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努力构建和谐金融环境
丁仲篪（政协委员、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
历经几年努力，资产管理公司全面完成了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实现了支持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最大化回收国有资产的预定目标。几年来，资产管理公司也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培养了一支专业队伍，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成功实现商业化转型和发展，以继续发挥专业优势，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作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华融公司要走向市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应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坚持稳健经营和规范发展，健全有效平衡风险与效益的内控和运行机制，夯实风险管理基础；应坚持把经营的质量和效益摆上优先位置，以实现资本回报稳定增长为目标，拓展有效市场，优化业务结构，降低经营成本，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和效益；应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满足金融消费者的需求为目的，拓宽新的服务领域，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为公司和社会带来更大的效益；应坚持以人为本，把员工的发展与公司的转型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稳步推进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营造和谐发展的良好环境。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感到，政协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平台，在担任委员的五年里，要身体力行，努力为金融业改革发展建言献策。为了推动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发展，这次我提交了关于修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的提案。因为一方面，随着近年来的发展，在实际工作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较现行条例规定的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当前国家有关部门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和发展方向形成了共识，陆续发布部门规章，但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要低于国务院令，因此有必要以修订现行条例的方式，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方向和管理考核方式予以明确，以免出现管理部门规章与国务院条例规定不一致的情况。我认为，应当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公司性质、业务定位、公司结构、监督管理等方面对条例进行修订，加强对商业化业务的规范，适当扩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种类和经营范围，引导、促进资产管理公司加速商业化转型步伐。
闫冰竹（政协委员、北京银行董事长）：过去五年来，银行业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国有银行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城市商业银行等股份制中小银行发展也今非昔比。截至2007年末，全国123家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达3.3万亿元，不良贷款率降至3.04％（低于全国银行业平均水平），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实现了联合重组、跨区域经营、发行上市等战略突破，城市商业银行已经成为繁荣金融体系、服务中小企业、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金融力量。
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加快构建一个健全完善、开放竞争、充满活力、和谐繁荣的金融生态体系，这离不开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商业银行的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
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发展，城市商业银行在服务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促进金融体系繁荣。城市商业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加速了我国金融体系由垄断走向竞争、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步伐，推动我国初步构建起多种形式并存、开放竞争、功能互补的充满活力的现代金融体系。
作为城市商业银行，在从紧的货币政策背景下，北京银行将果断退出产能过剩和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积极支持节能减排项目，建立绿色信贷模式，主动调整优化业务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用实际行动维护经济稳定健康运行。
同时，北京银行将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积极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中小企业融资的特色品牌，为带动就业、繁荣经济贡献力量；服务新农村建设，大力扶持都市型现代农业，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实施社区银行战略，推进零售银行转型，并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北京银行将通过加快经营转型，保持高成长性、高收益性、高稳定性。
另外，北京银行还将不断创新和丰富金融理财产品服务，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同时，北京银行将抢抓奥运机遇，全力服务平安奥运，展示我国银行业的优质品牌形象。
提高宏观调控能力 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梅兴保(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作为新的全国政协委员，我这次直接听取了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深受鼓舞。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过去五年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我体会到，几年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政策性资产接收、商业化收购、管理、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大幅度降低了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帮助国有商业银行改善了资产结构，为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因银行不良资产率过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通过实施债权转股权，帮助一大批国有企业摆脱了沉重的债务，完善了债权转股权企业的治理结构，并通过资产重组，促进国有企业扭亏脱困和改制发展，对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今年的经济、金融工作，温家宝总理提出着重抓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所有制结构，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继续深化银行业改革，还要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总理的报告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初步明确了转型的目标：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和严密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从存量不良资产经营起步，提供有特色的金融服务，形成可持续的盈利模式，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努力将公司整体转型为以不良资产经营和非银行金融服务为主业，具有较强投行功能和综合经营能力的金融控股集团。为实现这个目标，今年我们要确保工行建行可疑类资产经营的成功，对现有的投资资产进行整合重组并按效益性原则逐步从非金融主业退出，积极开展证券承销等投行业务，有重点地进入证券、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评级和保险等行业，完善公司治理，形成金融控股雏形。明后两年将全面完成商业化收购
的可疑类资产的收现任务，继续经营管理不良资产、经营证券等新业务，形成可持续的盈利模式；积极争取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择机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创造优良业绩和知名品牌，积极为上市创造条件。
张静（人大代表、人行武汉分行行长）：作为一名来自中央银行分支行的代表，我将结合基层央行工作实际，认真履行人大代表职责，努力为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尽心力、作贡献。
一是更加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好的建议。在这次人大会上，我结合基层央行工作实际，就加快信贷立法、征信立法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提出了三项建议。下一步，要继续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加强对各项金融调控措施、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分析，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二是努力推动从紧货币政策在辖区有效落实，促进辖区信贷总量平稳增长和信贷结构调整优化。要继续深入学习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坚持正确理解和执行从紧货币政策，加大宣传解释力度，加强窗口指导，引导辖区商业银行均衡信贷投放。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做到“紧中有活”，不搞“一刀切”，重点做好信贷结构调整工作，支持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要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做到“紧中有进”，进一步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服务业、节能环保和自主创新的信贷支持，继续推动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和助学贷款业务加快发展；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做到“紧中有新”，引导辖区金融机构结合经济发展需要，积极推出新的信用模式、信贷产品和信贷服务方式，同时，大力推动直接融资，不断满足经济发展中多层次、多形式的资金需求。
三是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切实做好金融支持工作。湖北是地处中部的农业大省、传统机械工业制造基地，具有较强的科教优势。2007年，国家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金融部门要积极投身到改革试点之中，努力加大金融服务创新工作力度，推动武汉城市圈金融一体化建设，为把湖北建设成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要进一步加强湖北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支持农村灾后重建和春耕生产，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发展，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要充分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按照“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限制对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投入，支持促进湖北探索走出一条低投入、高产业、能循环、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探索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发展的信贷管理体制、机制，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将湖北较强的科教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马经（政协委员、人行广州分行行长）：本轮宏观调控可以说始于2003年上半年。五年来，人民银行及时发现和预判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先后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8次上提存款基准利率，9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货币政策的预见性、前瞻性和科学性得到明显提高，有效抑制了货币信贷总量的过快增长，防止了新一轮通货膨胀和经济大起大落。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但各种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也在积累。从国际上看，美国次贷危机前景不明朗、金融市场震荡加剧、美元持续贬值、贸易失衡、通货膨胀等因素可能加剧全球经济波动。从国内看，经济运行中一些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特别是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尚未有效缓解，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风险仍然存在，货币信贷扩张压力加大。因此，今年的宏观调控形势依然严峻。
