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经济调控的艰难平衡

　　几乎没有任何悬念，一季度的CPI整体涨幅肯定是在8％以上。面对通胀猛兽的压迫下，即使在中央确定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基调之后，依然存在大量的争辩和曲意“涂抹”。这些流行的观点认为，目前的通胀成因异常复杂，不适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比如加息或者严厉的信贷控制。他们的理由基本可以归纳如下：中国此轮通胀是输入型通胀，是外部问题，其维度超越中国货币当局的解决之道(“能力问题”)；加息等手段属于“一味紧缩”，会影响经济发展，会产生小企业破产引发大量失业(恐吓策略)，同时会吸引热钱来冲击国内的金融稳定；通胀不可能继续攀升，它很快会回落(廉价口头担保)，因为通胀主要是由食品价格拉升的，只要实施价格控制，就可以确保通胀下跌。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通胀和资产泡沫代表着资源的大规模错误配置，最终它需要一个“买单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规律，企图用宽松货币来维持局面的做法只是将过去严重的错误“藏”起来，并给予放大，累积成一个“无法收拾”局面。

　　通胀的“奴役之路”

　　解释中国从“结构性通胀”变成“全面通胀”这一变化的最合适理论无疑是奥地利学派的“通胀理论”。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认为，通胀是有路径的，不是同时涨价，所以从形态上看总是一部分东西先涨(即所谓“结构性通胀”)。通胀的发生路径是一次不同部门涨价的先后序列路径，央行被“逼”出来的货币总是先被一些强势部门(具有更大权势的部委、国有企业)得到，这些首先得到货币的部门会将这笔钱花出去，这样就会抬高他们所投资或购买的商品、服务的价格(最先上涨的是钢铁、房地产)。于是，如果我们观察通胀过程中的不同产业的价格上涨幅度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接近政府的权势的企业，被政府认为应当优先发展的行业或者重化工业的基础性部门会最早得到增发货币(房地产、钢铁)。这些行业和企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首先大量增加，然后它们的产品价格开始迅猛上涨，并将这种价格上涨效应开始向权力链下游传递下去，就像向水中扔进石头引发的涟漪扩散。而确认通货膨胀大规模兴起的典型标志是农产品部门的整体性价格上涨，因为它们距离通胀权力源是最远。在中国，这个弱势部门无疑是农业部门。也就是说，农产品的价格高速上涨是确认高通胀成形的最成熟标志。

　　实际上，奥地利学派的“通胀路径结构说”仅仅正确地勾勒了一种“涟漪扩散”形态，并没有细致解释下游和上游再通胀路径下的博弈关系。我们认为，上游首先得到大量货币形成投资扩张，引致对上游端的产品的大量需求，价格开始飙升，并传导到下游。在一开始的阶段，下游是没有能力进行反抗的，下游感受到上游端带来的成本压力，利润大规模缩减，并伴随着大量破产。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最近5年，大量小企业在上游的通胀传导中破产，以百万计的个体户消失，城镇的自雇佣水平急剧降低，原本可以产生大量就业机会的下游端实际上已经发生大量失业。也就是说，通胀传导的过程其实比紧缩政策更能“消灭”就业岗位。只不过被红火的基建投资(上游端容易制造虚假就业，例如很多城市房地产建设，看上去吸收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但是，它是短暂性的，一旦工程完工，劳动力就立即失业)、沸腾的股市中的赚钱神话以及房地产价格的暴涨所“遮蔽”了。在经历上游对下游的“通胀传导剥削”之后，下游发生大量失业和资源“流散”(例如粮食种植面积萎缩得厉害)，导致下游产品(比如粮食和猪肉)变得稀缺，于是下游也获得“提价”的能力予以“反抗”，就像奥地利学派说的那样“高通胀的完全成形”。CPI指标变得异常难看、货币当局如临大敌，社会居民的日常生活变得愈发艰难。

