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新乔：30年经济改革的成果与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功分不开

　　2008年3月20日，2008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两会”解读会暨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圆桌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二楼举行。搜狐财经频道对此次讨论会进行了现场图文直播，以下为嘉宾的精彩观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平新乔：这个民生跟经济发展，也是总理两会以后记者招待发布会上面特别强调的，他说我要下决心，他用“我要下决心推进公共财政改革，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说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心很大，这个问题确实是，从我们研究的情况来看，确实这个事情是蛮尖锐的，我去年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国转移支付研究，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财政规模，税收的规模，财政收入的规模连续五年超过经济增长率的速度超过一倍以上，政府确实是手中的钱多了，去年税收超过了5万1千亿，GDP是24万亿，这是预算内的收入，还有预算外就涉及到税收的负担，老百姓的税收负担是不是重呢？有很多议论。

　　我从转移支付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过去的30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结果，很大程度上跟我们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功是分不开的，8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90年代的税制改革到98年以后新一届政府推出的预算体制改革，都有很不错的效果，我们国家的财源有这么大的发展和增长，跟我们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的成效是分不开的。但是另一方面问题也比较突出，我就说转移支付，转移支付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中央给地方的去返还，地方把钱给了中央，当然放权让利的体制就是说税收的权利主要给中央，十块钱，中央拿七，地方拿三，这是从收入的分配上讲，那么花钱反过来，中央拿三，地方拿七，是这样的，中间地方只拿了40%的财政收入要花70%的财政收入，中间差30%怎么办？那就中央返还，中央转移支付，这样的体制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在政策当中，政府转移支出的占整个财政开支的1/3左右，就这么个逻辑。所以国家财政收入有多大的规模，那么1/3左右中央就把这个钱转移给地方，去年5万2千亿这样的财政收入规模，地方拿到中央转移支付就是地方8千亿左右，就是这么多的钱通过转移支付的渠道给出去，给出去以后有什么问题呢？给出去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下。

　　第一个转移支付里面的结构当中，一般的转移支付能力很小。

　　第二项是大头，叫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去年还占了52%。也就是说，将近一万亿的财政转移支付是通过80几个项目，教育、科研基金、水利、环境污染，这种名头立项，中央给地方拨钱，我申请这个项目的时候要写，要让中央部门批准，要让财政部门审核，用这样一个途径拨款的，包括教育，包括重点科研科研都是这样来的，全国80多项。问题就出在这儿，这样一个中央转移支付一般的转移支付有一万左右，全国有多少个部门加入这个风险机制呢？37个，去年我们调查37个部门卷入了一般的转移支付，一万亿蛋糕切割，其中腐败、行贿什么什么，包括北京也有5千家办事机构都跟这个一万亿的分配有关系。

　　第三项税收返还，当时朱?基是副总理，管税制改革的时候，一个省一个省谈判，当时承诺我不降低你93年以前，你已经有的省里面的财政收入那个规模，以后还是按照那个，以93年为基础，基数是那个时候定的。当年我们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才300亿，有200亿就用于税收返还了，有70%以上的转移支付里面，转移支付当中有70%几的比重是用于税收返还的，这是94年的情况，随着改革的发展，转移支付当中维持原来体制刚性，维持原来省里面的既得的利益现在在下降，05年是12%，05年转移支付的额度是1万3千亿，06年1万5千亿，实际上转移支付当中用于照顾原来各个省这样一个体制刚性的补贴还有额度，还相当于教育这样一块，我们教育也就2千亿左右的财政支出。

　　第四块就是机动性的转移支付。我们为什么讲这个问题？跟国外的相比，我们专项的转移支付太高，原来制度就不正规了，看你谈判高拿的多，谈判低拿得少。不是定死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磨合和谈判，从中有很多不透明的东西，它的后果就是各部委的权利很大，我们比较了日本也比较了德国，比较了法国的转移支付，我们开始还很不理解，日本有很厚一本，它的财政省拨给下面的厅、县的时候有一个财政标准的计算公式，多少人口，多少公务员，多少小学生，多少中学生，按照这个公式给你套，你这个县拿多少钱，省拿多少钱，市拿多少钱。当年我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搞那么细的公式，转移支付，我现在才懂应该这样，转移支付就应该搞这么死的，就是说这才叫透明，你把人口定好，多少需要，按照你的人均收入，按照你的面积，按照城市上占用的什么公路给你拨城市转移支付，环境转移支付等等，虽然搞的时候是很官僚，但是可以减少腐败，这个里面从效率上来讲好像官僚机构，官僚体制有一些效率上的损失，但是你把公式定死以后，可能转移支付环节上面出现腐败，出现暗箱操作的余地就降低很多。我们财政部也有，96年也搞了一些粗略的公式，财政部也在做这个建设，就这一块的东西我们实际上，真正要讲工资，要把公共财政阳光化，要透明化，这个是要加强的。这是结构上面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负担，我们的公务员的负担，我认为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国和民的问题，在国民社会当中，民占的比重和国家占的比重这个是最大的不公平，凭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统计出来了，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工资收入，当然不包括民工，占GDP的比重是17%多，不到20%，但是现在我看了一下这个系数也就0.2左右。现在我们的工资支出，工资占GDP的比重不到20%，这个反映大趋势是吻合的，那么多少钱？你算算，我们24万亿的GDP，国民收入你乘以不到20%，我们工资多少？5.2万亿。5.2万亿按照我们统计的口径，行政管理费用30%，另外70%里面还有教育、卫生，一个国家它的居民的个人劳动报酬的收入总合，跟一个国家政府的公共制度比重如果超过1，分子是公共支出，分母是老百姓的劳动收入，如果这个比重超过1是个什么概念？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要讲收入分配有问题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比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社会差距，地区之间的社会差距，这个差距可能更重要，更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关注。

