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户口”内需方兴

　　从3月6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马凯新闻)、央行行长周小川答记者问，我们不难看出今年为舆论所关注的两会财经热点：物价（包括粮价和房价）、印花税（股市）、利率和人民币升值等。这些问题都是牵涉广大人民利益以及经济全局的大问题，不能说不重要，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派生性”的问题，是“症状”而非“症结”。

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也许很多、很复杂，不过内需不振恐怕是最重要的“症结”之一，因为内需不振，我们才如此担心外需降低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因为内需不振，我们的股市才如此地缺少免疫力，波动甚至比次贷危机的震中??美国股市还要剧烈；因为内需不振，我们的政策空间被无情地压缩，我们的宏观调控才受制于人……

　　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尽管美国总统布什、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再予以否认，但美国无法不出现滞胀。当次贷危机从房贷向其他信贷领域扩散的时候，经济的不断收缩（表现为经济实体的清算破产）将成为常态，政府如果不注资，将会引发整个经济的危机，而不断注资也仅仅是防止危机扩散而已，根本谈不上刺激增长，而它的副作用却是引发通货膨胀，因此，滞胀是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最好的结果。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新上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给中国人的忠告是：新兴经济体不可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中国当未雨绸缪。怎样未雨绸缪？出路在通过提振内需来弥补外需的减退！

　　好在中国经济新兴加转轨，不愁找不到内需增长点。比如改革户籍制就可以促进内需的协调增长。

　　户籍制是中国长期以来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制度根源，改革了就可以大大促进城市化的步伐，这可以为经济带来更为健康协调的增长。因为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我们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是内需导向型的，只能是外需导向型的。我们不断地推进工业化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没有相应的城市化的需求来加以消化，外需是惟一出路。大量参与国际化生产链条的农民工，因为外来、无组织和不稳定的特点，注定是工资谈判的弱者和被动接受者，这进一步削弱了内需的力量，另一方面，这却使厂商成本结构畸形，从而对原材料成本上升不敏感，使得中国出口产业形成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的“路径依赖”，阻碍了经济结构的升级，使中国经济在出口中遭受低工资和高价原材料双重损失。如果（来自农村和外地的）人们工作所在地即是户籍所在地，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进行，工人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同步转变，即可以释放出很大一部分内需：工人及其家庭成员因此有了健康而稳定的消费，城市扩大引致市政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等公共品消费的增长，由于融入当地而带来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消费……

　　工作所在地即是户籍所在地的政策还可以带来生产率增长方面的巨大促进。稳定而专一的工作有助于工人更好地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工人们相互之间由于熟悉而一定会协作得更好，人们可以更好地把职业作为连续不间断的生涯来设计来努力，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成为职业的“短工”、“盲流”……在生产率稳定提高的基础上，工人的工资报酬也会逐步提高，这种稳定的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对劳资双方都有利，而只有有了“工作所在地即是户籍所在地”这样的制度，这种“稳定关系”才能得以实现。没有“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这个基础，一切“转变生产方式”、“促进内需”的宏观政策都是无效的。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会否认这样的说法：今天的高房价部分是由于住房市场化改革太过滞后造成的，被长期压制的太多的需求一朝释放，对供给的冲击必然刺激房价高企。那么，户籍制改革如果再拖下去会有什么后果？会否导致未来某一天中国经济的滞胀？只有天知道！不过，可以确定无疑的是，仅靠宏观政策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很多深层次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靠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