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行：三十年金融改革缩影

   对拥有90多年历史的中国银行，三十年的时间并不太漫长；而对一个只有三十年的新兴城市，三十年则代表了历史。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重要时点也迎来了自己的三十年行庆。

　　现任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段永宽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是在中国银行度过的。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蛇口创办出口工业区，6个月后决定在深圳等城市设立“出口特区”。1980年5月，“出口特区”被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从这个最富有里程碑意义的故事开始，深圳从一个渔村变成了都市，并在相当长时间内被视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经济理念与实践图腾。

　　深圳是当年四个特区中最成功的一个，它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丰富的试验与实践经验。深圳特区的发展史更像是一部城市改革开放发展史。如今翻读各地政府的发展规划史料，那些词语??结构工资制、土地使用权拍卖、股份制、合作制、保税区、产权转让、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林林总总各种概念，大部分要么先在深圳推行，要么就是深圳走得更大胆……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也是金融业大发展的历史。”这是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早在2002年就说过的话。“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邓小平对金融业的作用更是一语中的。

　　在特区建设初期，几乎是在一张白纸基础上起步的深圳经济特区受到了资金匮乏的制约：全市仅有8个银行网点，百来家信用社散落在偏远的自然村落间；全部存款余额仅1.01亿元，少量的居民储蓄和来自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汇款成了深圳金融业主要的资金来源。建设资金紧缺，成为制约特区建设的“瓶颈”。金融机构少、规模小、种类残缺不全，而且相互间业务分割，远未能真正发挥应有的金融功能。

　　邓小平对深圳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找，杀出一条血路来。”填补资金缺口、平衡资金供需的重任落在深圳金融业的肩上，金融业扛起了突破资金“瓶颈”的历史重担。由于深圳经济特区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而成立的，深圳金融业成为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的第一个“吃螃蟹者”。《财经时报》通过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段永宽的对话，看到了深圳与当地金融业发展的30年缩影。

　　开放的视野

　　《财经时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是伴随着深圳的改革开放而成长，这种特殊性给她带来了什么优势？

　　段永宽：深圳分行跟特区一样，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她与深圳之间的发展有必然性和相似之处，有她独特的地方。

　　中国银行的最初定位是为了服务于改革开放，服务外企和外商、华侨，也为中国企业走向外面服务。另外，深圳毗邻港澳，对香港、澳门及海外的一些新的理念、机制、产品、市场信息等接触得比较多比较快。中国银行面对的客户以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港澳企业、外资企业为主，所以在银行的发展过程中，新的理念，新的服务、新的诉求都比较多。中国银行是在深圳地区最先引进ATM机，最先实行“通存通兑”。我们的很多业务都是把国外现成的成功做法引进到内地来。

　　它的业务规模已经达到2000多个亿，贷款在1400亿左右，这在中国银行系统内也是超过了不少省级分行。

　　《财经时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曾经提供过金融服务的重要客户有哪些？曾经有哪些企业依靠中行的金融服务实现快速发展的？

　　段永宽：各银行在成立之初都有其各自的定位。工商银行的主要客户是国营企业，建设银行则主要面对建设企业，中国银行的客户就是外贸公司。外贸公司在当时是很小的。因此，中国银行是“小弟弟”，跟其他银行没法相比。但是在深圳却不同，在深圳，中国银行是“老大”，这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毗邻港澳有很大关系。

　　像中兴、华为近几年在海外动作比较大，他们也都是做电信产品，他们的产品需要很多零配件，而这些零配件的供应商都是中小企业。对此，我们会设计一种产品??“1+N”，中兴、华为是1，零配件的供应商就是N.对于中小企业的供货和付款，我们会设计一个产品，把它用法律文件、流程、制度、结算的方式互化以后推行。

　　对大客户，我们将形成一个专家团队进行专业化的服务；对中小企业，我们将发挥中国银行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业务领域优势。