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领会和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措施。一是要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主基调不变，加强对从紧货币政策的宣传和解释，提高全社会对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认同度，正确引导公众预期，促进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不断提高。二是要切实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加强对地方性金融机构贷款进度和投向的引导和监测，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根据实际信贷需求均衡放款，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三是要坚持从紧货币政策不搞“一刀切”，加大对抗灾救灾必要的支持力度，大力提倡绿色信贷，支农贷款也要充分保证。四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紧密配合。货币政策主要解决总量问题，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过程中，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两者需要密切配合，相互支持。
应强调的是，要提高宏观调控实效，还必须大力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夯实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我们将进一步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充分发挥金融资源配置的导向性作用，积极推动企业及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市场应变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按照“重组存量”与“发展增量”相结合的思路，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创新，打造地方金融知名品牌，焕发地方金融活力；进一步推动社会信用建设，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正确引导企业和居民的投资理财行为，为金融宏观调控创造健康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加快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增强金融中心的集聚力、辐射力和带动力，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区域金融新格局。
杨子强（人大代表、人行济南分行行长）：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涨幅控制目标确定在4.8%左右，这个目标是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基础上慎重提出的，是实事求是的。从目前情况来看，落实好这个目标，任务艰巨，压力很大。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实现物价控制目标的战役中，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通过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也可以大有作为。
此次物价上涨的成因是复杂的，要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仅仅依靠从紧货币政策一副“药方”，药力恐难骤然见效，必须多管齐下，多种政策协调配合，才有望打赢物价稳定“保卫战”。我认为，应该围绕“增供给、调需求、提效率”，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作用。针对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占款过多、流动性过剩矛盾对物价上涨产生的需求拉动效应，人民银行须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调控工具，继续加大对冲流动性力度，并合理运用利率和汇率等价格型调控工具，充分吸收过多货币供应量，通过适度控制社会总需求，达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是注重发挥信贷政策在增加有效供给、控制不合理需求方面的作用。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严格执行贷款条件，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特别是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创新和改进银行信贷服务，完善担保、贴息等制度，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贷款支持；加大对粮油肉禽蛋生产和流通环节的信贷投入，帮助农民增加有效供给。
三是充分发挥财税杠杆在稳定物价方面的作用。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力度，加快农资等上游产品的生产，遏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保证国内商品农产品的供应，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充分调动“三个积极性”，即通过提高对农业的补贴比例，扩大财政贴息覆盖面，加大财政贴息力度，调动金融机构的贷款积极性；通过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和奖励力度，调动地方的产粮积极性；通过坚持和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应适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证中低收入家庭的抗通胀能力。
此外，还应严格落实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政策；大力运用产业政策，抑制投资过快增长，促进投资结构优化；大力加强市场和价格监管；防止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加快技术创新步伐，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落实从紧货币政策 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胡平西（人大代表、人行上海总部副主任）：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考虑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较大，货币信贷投放仍然偏多，流动性过剩矛盾尚未缓解，价格上涨压力明显，需要加强金融调控，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过快增长。”
从紧货币政策给大家提出了新的挑战。事物总是辩证的，只要正确理解和把握从紧货币政策的内涵，创新思维和行为方式，坚持宏观与微观、经济与金融、银行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就有可能变挑战为契机，更好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力地推动金融创新和发展。
首先，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公开市场和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严格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加强窗口指导和道义劝说，引导商业银行把握合理信贷投向，均衡信贷投放，有效抑制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能力。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注重货币政策的预见性和有效性，科学把握操作的灵活性和弹性，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等协调配合，发挥联动效应，努力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提供平稳的金融环境。
其次，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商业银行在追求盈利的同时，应该顾全大局承担社会责任。从长远看，宏观调控能否达到预期目标是商业银行自身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商业银行应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根据实体经济需求，注重适度均衡放款；加强流动性管理，加大对“三农”、就业、助学、中小企业、节能减排和自主创新等薄弱环节的贷款支持力度。合理控制基本建设等中长期贷款，严格限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中落后企业的贷款。在货币政策从紧的环境下，商业银行应主动顺应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变化，积极投入金融创新。努力拓展中间业务，研发推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改变单纯依靠存贷利差拉动利润增长的盈利方式，不断提高非传统业务的盈利能力。
最后，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应对。要学会运用新的金融工具，采取多元化的方式筹资、融资和避险。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和项目，面向市场，通过发行债券、短期融资券和股票等渠道，解决合理的资金需求。抓住国内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的机遇，扩大进口用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紧缺原材料，降低生产经营成本。鼓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
盛松成(人大代表、人行沈阳分行行长):在当前经济增长偏快、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过大的背景下，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从固定资产投资看，2004年至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连续四年超过或接近25％。今年是政府换届之年，根据以往惯例，各地都会努力增加投资，掀起新一轮经济发展热潮。从货币信贷投放看，2007年从2月份以来M2增速连续11个月高于16%的目标值，持续高出目标值两个百分点以上。今年前两个月M2增速分别达到18.9%和17.5%。今年前两个月已用了全年贷款规模控制目标的近30%。从国际收支看，2007年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年末外汇储备超过1.5万亿美元。大量外汇储备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引起流动性过剩。从物价看，2007年CPI从3%上涨到6.9%，全年上涨4.8%。2008年1月上涨了7.1%，2月更上涨了8.7%，而2005年、2006年分别仅上涨1.8％和1.5％。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可以说，通胀压力不缓解，从紧的货币政策就不会改变。
银行、企业与地方政府应正确理解和积极面对从紧货币政策。银行要积极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创新，改进服务。要主动保持信贷投放总量的适度、均衡，按照“有保有压”的要求，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贷款支持，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特别是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加强金融创新，改进信贷服务。通过积极盘活存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提高贷款定价能力，提高收入水平。积极转变高度依赖贷款业务的传统经营模式，加快收入结构转型，大力开发信贷替代型产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全面增强核心竞争力。
企业要解放思想，转变传统的融资观念和融资偏好，积极寻求市场融资。从紧的货币政策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企业扩大直接融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为，更多企业从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会反过来大大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发展了，企业可以更多地利用各种直接融资的渠道和方式。
地方政府要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地方政府是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环节，又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承担着重要职责。面对从紧货币政策，地方政府在落实“有保有压”措施时，不仅要立足本地区，更要放眼全国乃至世界。地方政府应该高度重视金融生态建设，切实推动金融生态的改善。
