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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价能力有限 中国制造受不了通胀

  中国制造业议价能力有限,这个领域内,上自老板,下至民工,他们的生意和生活受到通胀的严重影响

  33岁的赵建国是甘肃人,2006年底他听说南方工厂的工资高,2007年春节刚过,就和老婆到了深圳沙井打工。


  南下几千公里的路程,行李只有两件换洗的衣服和一瓶酸水。酸水是赵建国老家的特产,用带来的那瓶酸水做底料,加上青菜和水,煮熟后密封在桶里发酵几天,就成了一桶酸菜水。

  吃饭时,赵建国就在面食里加上一碗酸菜水,便当是菜了。酸菜水快吃完的时候,再加菜加水煮熟发酵。如此反复。

  无论赵建国如何节省,夫妻俩每个月的伙食费至少也得500块,毕竟一星期总得吃一次猪肉吧。他抱怨当地的物价高得离谱:“春节时,豌豆角卖到了9块,土豆最便宜也是3块,比老家贵多了。”

  赵建国并不知道,他南下深圳的这一年,是中国CPI增速最快的一年,即使是他的家乡甘肃天水农村,蔬菜的价格也是创历史新高。

  赵建国也不知道他正被“通胀”剥削,当然他也搞不明白“通胀”是个啥玩意。平时,他不看报纸,也不看电视,屋子里惟一能了解外界的工具??收录机还是坏的,好在还可以放磁带,这是赵建国惟一的娱乐。

  去年为了节省开支,赵建国不得不戒了酒,而抽烟,便成了他仅存的嗜好,也是他除了吃饭和住房之外最大的消费。厂里禁烟,一放工,赵建国就躺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猛抽。

  但是最近几天,赵建国连这惟一的嗜好也要“提心吊胆”了。一个星期前,房东向他吹了涨价风,“隔壁几家的房租都从300块涨到350或400块了。”老婆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涨房租,赵建国就得戒烟。

  来深圳之前,赵建国已经辗转过西安、拉萨等许多西部城市。在深圳,他拿到了人生中最高的工资,但也支付着这辈子最贵的开销。

  小两口摸着口袋盘算着过日子,家里的每一笔支出都要精打细算。屋子里的年画上画满了数字,这成了赵建国的家庭账本。

  他们在2007年12月的收入是:赵建国1178元,赵建国老婆1248元。支出:房租加水电360块,吃饭500块,抽烟150块,日常消费200块。结余1196元。

  “一个人的工资作为日常开销,剩下另外一个人的工资寄回老家。”在甘肃老家,赵建国将全部的积蓄用于负担四个老人和两个小孩的生活,好在他和老婆都不是独生子女,父母的生活由兄弟姐妹们共同分担。

  南下深圳后,赵建国老婆最贵的一条裤子要40块。屋子里没有衣柜,夫妻俩的全部衣服也没装满一个塑料袋??这一年里改善生活的全部成果都装在这个袋子里了。来深圳打工一年多时间里,夫妻俩甚至从未踏出过沙井镇。

  赵建国夫妇所服务的深圳亚力盛连接器有限公司是一家有3500多员工的企业。为了减少工人的日常开销,这家工厂有自己的食堂,董卓荣是承包这家食堂的小老板。

  食堂是完全自给自足,厂里规定每天6块5的伙食标准:早餐1块,中午和晚上各2块7毛5。这6块5里还包括食堂15个工人的共计1.65万元的月工资和董卓荣每月三四千元的利润??这是董卓荣承包以来最微利的一年。

  这还是去年8月调整过的伙食标准,以前是每天5块5毛。尽管仍然是承包合同里的“一荤两素”,但董卓荣坦言“伙食标准调整仅几个月后,饭菜质量就又大大缩水了”。

  “除了盐,所有东西都涨价了。”董卓荣和柴米油盐打了一辈子交道,也没见过2007年的物价如此“突飞猛进”。大米的价格(一袋100斤)几乎是一个星期涨两块,达到了150块/袋的高价;菜油的价格从去年8月份的每斤3块8涨到了三天前的7块6,正好翻了一倍;面粉的价格4个月内上涨了近50%,早餐的面包也相应缩水了一半。

  现在,董卓荣每天要应付不少有意见的工人,董卓荣对于伙食差的现状毫不掩饰,“希望职工到厂里反映”。

  赵建国的工资在2007年已经涨过两次:一次是底薪,从700块涨到了750块;一次是加班费,从每小时5块涨到了6块4毛6。两项合计,2007年的工资上涨了15%左右,但赵建国并不觉得手头宽裕,工资上涨终究跑不过物价上涨。

  和要求增加休假的城里人不同,赵建国更希望加班,因为加班才能多挣钱。但春节以后,工厂进入了淡季,加班少了,“现在一个月一千二左右,旺季可以拿到一千四五。”

  赵建国的老板亚力盛公司董事长李少锋考虑的不是加班,而是如何将工厂转移。这个在沙井发展了13年的生意人,如今却不得不考虑离开沙井。

  从7个人的小作坊起家,李少锋历经磨难,但他认为2007年才是“最艰难的一年”。“营业额翻了一番,但利润率却不到2006年的1/3。”

  2006年,亚力盛有员工1800人,当年的销售额2亿元,净利润率18%;2007年,员工人数翻了近一番达3500人,销售额4亿多元,但利润率仅为5%。

  即使这份勉强及格的成绩单,李少锋也算欣慰了,“得来不易啊”。

  持续着2004年以来的高涨势头,2007年,铜、锡、胶料等原材料的价格屡创新高,致使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上涨了30%-40%;工人工资上涨使成本增加了10%;人民币升值又损失了6%。

  在李少锋看来,制造业已经进入了“微利时代”。企业提高利润的方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将企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二是改进技术、加强管理。然而,这两样对于当地制造业来说,无疑都需要经历一段阵痛期。

  每天下午,亚力盛的厂门口总有大批的外来工等着面试,和许多招不到工人的工厂相比,李少锋显得轻松很多。就像一年前赵建国等着进厂时听说的一样,这家工厂的工资在当地还算有竞争力。“之所以有这个竞争力,是因为加强了管理,企业还有能力给工人增加点工资。”

  然而,对于当地的许多工厂来说,招工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难题。亚力盛所在的沙井第二工业区B区,这个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颇具规模的制造工业区已显颓势,不少厂房已经人去楼空,或转移,或倒闭。在沙井颇具名气的“隆腾科技计算机厂”,已于2007年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便宜的越南。

  或许这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面临的难题。根据东莞台商协会的统计,2007年,仅东莞厚街镇的台资鞋厂就少了500家。

  李少锋已经决定将工厂转移到梅州,沙井的厂区保留作为研发和物流中心。 来源: 南方周末 (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田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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