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要用“双防”方针避免明显通胀

　　“要用"双防"方针（防过热、防通胀）来避免明显的通胀危机。”3月30日，在“第一届成都经济发展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院副院长王一鸣纵论当前的宏观经济格局。

　　王一鸣预测，“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是高起点，缓上升。”

　　关键要调整利益分配机制

　　王表示乐观的理由是看到了规模市场效应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带来的市场需求的拉动，另外从供给上看，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有所提高，都增强了供给能力。“所以我从乐观的角度说，GDP的增长将从高位回稳，小幅回落。”

　　而对于尚无减速势头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王一鸣肯定地表示，“从趋势上看，是阶段性上涨而不是持续性上涨。”

　　“和CPI增长基本类似的是，PPI也改变了基本平移的态势出现了明显的回升。”王一鸣说。

　　“过去几年中，中国形成的生产和出口能力正在释放过程中，在低成本出口方面，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超过中国。”王一鸣表示忧虑，“所以，今年经济走势不确定性趋势渐显，内部矛盾积累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又从内外两个方面放大了这种因素。”王所指的外部环境正是美国的次贷危机。

　　但是现在，针对越来越扑朔迷离的经济形势，在国内已经开始有了“货币派”和“成本推动派”的纷争。

　　“我不是货币派，我个人认为这主要还是由于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根源所致，更多的原因还是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失调。另外，资源性产品结构的扭曲放大了投资规模。所以关键还是要从调整利益分配机制入手。”王一鸣说。

　　按照王的解释：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使投资成本被过度压低，直接推动了投资过快增长。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和投资成本过低、投资成本和生产要素价格过低，又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生产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特征更加明显。而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力求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投资和生产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

　　建议运用结构性减税政策

　　去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则是具体的措施。

　　“坚持从紧的同时，还要增强灵活性。对内稳健的前提下，仍需要适度偏松。以回收流动性。”王一鸣表达了他的观点。

　　“我们在政策的制定上一直面临两个挑战。一方面外部输入减速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正在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两种因素叠加，会不会使经济减速趋势加强，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这样，通过扩大内需来弥补出口回落的影响，才能使经济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王一鸣表示。

　　王建议：考虑运用结构性的减税政策。改革财税体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提高中央的支出责任；制定财税政策向公共品倾斜，加大居民收入。

　　“现在正是做这些事情最好的时机，不然等到经济形势反转之后，就又来不及做了。”王一鸣说。

　　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按可比口径计算，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21.1％上升到2006年的24.2％，企业从2001年的15.1％上升到2006年17.5％，居民则由63.8％下降到56.5％。

　　“而企业可支配收入主要是较高的利润率带来的，而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必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近年来银行信贷资金占企业投资份额不断下降表明，企业投资能力还在不断增强。”王一鸣说，“为什么投资增长那么快，投资增长为什么高度依赖出口，核心问题是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储蓄、投资、消费比例失衡，最根源的问题是政府、企业、居民在总收入里面结构失衡。”

　　在出口减弱的格局之下，行政性垄断行业的开放竞争以及对资源税费领域的改革需要政府回过头来在经济体内部认真理顺和重建。

　　“资源税的改革，我们提了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有有效的推进。还包括其他的价格，比如水价、电价、燃气价格等等，这些都需要改进。”王一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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