李明昌（人大代表、人行成都分行行长)：2002年以来，储蓄率高位继续攀升，本来已经较低的消费率则不断下降，消费内需不足和国际收支失衡的经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从深层次看，这反映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
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的企业部门收入占比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的反差现象，很大程度与我国要素价格不合理以及公共财政职能错位相关。国家有关部门应以加快要素价格改革进程和转变公共财政职能为重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扩大就业，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以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尽快建立全国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区段的发展。建立最低工资与物价变动、经济增长的挂钩机制，保证劳动报酬增幅与经济增长基本相适应。
近年来，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增长速度，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内部门增加值比重大幅度上升。资源价格过低、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和生态环境补偿不到位，企业部门获取大量的超额利润，是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应当加快资源价格改革进程，完善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逐步提高资源税，使资源价格不仅反映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还要充分反映生态和环境成本。加快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改革进程，特别是加快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方面的立法进程，通过法律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违规惩罚力度和执行强度。
适当降低居民总体税赋水平，建立农村居民动态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机制。在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基础上，建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联系机制，还原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节功能，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缴税水平。
改革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促使企业利润通过再分配环节向居民收入转化。针对企业分红派现意愿较低的实际，调整与企业折旧政策和利润分配政策相关的会计制度，从制度上鼓励企业向股东分红派现。
针对财政收入大幅高于经济增长水平的实际，适当调整总体赋税水平，使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与经济增长大体适应。还原公共财政的应有职能，增加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消费性政府开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效调节地区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减少财政支出中的一般生产性资金投入，降低生产性补贴。
深化银行改革 建设国际一流金融企业
许海（人大代表、工行甘肃省分行行长）：面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新形势，上市银行必须朝着建设国际一流金融企业的目标迈进，以一流的经营业绩来回报投资者，回报市场，回报国家，实现公司价值、股东价值和员工价值的协调增长。
要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上市银行基层分支机构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通过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自身良好经营发展来推动这一目标实现。
一要加快推进经营转型，提高综合盈利能力。基层分支机构要顺应新形势，全面拓展个人金融业务，加快发展中间业务和新型业务，进一步优化存贷款业务结构，通过转变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积极加快新市场开发，探寻经营转型新途径，在转型中逐步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二要改善金融服务，提高客户服务能力。要加强服务渠道建设，构建方便快捷、功能齐全、形象统一、布局合理的银行服务网络；要优化业务处理流程，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要完善客户服务体系，努力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一揽子服务；要强化服务的规范化管理，加大对服务所存在问题的查处和调整力度，进一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三要强化内控管理，提高风险掌控能力。进一步健全全面风险管理的体系和制度，不断强化案件防控和风险责任管理长效机制的建设，实现对经营管理活动的全方位覆盖和全过程有效监督，确保不发生重大资产质量问题和案件、事故。
四要实施区域分类发展战略，提高整体协调发展能力。要针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分支机构经营基础差异较大的情况，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形成梯度发展的格局。
五要加强员工队伍和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凝聚力、战斗力。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强化对员工的培训、教育，努力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有效地发挥先进文化在促进改革发展、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努力为建设国际一流金融企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文化支撑。
李怀珍（人大代表、湖北银监局局长）：银行业变革崭新而深刻。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五年来的金融工作时，用“金融业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语作了高度概括。
此次银行业变革表现出了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外在与内在同步。此次变革将解决银行业外在的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经营业绩不佳的问题，与解决内在的现代银行制度和机制的缺失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主体与多元协调。即改革的重点主要是在市场份额中占主体地位的国有银行，但同时对其他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体制、机制的改造和升级也普遍展开。三是开放与主导结合。即给予外资银行来华设立机构和开展业务享受国民待遇的同时，确保民族银行业的主导地位和我国银行业的绝对安全，实现开放与改革发展的良好互动。四是监管与被监管互动。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与监管部门的监管理念产生了良好的互动效应。银行业这次新变革不仅从外在方面实现了财务上的根本好转，而且从内在的理念、文化、机制上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基础。
农村银行业应是下一步改革重点。温总理在报告中为银行业改革特别是农村银行业改革指明了方向。除农村银行业自身的改革外，从外在的整体推进上应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法制环境，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以法律法规形式规定地方金融机构所吸收存款必须按照一定比例投放在当地。二是进一步加大对涉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引导资金回流农村。可考虑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再贷款政策，对农村金融机构发放的涉农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对县域内的独立法人机构实行部分税收减免，调动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三是进一步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按照“低门槛，严监管”的思路，大力推进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工作，激活农村金融市场。
银行业变革应积极与国家宏观调控相适应。商业银行必须增强应变能力，在改革中自觉与宏观调控协调，在战略调整中寻找市场和新的发展契机，在机制构筑上进一步增强柔性和灵活性，以实现不同宏观背景下的持续稳健发展。一是要调整发展战略，重点在负债业务、表外业务和中间业务方面培育市场。二是要调整经营机制，在坚持商业化原则的同时，使微观机制适应宏观调控的变化。三是要调整发展结构，适应宏观调控的变化，对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以及银行的客户结构进行调整。
刘卫星（人大代表、工行重庆分行行长）：对基层银行来讲，落实从紧货币政策面临着两大压力：
一是社会需求的压力。从“稳健的货币政策”，到“从紧的货币政策”，政策层面不断趋紧；从操作来看，去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加上公开市场对冲操作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从紧”特征已经显现。从信贷投放来看，去年四季度，各行贷款投放进度明显放缓，加之客户资金需求十分旺盛，既有在建项目的持续投入需要，又有关系国计民生、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新开工项目的资金需要等，因此，做好今年的信贷工作难度很大。如何既把好信贷闸门，又较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成为摆在基层银行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是战略转型的压力。作为上市银行，一方面是落实国家宏观调控和从紧货币政策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不断提高盈利水平、努力增加股东回报，经营转型势在必行。近年来，虽然国内银行在转变增长方式和盈利模式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过分追求发展速度、过分依赖利差收入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贷款冲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面对压力，作为基层银行，一是准确理解决策意图，自觉落实宏观调控的措施。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从紧”决不意味着“封闭”，“严控”也不等于“关闸”，关键是要全面理解从紧政策内涵，自觉服从调控要求，做到优中选优。二是认真分析贷款需求，切实做到“有保有压”。三是着力盘活贷款存量，用好做大贷款流量。四是加快创新服务产品，适应客户融资需求。
上市银行要以建设国际一流现代金融企业为目标，加快实现从“形似”到“神似”的转变。作为上市银行的分支机构，一是深化理念转变，真正树立“以效益为核心、以质量为基础、以管理为保障、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的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理念；二是深化机制建设，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健全全面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各项业务的联动营销机制、客户服务的快速响应机制、中间业务的快速发育机制、资金营运的市场运作机制、本外币业务的协调发展机制、经营资源的高效配置机制、人事分配的竞争激励机制等，通过机制建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是深化风险防控，正确处理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关系；四是要把服务渠道建设、服务产品创新、服务效率提高、服务品质提升作为重中之重切实抓好；五是深化队伍建设，加快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现代银行家队伍。
积极推进金融创新 支持经济健康发展