　　领跑+创新

　　《财经时报》：和其他同业相比，深圳分行有哪些独特之处？

　　段永宽：深圳分行的人才结构非常均衡，全国各地人才都有，对很多改革能快速反应，并很快形成具体方案。这在其他城市的分行很少见的。2004年，公司实行业务扁平化改革和集约化的经营，在此基础上又有一套绩效考核系统与之配合。这种模式在深圳分行取得了成功，并在中国银行系统内得到推广。我认为这与深圳分行均衡的人才队伍分不开。

　　《财经时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近些年的业务创新和服务创新有哪些？银行自身的现代管理和科技创新又有哪些？

　　段永宽：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我们最担心的是成本的增加，总行又不准加人手。所以，今后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好好研究，并创造性地解决。

　　我们提出一个战略目标：巩固深圳中行市场领跑者地位。

　　对授信的客户所在行业进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行业组合的设想（方案）。并不断地积累数据，分析数据，使方案能不断地贴近市场，能具有指导和标杆的作用，在授信的审批中这种前瞻性也会越来越好。据此我们做了一个授信手册，依照这个参照标准进行业务营销和运作。目前，国际同业也用这种数据和模型来进行参照。

　　我们的产品在不断地创新。比如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的情况下，我们相应地推出一些产品，受到客户的欢迎。我们还提出一个V账服务，V就是胜利和“VIP”的意思。我们会不断开发这些中短期的产品。

　　另外，我们的理财和授信结合的产品会越来越多。我们在跟海外分行合作进行海外代付业务、贸易融资业务，这些产品赢利也很好。

　　可以这样做，是因为深圳的金融市场环境比较好。市政府是鼓励创新，还在业务创新方面发奖金，监管部门也非常开明。而以我的经验，相比之下，其他地方的监管都比较严。

　　只要这种创新是在应对市场变化，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便利，风险是可控的，架构是清晰的，只要总行认可，监管部门在这方面都比较宽容。

　　而总行对深圳中行的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也很认可。不创新就会落后。

　　在这样一系列理念下，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去年，授信增长第一赢利翻了一番，税后净利润也翻了一番，住房按揭消费贷款也是第一。

　　《财经时报》：您如何看待和应对深圳银行业之间激烈的竞争？

　　段永宽：深圳的同业竞争比较激烈，各家银行都在香港开了分行，只不过中行开得久些，对风险看得清楚一些。这种竞争也带来相互促进。

　　但是有时同业也会不惜血本抢占某块业务。比如结汇业务，因为有些银行的结汇业务小，他们因此采取先亏的方式抢占市场分额。我们也只能被迫应战，只能采取“舍小利，保大利”的战略，以保证市场分额。尤其对重点客户，如富士康等更是如此。

　　《财经时报》：未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业务发展重点和突破在哪些方面？

　　段永宽：中小企业是未来业务新的增长点，未来不能光靠大公司大企业。在标准化的基础上，尽量多做中小企业，他们提供了未来大客户的来源，也稀释了大客户的风险。

　　所以在机会和挑战并存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还是在自身。银行在很多人看来很风光，其实也是风险系于一线。

　　不做中国富人银行

　　《财经时报》：在追求利润和社会责任方面你们如何平衡？

　　段永宽：深圳中行要赢利，但要生财有道，承担社会责任也是深圳中行很重视的一个方面。深圳与其他城市很大的不同就是，这里贫富差距很大。很多银行也据此提出“二八定律”：20％的人集中80％的利润是最有效率的，80％的人提供20％的利润没有用。因此，他们采取分流客户的办法，想把80％的客户清理掉，限制开窗口和网点，而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富人身上。

　　理论上来说，虽然现在实行股份制，以赢利为第一要义。但中行毕竟是国家控股的银行，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中国银行是中国人民的银行，不能变成中国富人银行。客户不管贫富，我们要给予平等的尊重。

　　但是要赢利，还要搞好服务，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需要进行合理的配置和安排。我们的设想是：对富人提供个性化服务，因为他们的业务比较复杂；对大众服务要求简单，要提供便捷的服务，多安装自助设备。人员集中的地方，建大型网点。ATM机功能可以更加强大，能存能取，能转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