　　更重要的是，通胀的全面成形(此时CPI一般高于5％)刺激民众持久记忆，以至于形成挥之不去的“通胀预期”，而这才是通胀猛兽的加速器。在高通胀预期下，大量货币更容易被“索取”：公务员要求加薪、民工要求最低工资跟CPI挂钩、退休者要求不降低生活水准、农业生产者要求各种类型的补贴。最终的结局是，所有人都想逃脱通胀，但所有人都是通胀的忠实奴仆。在高通胀预期下，价格高度不确定，投资者由于无法预测今后的投资回报，减低投资意愿，导致经济增长的下滑，整个经济需求匮乏。很多资产阶层倾向于通胀，那是他们愚昧而一厢情愿地将“通胀”和“资产飙升”联结成“永恒的对应关系”，认为高通胀会维持资产泡沫。但实际上，资产价格很容易在结构性通胀(或者高通胀没有全面成形)阶段猛飙。而在高通胀成形的阶段，会从高位坠落，因为高通胀紊乱了实际的经济需求和供应，促使整个社会估值体系的崩溃，引发民众更愿意持有现金或者进行储蓄(宁可忍受CPI)，也不愿意持有资产(资产在需求匮乏下急剧贬值)。就像伟大的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说的那样，“在高通胀面前，所有人都是输家”。

　　治疗通胀无新招

　　有趣的是，很多经济学家反对按照过去的模式来控制高通胀(即运用严厉的信贷政策和货币紧缩)，例如他们会认为现在中国全球化程度以及经济总量都不适合以前的模式，这种傲慢和自信促使他们以为可以找到“微调”的科学的节奏。

　　坦率地说，这种所谓“又要压高通胀、又要保高增长”的好事是不可能。反通胀就一定会压缩货币，货币主义者认为，因为任何通胀，货币扩张都是必要和充分条件。而反通胀，控制货币过度供给也是必要和充分条件。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仅仅是货币造成的，不表示政府是有意发票子，而是说，不管通胀的成因千千万万，最后总要通过货币来引发通货膨胀；反过来，治理通货膨胀，不可能绕过货币紧缩。奥地利学派也是这样的观点，要想反通胀，就必须采用严厉的紧缩性政策，在通胀传导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上游的权势企业和产业首先接受严厉的信贷控制和大规模的加息。

　　我们认为，过去中国“反通胀哲学”对于消除通胀预期是非常合理的。比如“有保有压”策略，压一些非生产性的项目，例如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开发区以及重复建设的重化工业项目。对农业生产采取补贴和提高收购价做法。“有保有压”才能产生有效供应。例如，现在粮食种植意愿下降和存粮行为主要是来自于“通胀预期”，农户认为即使获得粮食补贴，扩大生产行为也是非理性的，原因很简单，农户会认为上游的农资和化肥价格会飙升得更快，在目前这个阶段，实施生产萎缩是一种同社会博弈的最好方式。我们认为，决策层应该理解“通胀预期下的农户自保行为”，要通过紧缩政策削减上游产品的需求，使上游产品首先产生“过剩下的廉价化”，这种结构性的严厉调整才是击退通胀预期的唯一武器，也就是说，控制CPI的关键是消灭PPI的涨幅，而不是物价控制。

　　采取严厉紧缩的做法不一定会产生多么大的失业。中国最近5年内采取的都是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5年来中国的GDP增长率近乎2位数，修正奥肯定律进行估算，每年应该增长2400万个工作岗位，而实际上5年来中国的新增工作岗位是5100万，这意味着中国是“不吸纳就业型增长”。造成这一“不吸纳就业型增长”模式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经济重型化，资本密集型的项目大量上马，使得中国的投资爆发式增长，有机构成的提高相应地“挤压”了劳动的报酬率和就业岗位，也使得投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最近5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衰减的，也就是说，中国GDP增长，但经济效率却是下降的。

　　另外，对上游采取“需求压缩”的做法比人民币升值更管用，因为中国的通胀被认为是“输入型通胀”(例如国际大宗商品飙升和顺差)。此前，中国一直采取人民币升值对付这种类型的通胀，其代价是以出口型的中小企业的财务大量恶化为承受代价，来换取上游企业的成本降低(同时，上游企业也有动力将成本因素传递出去)。其实，对于“输入型通胀”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输入”，上游端是“进口的大需求方”(例如铁矿石)，压缩上游的投资需求就是最好的对付输入通胀的办法。

　　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采取严厉的货币政策，击退了通胀，奠定了保罗?沃尔克的不朽功勋，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惜采取“衰退疗法”(治疗通胀)，日本却为了资产阶层利益肆意采取汇率升值、下调利率的泡沫迷恋论者的做法。最终攻守易度，高下立判。我们认为，在目前反通胀的“节骨眼”，决策层应当凌厉前行，不仅寻找通胀和经济发展的平衡之道，更要力排众议，践行经济稳定发展的长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