刘贵生（人大代表、人行西安分行行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更多的篇幅涉及金融。无论是过去五年的工作，还是今年的工作部署，无论是对经验的总结，还是对问题的分析，都对金融予以特别关注。金融行业特别是基层央行，要把国家金融方针政策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努力提高政策实施绩效，力促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贷款支持。西北是典型的农业地区，也是能源资源富集区，要加大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持力度，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诸多挑战。积极探索构建金融支持科技自主创新、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推动能源金融与能源产业的协调发展，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从整体上看，西北地区金融业发展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还很大，金融体系不健全、城乡、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三农”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相对薄弱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需要抓住改革发展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快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步伐，整合地方金融资源。要加快试点，逐步推广小额贷款组织或村镇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要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引导商业银行拓展农村金融业务，发挥农村金融机构的主力军作用，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西北证券市场在金融改革强劲动力的推动下，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但和全国相比仍然相对滞后，直接融资比重偏低。应加快优质公司上市步伐，积极培育主板和创业板的上市资源，优化上市公司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要努力扩大已上市公司的融资规模，加快已上市公司壳资源的重组。应大力扶持发展地方券商做大做强，避免优势上市资源流失，其中基础性的工作是引导企业扩充资本金，增强资本实力。金融业要通过信贷结构调整，对企业融资方式予以引导。
积极推动金融创新。要大力推进企业发行公司债券，鼓励省内金融机构发展住房抵押证券、项目支持证券等资产证券化业务，探索发行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市政项目收益债券。积极开发适合地方经济特点的保险产品，不断扩大保险覆盖面，创新保险服务手段。
唐双宁（政协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金融控股集团作为一种有效的金融组织形式，是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必然选择。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历史看，综合经营在大部分时期被多数国家所采用，是金融业发展的常态；而分业经营只是特定国家特定阶段的产物，属于一种特殊形态。1929年以前世界各国金融业基本实行综合经营。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将商业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严格分离，这是对综合经营的否定。1999年，美国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以建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形式实行综合经营，这是对综合经营的否定之否定。当今天下，综合经营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已基本成为现实。
我国金融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也曾实行某种程度的综合经营体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改为分业经营体制。但从发展趋势看，综合经营今后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既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为了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压力。中国光大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的即将组建，是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国家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的具有前瞻性的科学决策，也是中国金融业为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加快自身发展的现实选择。有了这个金融控股集团的牌照，光大集团就拥有了改革和创新的主动权，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中国金融综合经营的“试验田”。
当前光大金融控股集团要以光大银行为主干，以子公司制的模式为基础，同时充分借鉴全能银行事业部制模式的长处，形成一个子公司制与事业部制相结合的“混合型组织架构”，旨在既充分发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防火墙效应和股权杠杆效应，又能够发挥事业部制内部协调顺畅、信息共享充分等优势，使得金融控股集团这种新型金融组织形式充分发挥出特有的经营优势。
赵鹏（人大代表、工行安徽省分行行长）：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任务的要求，今年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并要求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有保有压。作为商业银行，要深刻认识实行从紧货币政策的重要意义，全面落实宏观调控的各项工作要求，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创新和改进信贷服务，在实现自身稳健发展的同时，为推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从紧货币政策的核心是从紧的信贷政策，其主要着力点也是抑制信贷过快增长。商业银行应按照信贷总量调控要求，严格控制信贷总量，把握信贷投放节奏，按照“好中选优”的原则，重点加大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企业和项目的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其合理的资金需求，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从紧货币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并不是单纯地控制信贷投放，对信贷投放的控制也不是“一刀切”，而是有保有压。为此，商业银行要加快创新和改进信贷服务，在保持信贷适度、均衡投放的同时，着力优化信贷投向和结构，支持国民经济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一是在促进消费上下功夫，重点加快个人消费类贷款投放，刺激消费增长，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根据个人客户资金需求变化，针对性地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并设计推出各种信贷产品套餐，有效满足个人消费资金需求。
二是积极支持我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大力推广仓单、存货、应收账款、专利权等质押贷款，组合设计适合走出去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有效满足企业资金需求。加大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产品品牌的出口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档次，优化出口结构和外贸发展方式，努力保持出口的平稳增长。
三是优化信贷结构，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大力推进“绿色信贷”建设，加大对节能减排项目建设、清洁能源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有效控制对两高一剩行业的贷款投放。创新和改进信贷服务，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对科技创新项目的信贷投入，提高科技创新企业竞争力，支持我国整体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积极创新信贷服务产品和方式，给予新成长劳动力创业和农民工返乡创业以信贷支持，支持新成长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创业致富，支持全民创业和“三农”经济发展。
阎庆民（政协委员、上海银监局局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业的改革发展离不开国内、国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从现阶段看，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经历广泛而复杂的变革，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全球化在拓展了银行业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使银行业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和冲击加大。同时，国际经济金融波动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一新的形势，要求我们把监管工作放到国际金融市场竞争的大背景、大环境下来谋划和把握，既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政策对话和监管规则制度的制定，也要密切关注国际市场的发展变化，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早制定预案，妥善应对，维护我国银行利益和国家安全。
从目前形势看，今明两年宏观经济运行的变数较多，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尚未缓解，增加了金融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一是信用风险因素增多。随着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周期性行业、原材料行业以及产能过剩和“两高一资”等重点调控行业，将可能步入困境甚至衰退，行业波动直接增加了银行的信贷风险。二是流动性风险压力加大。受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和存款准备金率频繁上调的影响，银行存款短期化、活期化和贷款长期化趋势加剧，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增加，部分银行流动性下降，导致银行业市场流动性紧张的趋势已经显现。三是市场风险不断上升。当前美欧、美中之间利差不断扩大，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和人民币贬值加剧，次贷危机还在加深和蔓延，导致银行汇兑风险上升，银行外币资产管理面临更大的压力。
面对上述情况，必须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监管的敏锐性、主动性和有效性，避免风险积聚和集中。同时，我们还要面对日趋凸显的快速“脱媒”的挑战。目前，我国居民和企业所持有的基础性金融产品，正由过去单一的银行存款向存款、股票和债券多元化转变。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产品的比重已从2004年的73.4%下降到2007年末的47.3%。随着“脱媒”现象不断出现，存款类金融机构传统的盈利模式受到冲击，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逐步加大；同时大量资金从银行体系进入资本市场，还可能过度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对金融调控和监管提出了新挑战。面对“脱媒”加剧的新趋势，必须强化以资本充足率和管理风险为核心的监管框架，鼓励银行业积极开展面向市场的金融创新，改变传统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挖掘自身潜力和提升核心竞争能力。
郭庆平（人大代表、人行天津分行行长）：在天津市政府按照国务院和市党委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的时候，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也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高起点、宽视野，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推动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安全、持续、健康发展。
天津分行将进一步加强对金融宏观调控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的研究，加强对从紧货币政策具体措施实施的时机、使用的货币工具、采取的市场操作与选择的力度进行研究，加强对地方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加强对地方资金需求变化与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坚持“总量调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信贷方针，坚持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做好信贷“窗口指导”，引导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推动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目标，加快推进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试点，开展服务贸易非现场监管试点。以东疆港保税区为依托，积极推进海关特别监管区外汇管理政策改革。继续实施结售汇综合头寸实行正负区间管理，鼓励支持新区企业集团境外投资和境外放款，不断深化其他领域的外汇管理改革。
本着科学、审慎、风险可控的原则，分行将帮助滨海新区金融机构积极、稳妥、安全地开展金融业务创新，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金融风险，探索建立滨海新区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工作机制。建立天津金融创新产品、创新企业金融数据采集渠道、统计方法与统计制度，建立天津金融创新产品、创新企业运行的动态监测、分析与信息反馈监管制度，建立天津金融创新产品、创新企业风险应急预案。完善天津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加强对跨部门、跨市场金融风险的分析与防范，维护一方金融安全。
