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欧林：资本流动取决于机制的质量

　　冯迪凡

　　“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角色转换，是非常有益的过程，我认为这也是美国体系的优点之一。” 现任AIG中国成员公司主席魏欧林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魏欧林在国际金融外交方面有着诸多经历，在和外国政府处理金融市场改革方面经验尤为丰富：在过去20余年中，魏欧林参与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开发、伊拉克的经济建设、日本的机构改革，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加入国际金融体系、七大工业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职能划分、拉丁美洲的经济改革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等事宜。

　　“我在财政部两次任职时，第一次是在‘老布什’时期。”魏欧林已然了解了对两位布什总统的“中国式”称谓。

　　1991~1993年期间，魏欧林在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助理国务卿，其间他领导了一系列重要的金融初始性改革，尤其是在亚洲，他是美日两国就美元与日元汇率展开谈判的关键人物。他还主持了美国和韩国的金融服务谈判。

　　第二次则是在2004年~2005年，魏欧林在美国财政部担任部长顾问，并于2005年出任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他曾专门负责就汇率改革和金融改革等领域与中国方面进行直接的建设性对话。

　　如今，魏欧林依然不对汇率的升值作任何数据上的估测，但持续关注人民币升值议题，并饶有兴致地为记者解释“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Non-deliverable Forwards）”，对于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在挂钩和脱钩（decouple）之间，魏欧林表示无疑是前者。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SED）之后，实际上中美之间从汇率之争更多转向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您对此评价如何？

　　魏欧林：我们看到了人民币的显著升值，而这个讨论（SED）的很大一部分在于开放性以及市场力量等议题：美国和中国讨论了有关灵活的汇率问题。此外，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在建议，在商业的建立和操作领域，现在是中国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开放的时候了，也就是超越WTO所承诺的开放。

　　SED是很好的讨论，虽然我们还并未看到那些改变的发生，但好消息是，两国政府都将问题以对话的方式表达，我个人相信，我们必须继续这个对话，时日以待，我们将进入下一阶段。

　　与此同时，SED的进程带来了一些切实的（tangible）成果，例如在证券方面，中国政府表达了对于国外资本在国内证券市场进行投资是可接受的新意愿，而且中国政府同意对外资所有权限制的问题，以及对银行和证券的投资的问题进行研究：所有这些相互理解经过一定的时间都将促进中国更大的开放。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美国财政部前中国事务特使，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目前此种趋势，是否为您所预料？

　　魏欧林：现在所发生的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情况，是我们曾认为极为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是对供给和需求力量的反馈。

　　当我是中国事务特使的时候，我们和中国的官员曾讨论过，人民币需要升值多少才能解决问题。不过，我从不会给一个简单的数字的答案。

　　那只是一个数字。而汇率问题是关于外汇机制是否是因为市场的力量被驱动的问题，因为市场将决定升值的那个数字。其标准并不在于调多少，而是升值机制如何被决定，例如政府干预度以及市场供需反应。如果政府做好准备让市场自行运行，市场将给予政府答案。

　　举例而言，如果中国的资本管制被撤销，我也不知道汇率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汇率常常建立在特定的环境之上，且被不同市场力量决定。资本管制在货币价值上产生作用，当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并向国内投资机会作出反应，资本将产生不同价值，当然这取决于政府规章制度的范围程度。

　　所以，我的观点是，这取决于机制的质量，而非数字。

　　《第一财经日报》：您曾在美国商务部工作过，做过总统特别助理、白宫经济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财政部长顾问，是什么吸引您加入AIG，并掌管中国事务？

　　魏欧林：我离开政府后，AIG联络到我。每次，我都从未在政府服务超过4年以上。我认为，通过在企业的工作，个人可以了解到企业的能量和优势，当个人从企业进入政府就职时，就能将这些好的经验带入相关的政府工作中。

　　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角色转换，是非常有益的过程，我认为这也是美国体系的优点之一。

　　《第一财经日报》：在从政期间，您曾多次与中国政府接触，并强调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如今站在一个企业领导者的位置，您怎样看待这种相互的依存关系？

　　魏欧林：谈到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我可以用挂钩和脱钩这个问题来举个例：人们在问美国次贷危机对于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人们在四处找寻答案，例如：是否中国的银行所持有的那些复杂的金融产品以及衍生品依托于抵押资产。其实中国的银行在这个领域参与的并不是很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些人会说，我们看到了美国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由于对于出口的依赖，将最终影响中国经济的表现。我认为，如果有因为美国经济放缓而带来的影响，那也是因为美国国内购买力下降，从而间接影响到中国的一些出口产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经济是相连的。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次贷危机之下，中国经济是否受到影响，此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何在？

　　魏欧林：如果次贷危机蔓延到美国的实体经济，如果消费者明显地减缓了他们的支出，则中国对于美国市场的出口也会相对减少，这样就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减速。

　　如果中国的经济表现高于预期，你可能会看到的是持续的资本流入到中国市场，诸如投机资本、热钱，中国好像有着一种自我实现的动力（动力机制），即在此积聚国外货币资产，同时在该市场创造的流动性将激发高于通货膨胀的经济情况，从而出现更高的利率，以至于接下来货币当局要升值人民币，而这样就又吸引了更多资本流入这个市场。你可以看到这种螺旋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利于这个市场。

　　额外的投机资本进入这个市场正源于全球其他地方的弱化经济表现，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动力。它可能会造成通胀，会加速中国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异。所有这些流动性聚集起来将对这个经济体远期经济表现产生负面影响。

　　当然，判断这样的动力（动力机制）是否将形成还为时过早。但是很明显的是，中国的通胀还在加速；流动性还在这市场持续形成；货币当局已经看到他们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减缓这样的事情。

　　我们看到人民币加速升值的一些表现。不过，人民币的升值并不是因为外国政府的推动。这是因为中国国内市场的价格表现和通胀压力，货币当局从而有理由允许人民币相对的升值。

　　Links人物简介

　　魏欧林

　　AIG中国成员公司主席（2006年~）

　　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2005年）

　　美国财政部部长顾问（2004年~2005年）

　　伊拉克巴格达联盟临时管理局经济政策主管 (2003年~2004年)

　　华盛顿Steptoe & Johnson律师事务所合伙人（1985年~1989年, 1993年~2003年）

　　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助理国务卿（1991年~1993年）

　　美国总统特别助理暨白宫经济政策委员会秘书长（1990年~1991年）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帮办（1983年~1985年）

　　除了在政府的工作，1985年至1989年、1993年至2003年间，魏欧林先生是华盛顿首屈一指的律师事务所Steptoe & Johnson的合伙人之一，为客户提供公司业务、海外金融市场运作、国际贸易法规的修订等方面的专家意见。他和美国的大型知名企业，尤其是投行、航空航天、农产品和保险领域的公司，都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