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秦炜 万敏
作为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农信社仍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网络分布最广、规模实力最大、改革进度最慢的一员。由于多方面原因,不少农信社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信社仍然存在不少数量的存量包袱,其所承担的责任和惠农属性与自身现状极不相匹配。
王华说,自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以来,通过中央出台的各项扶持措施和自身的努力,农信社管理体制基本理顺,产权改革稳步推进,经营机制逐步转换,经营状况明显改善。
王华认为,目前农信社存在着两个“不相匹配”。一是农信社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享受国家政策不相匹配。二是农村信用社惠农属性与获取的经营效益不相匹配。
王华说,改革开放以来,为使四大国有银行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轻装上阵,中央财政出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进行多次剥离,金额高达1.4万多亿元。农信社网点人数、存贷规模均居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前列,承担着全国10亿农户和乡镇居民以及大部分县乡(镇)村财政运转的金融服务职能。近年来由于政策性支农贷款损失、支持乡镇企业贷款损失、地方政府和村社集体举债无力偿还、接收农村合作基金会贷款和城市信用社贷款等原因形成了大量不良贷款。
王华说,“三农”固有的特性与农信社的最终经营目标之间存在矛盾。首先是贷款的风险性。“三农”是弱质产业,其抗风险能力较差,同时其投入与产出的不对称性,使得比较效益较低,可能使农信社投放的“三农”贷款面临较大的损失风险。其次,经营目标的冲突。农信社作为一个经营实体,应该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然而,农信社其宗旨又是服务“三农”,为了满足对“三农”的金融需求,却无法按照“集约经营”的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管理,比如设置网点,基本上是每个乡镇有网点。目前全省营业网点达6100个,在全省金融机构中网点规模最大。在满足“三农”需求、便民惠农的同时,却形成一部分营业网点达不到盈亏保本点,给农村信用社形成了亏损,带来沉重的包袱。如四川三州地区有“撤不掉、养不活”的农信社达200多个,形成历年亏损额达2.86亿元;再次,管理成本高,效益低下。农信社服务的对象是千家万户,支农贷款涉及面广,贷款额度低,且还要实行优惠利率,这使得农村信用社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成本。
鉴于上述原因,王华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在尊重历史、核实底数的前提下,对农信社的不良贷款和未弥补历年亏损,参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的做法进行直接剥离。二是在一定期限内,继续保持减免农村信用社营业税、所得税政策,缓解高成本压力,提高农村信用社的生存能力。三是鉴于“三农”贷款的高成本、高风险和低收益特点,通过对支持“三农”部分的贷款提供财政贴息,鼓励农信社进一步加大支持“三农”力度。四是在保持服务定位和职能不变的前提下,以省为单位组建统一法人。银监会先授牌再限期达标,全部更名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使农信社能享有银行的品牌声誉,加大公众信任度,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有利于与其他银行同业在金融竞争中处于同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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