加快信用工程建设，进一步完善天津信用环境，搞好天津滨海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人行天津分行将进一步完善以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服务对象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加强对企业和个人借贷行为的跟踪与监测，为金融机构和社会提供信用咨询服务。推动天津征信机构完善信用评级，健全地方信用担保体系。逐步形成在信用信息基础数据采集环节适当集中，避免重复建设和信息分割。在信用评级、评估等信用增值服务环节，按照平等竞争的市场原则，推动建立多层次征信机构体系。建立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透明度。
黄良波（人大代表、人行南宁中心支行行长）：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加快创新步伐，这对金融系统提出了更高的创新要求，也为未来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新动力。金融创新需要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我认为有几项工作需要深入推进。
一要在法律及监管上为金融创新提供便利。一方面在制定相关成文法的过程中应当留出一定余地，为金融创新提供一个可能的制度空间；另一方面，应逐步形成“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行为都不属于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理念，保障金融创新的适时性和效率。
二要建立金融创新长效机制。要通过有效的金融创新制度安排，丰富金融创新主体，健全市场创新体系，建立创新长效机制，持续推动金融创新能力及水平的提升。应建立组织体系创新制度，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促进金融机构多元化。要建立创新激励制度，制定具体的奖励办法，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变各项金融创新由金融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决策的惯例，提高金融创新效率。应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将金融创新的风险交还由金融机构承担，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产品创新监督约束机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控制和防范经营风险。要不断改善金融消费环境，努力营造有偿服务的金融消费文化，降低我国金融机构的创新成本。
三要结合实际开展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目的在于使金融产品与服务更符合客户的需求，从而确立未来创新发展方向，深入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管理与技术创新、理念与文化的创新、体制与制度创新。
四要通过规范引导民间融资促进民间金融创新。我国民间金融规模非常大，民间金融创新是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是金融创新的前沿。因此，对于民间融资，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限制或取缔，而是制定出公平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规范民间借贷，将民间金融从“地下”引上正规发展道路。要尽快出台民间金融法、放债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从法律上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和正常民间融资的界限，通过法律手段使民间融资逐步走向契约化、规范化。要通过建立社会资金融通中介机构，为民间融资健康发展构建合法的活动平台，激发民间金融发展活力，促进民间金融创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正规金融提供重要补充，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问题。
周振海（人大代表、人行长春中心支行行长）：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推进社会信用制度建设。近几年，东北地区在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决策推动下，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但由于区域信用环境较差，使三省经济进一步又好又快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如果能在东北地区率先启动以人行征信系统为基础的地方信用建设工程试点，将对改善三省区域信用环境，推动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具有重大的意义。
目前，全国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分别由银行、工商、税务、质检、劳动保障、海关等多个部门掌握。这些信息不能整合在一起，无法形成全面反映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信用报告，信用交易缺乏支撑，而且不能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制，信用奖惩机制无法真正建立，良好的信用环境和市场经济秩序难以快速形成。
人行征信系统信息属于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实现信息整合，现实要求必须以其为基础。近年来，少数地方开始谋划建立地方数据库整合信用信息，而由于银行掌握的信用信息属于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稳私范畴，依法不能提供。因此，地方数据库中的信息缺少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基础信息，作用十分有限。而人行征信系统已实现了全国联网运行，除采集信贷信息外，也为采集非银行信息做了硬件和技术的充分准备。故依托人行征信系统整合信用信息，既符合国家法律要求，又切实可行。
东北三省以人行征信系统为基础推进信用建设，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安全有保证。目前，人民银行已与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产业部、质检总局、环保总局等多个部门达成信息采集协议，并有部分非银行信息入库，截至2007年末，已采集全国1200多万户企业和5.8亿自然人的信息，是世界上最大的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人行征信系统数据库结构合理、技术一流、全国联网。地方运用人行征信系统整合信用信息，可以有效解决地方建库需投入大量资金、人力以及受区域限制，作用有限的问题。
鉴于东北地区的实际信用状况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对信息建设的迫切要求，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如东北振兴办）协调三省政府制定并出台《东北地区信用信息征集使用管理办法》，经中国人民银行审定后实施，从而推动东北地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创造良好区域信用环境，以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赵宇梓（政协委员、建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近几年信用卡业务蓬勃发展，积极推动了国内居民消费和经济发展。截至2007年底，全国信用卡累计发卡量达到8300多万张，累计实现消费交易额超过6000亿元。然而，利用信用卡套取银行资金的行为却屡禁不止，有些已经成为一种变相融资渠道，甚至演变成高利贷的资金来源。在当前国家信贷紧缩、市场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信用卡恶意套现问题已越来越突出，如任由其蔓延发展，将严重扰乱国家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安全，对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为净化信用卡业务空间，提高国内发卡银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遏制信用卡套现的泛滥趋势，消除恶劣影响，应加快立法，加大打击力度。
首先，在行政法规中明令禁止信用卡套现。制定相关惩罚措施，威慑、打击公然大规模从事信用卡套现的不法分子，使执法部门有法可依。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打击商户套现行为的相关规定纳入市场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中，明确以虚构信用卡消费交易方式骗取银行资金的或以骗取银行资金为目的，从事或变相从事信用卡资金借贷等金融业务的企业行为为违法行为，并予以行政处罚。
其次，尽快出台新的《银行卡管理条例》，增加对信用卡套现行为的认定和处罚标准，明确规定商户不得通过虚假交易套取现金，不得向持卡人提供套现服务，一经发现处以高额罚款。明确规定经银行认定有套现行为的持卡人将被记录为信用不良，银行有权直接收回持卡人的卡片。
第三，明确信用卡套现是违反刑法的行为。建议在刑法中完善金融欺诈等相关条款，或通过司法解释，明确通过虚假交易套取银行资金的信用卡套现行为是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参与套现的持卡人、商户均可确定为犯罪主体，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和套现金额的多少，给以不同的处罚。通过上述法律制度的修订和完善，为司法机关提供明确的执法依据，以有效遏制信用卡套现行为。
推进外汇管理改革 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谢渡扬（政协委员、建行监事长）：近年我国国际收支连续出现巨额顺差，国家外汇储备迅猛增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新的突出问题。2007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15282亿美元，年增4619亿美元，是2006年增加额的1.87倍。外汇储备增加过多过快，直接导致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助长流动性过剩，推动通货膨胀，诱发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利于汇率形成机制的平稳调整。
造成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央行和外汇局已经推出不少解决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政策措施。除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平衡国际收支，加强“源头”管理，控制“热钱”流入以外，建议推动外汇持有和运用主体的多元化，引导“藏汇于民”，减轻国家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的压力。
对于外汇问题，我提五点建议：
第一，允许鼓励企业持有更多的外汇头寸，制定相关政策，方便企业用汇，方便企业配合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允许有外汇运用需求(包括从事进出口贸易和海外并购、投资)的国内企业在境内发行外币债券，募集资金不得结汇。
第二，鼓励个人更多持有外汇、使用外汇，激发居民个人持有和运用外汇的需求。支持出国留学，发展出国旅游，方便护照办理。合理调整外汇存贷款利率政策，办好QDII，适时开通“港股直通车”，方便居民投资国际金融市场。
第三，做好强势货币的金融服务。调整政策，改进服务，方便企业出口贸易直接用强势货币结算，方便企业、个人持有强势货币、使用强势货币，以利规避汇率风险。
第四，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外汇理财产品，拓宽企业、个人外汇投资理财的渠道和选择空间。
第五，加强相关监管，对资本项目的流出实时监控，加大反洗钱和制止非法资本外逃的力度。
孙工声（人大代表、人行南京分行行长）：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将国际收支不平衡看作是阻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并将“采取综合措施，努力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作为今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作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贯彻落实好这一要求，就必须认真执行好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应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国际收支状况对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与日俱增。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大额顺差的持续存在，不但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加快结构调整进程。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已经成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未来一段时间，受国内宏观经济大环境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际收支较大顺差的态势仍可能持续，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仍面临诸多挑战。
