候,王先生已经输光了夫妇共同攒下的2.5万美元储蓄,并欠了9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
这位55岁的公交车司机从此无家可归,他曾计划从其姐姐第九层楼的公寓跳下去。在他姐姐的帮助下,他宣布破产,并重新开始,直到现在没有再下过一次赌注。“如果我再赌,没有人能帮我。这(赌博)真的会杀了我。”他说。
王先生在家人的帮助下,最终控制了自己的恶习。但亚洲地区可能并未准备好新一波赌瘾成病的赌徒来临。原因之一是,亚洲人对接受精神疾病治疗感到羞耻,不对外诉说。
王家龙表示:“在华人的社会传统中,没有向他人求助的文化。专业辅导和心理治疗在人们心目中仍是负面形象。”
由于亚洲国家的病态赌博治疗机构很少,且因为缺乏公共基金,很难成立一些新的机构,即使病态赌徒想要求助,也无处可去。
在澳门,仅有三个小组织向全城日益增长的赌徒提供咨询帮助,工业福音团契是其中之一。援助中心(Resilience Centre)是惟一一家由政府资助的组织,两年前启动,仅聘请了3位咨询专家。
总部设在马尼拉的Recovery Circle是一家物质滥用诊所,去年开始每周都举行匿名赌徒会议。中心有6位咨询师,但平均而言,每次仅有10到15名赌徒参加。“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嗜赌成瘾是一种疾病。他们认为这只是文化习惯的一部分。”署理行政总监Milagros Eos Capistrano说。
诊所的运营主要靠向病人收取诊费来维持,但往往入不敷出,迫使工作人员自己掏腰包来弥补差额。没有政府的支持,“这种疾病会继续蔓延下去,犯罪率也会持续上升。这会威胁到生命。” Capistrano说。
多米诺效应
赌瘾对社会造成一连串的反应,可能最终迫使赌博城市或即将成为赌博城市的地方建立赌瘾治疗方案,并成立相关基金。
美国的一家反赌博组织赌博监察(Casino Watch)经过调查发现,一个问题赌徒,通过借贷、工作表现不佳、紧张的家庭关系、偷窃以及自杀行为,能对周围10到17个人产生负面影响。
香港大学自杀研究和预防中心200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香港自杀人群中,与赌博相关的金钱问题占了四分之一的因素。
治疗方案可以有所帮助。1988年,电脑扑克和吃角子老虎机引入新西兰的时候,赌场的经营者就出资建立了国家赌博服务热线、咨询中心、公共意识运动和研究机构,使嗜赌成瘾率从1991年的7%下降到1999年的3%。
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校区赌博研究主任伯恩哈德(Bo Bernhard)表示,赌博就好比“滑雪场的斜坡”,“很多人冲下来,并玩得很愉快,但不可避免地,有一定比例的人会摔伤。你必须在山脚下预备一家医院。”
至少有一个亚洲城市做好了充分准备,针对赌博大规模扩张,意识到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尽可能减少受害者人数。2007年7月份,新加坡国民议会就问题赌博引入了一个可靠的赌博业务守则,要求赌场必须公示赌博热线,并就如何帮助问题赌徒,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2009年,新加坡将有两家在建的赌场启用。为了不让那些有赌博恶习、又不能自我控制的市民进入,当地人在入场之前必须缴纳68美元的费用。
但这些数目较小的附加费,似乎不足以克服赌场巨大的吸引力。澳门工业福音团契活动中心主任潘炎智(音译)表示:“博彩业太庞大了,这就像大卫和歌利亚之间的战争故事。”
大卫有时能赢,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并不是最好的结果。 作者:Ling Woo Liu 出处:《时代》周刊,2007年11月12日 编译: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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