　　第三点，我们的福利报酬问题，刚才讲到劳动报酬，劳动福利，我们从去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都在强调，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大地。我觉得这里要考虑两个界限，第一个界限是劳动工资收入与社保补贴收入之间有一个比例关系，你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当中，政府转移支出拿到的，我说劳动者，一个劳动者，如果我通过劳动拿到工资收入标准的，拿到工资收入，如果高于我凭我高等身份就可以享受到的保障，什么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等，如果我有劳动有保障，反过来如果我不劳动就躺在家里，要享受这些，如果这个比重太高的话，国家就会出问题了。我们国家去年平均工资，城市里面1万8千块钱，在这里面实际上企业支付的失业保障的成本已经到了1/3左右，就把隐性的显性的都加上去，如果再加的话，这个比例不好说，但是参加一下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或者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享受多高的劳动保障水平，医疗保障水平和失业保障水平，就是这有一个度，否则的话会影响，人家不干活了，就有这样的问题，这就影响效率了。我们国家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解决保障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里第一个度就是工资收入，劳动收入跟保障收入之间有一个度的问题，要考虑到我们的承受的水平。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要想到的为了增加一块钱支出，我就要收一块钱的税，我收了一块钱的税，那么对老百姓造成的负担。除了征收的一块钱税，然后你的效率损失，去年我们算了一下大概70%左右。所以我就说，我们贴近公共财政改革，我们推进社会保障提供，另一方面，国家就要想到怎么样解决我们的税种结构。就是这个结构也要考虑进一步调整，现在我们三大税种，增值税、营业税，还有个人企业所得税。实际上我们一方面发展服务业，另一方面又是营业税。难怪上海提出，要按照增值税的税率还收取营业税。

　　第三个问题，对于上半场讲的物价，我觉得我们错过了一个调整物价改革的机会，我们既要降低能耗，降低污染，我们现在靠行政办法在做，作为官方官员考核绩效的重要指标，真正要改变的话就是要改变资源价格。但今年我们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4.8%，你说中石油(21.00,-0.90,-4.11%,吧)现在110块美元一桶，炼油的企业进口油的成本上去了，同样中石油采油的行业是盈利的，炼油的厂企业就是亏损，中海油主要的油都是靠进口的，中石化系统它本国提供的原油不到30%，它70%的原油要进口，它就面临进口油价上涨以后，当然国家讲了不能上升，为了保证我们8%的通货膨胀的目标不要突破，当然不敢乱动物价了，所以他们呼吁免去中海油这些的关税。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如果在97年到03年我们在物价走低时期如果把这项改革推出，目前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小，在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面，你要推进微观改革，实际上是微观改革和宏观目标控制之间有一个妥协，有一个配合的问题，面临这样的问题，你的资源价格调整肯定只能往后推，但是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晚痛不如早痛。你看88年、89年，虽然通货膨胀有一点压力，但是大部分的价格还就是那个时候放开了，虽然有一些压力，但是马上对市场做反应。你比如我们讲资源、能源、煤电这样的问题，长期以来国家发改委控制价格，企业，用这个资源的企业长期对这样的体制产生了依赖，他做出来的反映就不是市场的了，所以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谈这个问题，国家还在下决心推进改革，只有企业对要素价格的需求真正按照理性的原则来做，我认为这个事情是要做的，如果下一步要改革的话，这个改革绕不过去。

　　最后说一点，财政里面还有国资委的问题，刚才也有人谈了，挣的钱要公开化，但是96年国有企业怎么垮掉的？就是上缴利润，你上缴利润他就说谎，国有企业的利润看不见的，您说亏损，报亏损，报亏损那他就可以不交税和利润。后来92年、93年党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国有企业的所得税免了，现在又要上缴利润，但是这样的机制，不要让国有企业说谎嘛！如果报亏就可以不交了，虽然也可以查，但是又要很多成本，所以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可能不是这个。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就应该把国有企业按照市场机制来运行，不要搞什么副部长什么东西，就是上市，就是民营化，你国家可以有一大批股票，一大批控股权，但是您按照股份化这条路走下去，如果按照一个大的垄断的股份化的路走下去，又按照部的命令来管，这可能是一个不兼容的目标，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我就讲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