近年来，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省分局为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做了大量工作，多次提高企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直至完全放开，便利企业、个人持汇用汇，支持企业“走出去”；加强对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的管理；培育外汇市场，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基础性作用；加强统计监测，充分利用电子化手段加强对可疑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控，等等。下一步，结合江苏实际，特别是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我们将根据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整体部署，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积极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一是有效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支持扩大内需和经济结构调整。在合理控制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的同时，加强对弱势群体、弱势产业、弱势地区的信贷扶持，着力体现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的政策精髓。积极推进金融创新，突出“紧中求稳、紧中求好、紧中求进、紧中求活”，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积极推进外汇管理改革，促进境外投资的快速发展。落实各项改革措施，便利涉汇主体的用汇，增强经济主体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适应能力。着力改善境外投资管理，力争境外投资在2007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实现新的飞跃，逐步形成与江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相适应的境外投资新格局。
三是严格外汇业务监督与管理，防范违规和异常资金流入。
四是推进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提高外汇管理与服务效率。
加大支持“三农”力度 构建金融服务“三农”长效机制
郑晖（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强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这对农发行既是鼓舞更是鞭策，也为农发行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深化农发行改革是中央的决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客观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和农村金融问题高度重视。从2004年起连续五年中央1号文件和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对深化农发行改革，加大支持“三农”力度，发挥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扎实推进，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对农村金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社会各界热切关注农发行的改革发展，地方党政、涉农企业和广大农民期望为“三农”发展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目前，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农发行改革问题。对此，农发行党委高度重视，把改革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主动配合人民银行就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法人治理、经营管理体制机制、法制建设等深入调研，并提出了相关建议。通过改革，影响农发行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将逐步被消除，农发行在支持新农村建设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增强。
强化农发行支持“三农”功能，要着力解决好以下问题：
一是要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在贯彻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下，对农发行的支农信贷计划应适当倾斜；三是应借鉴国外政策性银行的通行做法，由政府注资补充农发行资本金，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四是建立适合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外部正向激励，调动农发行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更好地实现政府支农政策目标、信贷资产安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对农发行应实行有别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五是要加快制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条例》，确保农发行依法经营，监管部门依法监管。
王用生（人大代表、国开行辽宁省分行行长）辽宁拥有2292公里海岸线，是辽宁发展沿海经济得天独厚的条件。辽宁提出“必须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扩大沿海对外开放双重机遇，努力跃入东部发达省份的行列”,决心充分利用辽宁丰富的海岸线资源，重点建设大连长兴岛、营口沿海产业基地、辽西锦州湾、丹东产业园区、大连庄河花园口工业园区五个区域，打造“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用临港经济带动腹地经济，实现沿海经济和腹地经济互动双赢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但是，“五点一线”战略实施钱从哪里来，如何突破资金瓶颈却是摆在辽宁省委、省政府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在辽宁谋划利用沿海岸线资源的酝酿阶段，国家开发银行主动介入，及时与辽宁省委、省政府沟通思路。开行认为，辽宁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的战略构想，是抓住东北振兴和沿海开放双重机遇的重要着力点，是建设国家新型产业基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载体，也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努力构筑沿海与腹地互动发展新格局的重要突破口。辽宁沿海经济带建成后，必将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佳区域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成为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重要出海口岸、交通枢纽和现代物流中心，为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五点一线”项目启动后，针对工程全面开工，建设急需资金到位的情况，开行积极帮助项目方落实贷款条件，加速推进贷款合同签订和贷款发放。为保障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开行积极组织银团贷款，引导社会资金投向项目建设，满足资金需求。截至2007年12月末，开行向项目各点借款人累计发放贷款39亿元。“五点一线”区域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43.35亿元，各园区已开发土地面积121.16平方公里，招商累计签约项目546个，储备的在谈项目220个。“五点一线”深厚的发展潜力已经显现。
今后，开行将继续对“五点一线”工作给予全方位的大力支持。针对今年项目的资金需求情况，对“五点一线”项目贷款资金需求计划进行合理规划和统筹安排，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保证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周逢民（人大代表、人行哈尔滨中心支行行长）：2007年，黑龙江省战胜了百年不遇的旱灾，粮食产量达到396.55亿公斤，比上年增长6.6%，是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商品量达到289.65亿公斤。但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偏低，粮食滞销情况比较严重，影响了农民生活和春耕生产资金的筹集，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粮食增产不增收，一是销售形势不容乐观。新粮上市至今年1月份，黑龙江省水稻、玉米销售比上年减少15亿公斤。二是销售价格走低。除大豆受种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影响，价格高位运行外，水稻、玉米价格走低。2007年，农户出售水稻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56元，比上年的每公斤1.78元减少0.22元，下降12.36%，目前，每公斤下降到1.47元；玉米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08元，比上年的每公斤0.94元，上涨14.89%，但目前收购价格较开秤价每公斤低0.10元，价格在继续下滑。三是种地成本攀升。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成本普遍增加，利润下降。包括小麦在内的四大作物平均每亩生产成本为238.53元，比上年增长13.89%，化肥、柴油、种子、农膜等生产资料价格也有不同程度上涨，导致每亩成本增加30元至40元，远远高于国家各项支农补贴。
粮食销售量下降的原因，一是粮食收储企业收购量下降，黑龙江省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玉米收购量比上年同期下降40%至50%；二是由于种地成本提高，种粮利润降低，市场观望气氛浓重，惜售现象普遍；三是粮食市场风险预期加重，加之仓储费用大，致使粮食收购企业和个体粮商不敢大量收购和储存粮食；四是国家取消玉米、稻谷等原粮出口退税政策，粮食出口受到限制，进一步抑制了粮食销售。
针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状，我建议：一是财政、税务部门加大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力度，大力培育粮食龙头企业，支持粮食精加工和深加工企业发展，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产业链条，提高粮食收储和加工能力。二是粮食管理部门增加粮食主产区中央储备收购数量，并适当放宽收购质量标准，增加专项储备补贴；完善粮食收购最低收购价政策，把玉米、大豆纳入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范围，提高水稻最低收购价。三是财政部门根据生产资料价格、自然灾害等实际情况，加大或调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综合补贴、农机具补贴等补贴的力度，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实惠，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高小琼（人大代表、人行南昌中心支行行长）：当前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供求矛盾较大。2007年底，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6％，比农业生产产值占全部生产产值的比重低5个百分点。全国的农业贷款增速平均水平低于全部贷款增速4个百分点。另外，农村金融市场的服务水平较低，机构网点少、服务人员少且服务功能少。
与此同时，农村民间金融市场发展较快。据对江西省81个县7000户农村企业及农户问卷调查分析，2007年，农村企业通过民间融资户数3870户，融资金额达25亿元，平均每户企业融资64万元；农户融资金额达67亿元，户均9万元。而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法律保障较差，目前尚没有一部明确的农村投融资法律法规，现有的规范金融机构主体或者承载融资主体的有关规定也已经不能适应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
加快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建设和发展对于上述现状，我对加快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提出如下建议：首先，规定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按一定比例投放当地。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尽快明确县域内各金融机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的比例”，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也对此问题做了长时间较为深入的研究。目前，应将规定“一定比例”作为改革的突破点之一，由人民银行、银监会分支机构、地方财税部门以及各级政府共同组成考核小组对县域法人和非法人的存款机构进行考核，并就“一定比例”政策成立协调小组，对各项激励措施进行落实。
其次，推动政策性银行参与农村金融市场建设和发展。一是对农村的财政性转移支付和补贴，不再直接投入农村，而是通过招标的办法，以补贴利息的形式让国开行、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介入。如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财政资金支持项目可以采取类似做法。二是国开行、农发行发行的金融债券以及由人民银行再贷款取得的经营性资金要规定一定的比例投入农村。三是对完成对农村资金投入的机构给予再融资、税收等优惠政策。
此外，要明确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出台《农村信用社规范发展条例》，按照市场化原则，把农村信用社建成产权结构明晰、法人治理完善、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农民社区银行。还要适当降低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的进入门槛。建议将村镇银行纳入《商业银行法》的规范中，并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提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村镇银行不得在县域范围设立分支机构。同时实现对民间金融的规范、引导、提升和替代，给予其合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明确参与民间金融活动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为规范和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计承江（人大代表、人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近年来，虽然国家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加，但新农村建设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境并未摆脱。为保持粮食生产的稳定性，确保国民经济安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创造条件引导金融资源参与新农村建设。
在中西部省份大部分农村地区，处于商业化转型阶段的各国有银行纷纷从县域撤出分支机构，能够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的主要靠农村信用合作机构与邮政储蓄机构，而邮政储蓄刚开始发放小额农户贷款，并且存在业务范围窄、发放金额小等问题。尽管近几年通过央行专项票据，农村信用社获得了较多的资金支持，但由于历史包袱沉重、产权制度仍不太合理、不良贷款比率仍然较高等问题，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的信贷资金与实际需求相差较大。
近年来，各地开始试行农业政策性保险，但由于缺乏巨灾风险基金与再保险机制，各地多处于等待与观望阶段，农业生产仍没有稳定的保障。构建财政金融支持"三农"的长效机制就显得特别必要。
首先，要建立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提高支农资金运作效率。提高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明确每年的支农资金不能低于一定比例，建立财政支农支出稳定增长机制，确保新农村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改善财政支农投入的运作方式，通过财政贴息、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效力，借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运作方式，采取诸如BOT等多种投资形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逐步引导和刺激社会工商企业的资金支持新农村建设。
其次，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多元化的金融支持体系结构。一是放开民间资金进入农村金融机构的条件，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农村金融机构，并允许民间资金控股；二是放开对民间资金发起设立非正规金融组织业务范围的限制，当前应允许其发放委托贷款与转贷款业务；三是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与再保险机构，为农业政策性保险分散风险；四是参照国外《社区再投资法》，规定在农村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要把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投放于当地，减少农村资金外流；五是转变财政扶贫思路，比照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由财政出资建立针对贫困农户的小额信贷组织。
吴跃（人大代表、吉林银监局局长）：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把"三农"问题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指明了"三农"工作方向和主要发展措施，对财政金融支农提出了新要求。
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步伐，提高支农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构筑与"三农"和区域特征相适应的银行业体系结构，完善符合"三农"多样化需求的金融资源配置模式，增强金融业发展与服务"三农"的协调性，全面提升支农综合服务功能和服务充分性。要大力推动深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和重组改造，突出其支农主体地位；扎实推进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分支机构改革，强化县域层面机构设置和业务发展，督促其坚持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深入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工作，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鼓励涉农银行机构延伸服务网点，建立政策性、商业性、互助性等多层次、广覆盖的支农服务体系，扩大支农覆盖面。要督促涉农银行机构充分发挥各自资金、网络和专业优势，创新和改进银行信贷服务，强化支农服务创新，积极开发和引入多样化、有特色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贷款品种、改进服务方式、扩大服务范围，不断丰富面向农户、农村个体工商户、农村小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品种，不断满足"三农"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要引导涉农银行机构强化社会责任意识，重点支持主要粮食品种生产以及生猪、奶牛、油料等"菜篮子"农副产品生产，确保支农工作不放松，支农力度不减弱，将各项金融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同时，建议加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农业保险等配套政策支持力度。一是在从紧的货币政策前提下，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灵活控制信贷规模，进一步增加支农再贷款。二是加大对涉农金融机构的财政税收政策支持，通过对涉农贷款实施财政贴息、税收减免等，调动和保护其支农积极性。三是积极推进农业保险发展，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四是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拓宽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实施股权、债权融资，将社会资金广泛引入涉农领域。五是继续加大财政直接投入力度，提高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升级的投入。
充分发挥保障功能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吴焰（政协委员、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裁）：十七大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几年，中央支农惠农的力度不断加大，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大幅增长，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是，从目前各地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情况看，公共财政资源的配置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特别是在加强面向农民的保障能力建设、化解农民面临的风险等领域，利用保险这一金融工具，可以更好地实现支农惠农财政投入的放大效应。
首先，应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增强农业风险承受能力。在总结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改进试点政策，提高补贴标准，根据各地农业发展特点扩大试点险种种类，大力发展生猪保险、果木林木保险、农房保险等险种，增强农业风险承受能力，保障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稳定。
其次，优化财政支农惠农资金投入结构，更好地发挥保险机制的作用。逐步改进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式，将部分种植业、养殖业的财政补贴资金转化为农业保险补贴，增强财政资金使用效果，提高农民抗农业生产风险的能力；把保险补贴和其他补贴捆绑使用，增加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扩大农业保险的承保面和承保率；在农村公共财政支出预算中列支发展农村保险的补贴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其三，支持保险机构参与农民保障项目运作，降低政府财政负担，提高农民保障水平。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委托保险公司进行账户管理、保险资金投资、养老金发放、理赔服务、咨询等工作，减少农民保障体系的运行成本，避免政府机构膨胀，提高财政投入使用效益。依托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利用保险机构的网络优势，从农村源头和农民工集中的地区，为农民工提供保险保障和跟踪服务。通过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鼓励保险公司发展农民补充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逐步提高农民的保障水平。
其四，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提高重大灾害事故的抵御能力。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形成由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以备大灾之年及时对受灾主体给予补偿，提高保险业抗御农业巨灾风险的能力；借力资本市场，探索发展巨灾债券、巨灾互换、巨灾掉期产品、巨灾期货和巨灾期权等“保险衍生产品”，将大型农业灾害风险向资本市场分散。
其五，加强风险管理，实现对农村保险市场的保护性开发。农村保险市场处于起步阶段，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经不起对保险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应对进入农村保险市场的经营主体制定必要的准入条件，选择信誉良好、经营规范、网点健全、产品研发和服务能力强的保险公司承办政策性农村保险业务，规范保险机构市场行为，防范经营风险，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利益。
杨超（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总裁）：今年的“两会”，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加快发展的重要会议。作为新一届的政协委员，通过参加会议，深切地感到能够有机会共商国是，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建言献策，不仅是一项珍贵的荣誉，更是一项神圣的使命，关注民生、心系社会的责任感更强了，切实履行职责、积极回报社会的动力更大了。
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保险业，并对保险业发展提出了要深化改革、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等明确要求。这对于我们保险业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明确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方向，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和做大做强中国保险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这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保险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对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视。与此同时，保险业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大。三农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防灾减灾等都是这次报告中重点关注并努力解决的民生问题，作为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保险业在这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寿作为国有大型保险骨干企业，在贯彻《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推动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中，肩负的责任重大，承担的任务也很多。必须要切实提高责任感和使命感，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努力打造国际顶级金融保险集团，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做出更大贡献。
一是要着力推进三大支柱建设，不断完善服务社会保障体系。首先，科学谋划、积极推进慈善事业，不断扩大国寿慈善基金的社会影响力、号召力，以进一步拓宽社会保障体系第一支柱的基础。其次，充分整合资源，争取政策支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业务，不断壮大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二支柱。再次，加快发展商业养老、健康保险，加紧推出差异化、个性化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切实巩固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三支柱。二是要大力发展“三农”保险，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新简身险的大力推广，不断提高农民的养老保险水平。通过新农合带动农村健康保险业务的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三是积极支持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服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逐步加大股权投资力度，增强保险资金对国家重大项目、鼓励发展行业的支持力度。四是切实提高风险管控水平，服务金融保险市场稳定。
任建国（人大代表、湖北保监局局长）：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民生活无后顾之忧。”保险业贯彻“两会”特别是《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就是要按照国务院23号文件要求，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坚持“四个更加注重”，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工作重点，积极服务民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要更加注重在改善民生上下功夫。要不断扩大保险的覆盖面，增强保险的渗透力，使更多人享受到保险保障。要积极发展针对弱势群体的业务，优先为城镇低收入家庭、广大农民、贫困大学
生等群体的工作、生活、学习提供保障。要更加注重在促进社会和谐上下功夫。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发展好各类责任保险，大力推动雇主责任险，保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积极发展医疗责任险，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与平衡；稳健发展交强险业务，促进交通安全，维护道路交通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快发展公众责任险、旅行社责任险、承运人责任险等，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统筹发展城乡养老保险，积极承担企业年金管理工作，拓展补充养老保险服务领域；创新养老保险产品，满足各阶层差异化需求。要积极发展健康保险，参与职工和社区大额医疗费用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推进计划生育综合保险，进一步提高健康险管理水平。
要更加注重在推进保险服务新农村建设上下功夫。要进一步开展农业保险试点，为农业生产系上安全带；要针对农村文化习俗和消费能力，开发销售适合农村消费、农民乐于接受的保险产品；要健全农村服务网络，为农村居民提供“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保险服务；要重点发展农村补充医疗保险、简易人身保险、农房保险、农用车及农机具保险等业务，促进农村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劳有所得”。
要更加注重在行业科学发展上下功夫。保险业必须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壮大自己，实现行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不断强化科学发展意识，坚持依法合规经营，走共同发展的道路，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和谐；坚持以人为本，强化诚信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实现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和谐；推进保险企业和监管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共同营造加快发展、防范风险的氛围，实现保险经营与保险监管之间的和谐；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树立正确的荣辱观，营造和谐的行业文化，努力实现保险主体内部的和谐。
刘京生(政协委员、中再集团董事长)：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始终贯穿科学发展、促进和谐、关注民生这样一根红线。作为参加本次政协会议的保险业和再保险行业的委员，我特别关注《政府工作报告》用了很大篇幅论述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强调这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保障，从深化保险业改革，拓宽服务领域，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到推进和谐社区、和谐村镇建设，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等广泛领域，保险和再保险都具有巨大参与空间，可以发挥重要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还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再保险业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首先，再保险在治理通货膨胀，防止物价全面、快速上涨方面大有可为。控制通胀是今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促进粮食、食用油、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是防止物价上涨的主要措施之一，农业保险与农业再保险在促进农业生产方面可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当大。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覆盖面较低、农业保险的险种较少，农业再保险体系刚刚启动。通过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继续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增加农业保险的险种，是促进农业生产、抑制今年物价快速上涨的重大有效的措施。
其次，再保险在灾后重建方面大有可为。从国际的经验来看，保险是灾后重建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但是保险在目前我国灾后重建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非常有限，以此次雨雪冰冻灾害保险赔偿为例，实际赔付占不到雪灾总损失的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36％的比例。
目前我国应对巨灾的能力还很薄弱，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险业更好服务和保障民生的必然选择。再保险作为直接保险的后盾保障，在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可以为直保公司及时排查分保情况，在第一时间快速、准确、合理地进行理赔；可以发挥再保险的技术优势，在查勘定损以及今后的承保等重要环节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帮助直保公司识别、控制风险；可以有效提高防灾防损的专业水平，通过专业努力，提高整个社会的防灾防损能力。中再集团作为国家再保险公司，理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和行业责任。
第三，再保险业在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大有可为。当前我国农业保险与农业再保险的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都比较低，因此农业保险与农业再保险的发展空间仍然比较大。国际经验表明：农业保险与农业再保险的发展与农民收入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业保险与农业再保险的发展，对于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人民生活无后顾之忧方面大有可为。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险的有力补充，保险业与再保险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将不断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在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需求方面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从而有力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马明哲(政协委员、中国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和公众责任险的保障面比较低，发展缓慢，有待在国家支持下进一步加快发展。以2008年南方雪灾为例，保险业预计赔付总额达到35亿元人民币以上，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保险业已经支付赔款10.4亿元，其中财产保险高达9.75亿元。但对比这次雪灾带来的1000多亿元的巨大损失，保险业已赔付的10.4亿元占损失比例不足2%，而欧洲保险赔款占灾害损失比例约为20%。由此可见，企业财产险、公众责任险和农业保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险种，保障面严重不足，亟待发展。
和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对财产保险中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公众利益的险种，政策支持力度较小。据2001年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关于降低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率的通知》，保险企业营业税征收标准为5%，对比国际上征收保险行业营业税一般水平，这一标准已经明显偏高。据了解，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中，有15个国家对保险业不征收营业税（如英、法、德、荷、丹麦等），在其余对保险业征收营业税的国家中，美国各州财产险税率为2%～3%，加拿大寿险税率为2%～3%，亚洲的泰国为3.3%，日本更低至1.5%。美国、法国、日本等国政府都对农业保险进行大规模财政补贴，大部分西方国家均对责任保险推行强制保险制度。
我个人建议，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险种要给予税收优惠，参照国际经验和发达国家的做法，对农业保险实行免税政策，同时降低企业财产保险、责任保险营业税税率至2%以下，通过这一措施支持农业险、企业财产险和公众责任险加快发展。
我国的现实国情是幅员辽阔，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在近几年，我国大灾频发，从长江洪水到南方雪灾，从沿海台风到内地特大车祸、矿难，从非典到禽流感、猪瘟疫，每一次抗险救灾中，保险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应对自然灾害和灾后重建中，保险资金补偿比财政拨款、民政救济等补偿形式更快速、及时、公平、公开，对财政投入具有显著的放大效应。国际上，现代商业保险已经成为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抗御自然灾害的主要力量。
数据说明，我国商业保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保险服务覆盖面不足，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险种尚待加快发展，保险业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经济补偿功能，有力保证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这既需要保险业加快业务拓展力度，更需要社会各界关注重视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加大保险宣传力度，关注并支持保险业发展。
戴皓（政协委员、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有的篇幅，都涉及到关心民生的问题，结合我在的社会保障组，我想就社会保障和基本养老及抓紧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险体系、努力开创农村养老保险新局面等问题提出建议。
具有社会保障的养老体系，是我国劳动保障部门牵头的强制性体系，从全球的养老体系来看，还有商业性的养老金保障体系。很多国家已经有相关的办法。为什么我国这么多年来发展缓慢？据我经营保险公司这几年的经验来讲，社会补充的年金养老体系要想发展，国家应给予税收等相关政策的支持。国家经济在快速发展，再过二三十年，中国逐渐走向老年社会，未来财政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国外的经验是，加大商业保险尤其是年金体系的发展，通过税收政策的支持，这是我国养老体系的重要补充，这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长治久安。
由于合众人寿总部设在湖北，结合我们这两年的发展，我觉得，中部崛起同样非常重要。我在提案中提出，希望中央能给一些相关的政策，支持湖北成为中部的金融经济中心，武汉市是占据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武汉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将会带动整个中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农村发展。温总理的报告在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农村金融体制建设方面，提到了重要的一点，要想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要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制约农村的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有效的、覆盖面广的农村金融体系。各家大银行多将资金用于城市的放贷，对农村的资金支持十分匮乏，国家能否考虑扶持乡镇企业的村镇银行。银监会已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但是要求至少有一家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发起，才能设立。但是不少银行已经把资金投到效益最好的地方，农村是个盲区，建立农村区域性小的试点银行，让社会资金参与，对加快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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