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亚洲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绿色的增长。绿色的增长是负责任的增长,也是平衡的增长??既注重经济的增长,也注重社会的发展。人类比过去聪明了,但聪明的人往往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更多,带来的麻烦也更多。
《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是“绿色亚洲:在变革中实现共赢”。我们理解的绿色,是对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是一种负责任的增长。您是怎么看亚洲的绿色增长?
龙永图:谈到绿色,大家首先想起的就是持久与和平。我个人认为,相对其他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洲,绿色对亚洲更加重要。因为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发展当中,已经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发达国家现在经济体制比较成熟,环保技术等方面也很成熟,他们继续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现在是亚洲犯错误的时候。如何避免犯错误,或者是少犯错误,这是亚洲现在特别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目前亚洲经济正在高速发展。越是高速发展,越容易犯错误。现在亚洲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何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做到对环境友好,如何能使这个高速是可持续的,如何能够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错误。所以我说,绿色对于亚洲尤其重要,亚洲对于环保节能的问题应该更加敏感。
亚洲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绿色的增长。绿色的增长是负责任的增长,也是平衡的增长??既注重经济的增长,也注重社会的发展。人类比过去聪明了,但聪明的人往往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更多,带来的麻烦也更多。
目前充满了很多机会,也充满了很多困难。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提供了高速破坏环境的机会。比如我开玩笑说,我们这一代的市长都在建房子,20年之后,我们下一代的市长他们的主要工作可能就是拆房子。现在我们盖了很多密度太大、技术不过关、节能和环保方面都不达标的房子,这其中很多都是政绩工程,有的是一届又一届市长换届之后的拍脑袋工程,是遗憾工程。
这种房子是发展过程中一窝蜂建起来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不能怪罪这一代人,因为他们要解决很多人马上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的要求,有些时候就饥不择食了。现在我们盖的不少房子就是简易房,十年二十年之后要拆的。由于环保节能不达标,继续住的话,可能比推倒重建还要浪费资源。
我先把这句话预言在这里,我想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会出现一个拆房高潮。所以我们也希望博鳌亚洲论坛能够提出并讨论类似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醒大家注意,并且避免可能的错误。
《第一财经日报》:亚洲负责任的增长,应该是政府和企业合力推动,再加上非政府组织等机构和民众的参与。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现状?
龙永图:过去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一谈到企业社会责任,很多人认为捐点款做点善事就可以了。现在中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应该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一个企业如果不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比如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如果不采取绿色的流程和原材料,对待劳工方面如果不采取符合国际标准的劳动标准,在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如果不符合国际标准,就不能叫绿色的发展。你不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你的产品可能就会退出,就会被消费者所抛弃。这样的话,企业社会责任就不是你愿意承担或是不愿意承担的问题,而是必须承担和如何更好地承担的问题。能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应该是我们在企业社会责任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我觉得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现在在中国还只是个开始。两年前我就一再提倡这个,但那时候大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谈到政府与企业合力推动亚洲负责任的增长,比如油价高企,要促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就必须有相应的鼓励政策出台。
我想,政府有责任推动和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消费者也更加关注企业的履责情况,全社会都关注,就可以推动这个事情往前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环境友好。现在全球面临着气候变暖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也是本届博鳌亚洲论坛要讨论的议题之一。目前,对于气候变暖的责任问题还有很多的争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看法。您的观点呢?
龙永图:气候变暖的问题,国际上对中国期望比较高,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离不开中国。这个有些道理,但他们的看法有些过了。首先,真正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这个必须要清楚。其次,我们并不回避这个问题,我们愿意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亚洲和中国愿意承担国际义务,但不是发达国家想象的义务,我们还要根据自己的发展水平来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于全球变暖,中国的民众知之甚少,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一个教育和传递信息的平台,有必要把全球变暖的现状、各方讨论的基本内容等向广大民众做个宣传普及。
《第一财经日报》:人们在谈论次贷危机带来的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放缓,人们也在关注,亚洲和中国的经济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和中国又要如何来承担自己的责任?
龙永图:我也听到不少经济学家在谈论这个话题。我们已经看到次贷危机带来的美国经济放缓和全球经济衰退,大家在观看,这种环境下,中国和亚洲能有何作为?有人说,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挺身而出,以人民币不贬值来支撑亚洲经济,现在中国和印度能不能够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来保持全球的经济不衰退?这就是一个亚洲和中国自主发展能力增强的问题。我也在思考,能不能逐渐地减轻美国经济对我们的影响,如果不讲脱钩的话。不要再出现美国一感冒全球都发烧的现象。亚洲和中国能不能担当一个缓和美国经济衰退、全球经济放缓趋势的作用?中国能不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国能不能再一次承担责任?这是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博鳌亚洲论坛上我们也会关注这个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本次博鳌论坛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变革。您如何理解在绿色增长背景下的变革?
龙永图:变革在英文中可以翻译成change,也可以翻译成reform,意思是变化,改革。亚洲国家要实现共赢必须深刻地理解全球的变化,必须要适应这个变化。国家要不断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企业要不断进行管理体制改革,个人要不断地改革更新自己的观念,我理解的改革就是与时俱进,要以改革的心态来适应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要在变革中实现共赢。
比如金融业,在次贷危机的阴影下,我们尤其关注金融风险的问题。现在中国股市现状引起大家的关注,对于金融风险问题,我认为应该放在一个非常高的地位来考虑。包括美国刚刚公布的金融监管机制作出的重大调整,它也是针对新的形势在变革。全世界都在变革。
具体到中国的金融业,我认为最重要的要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首先商业银行要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能够把握市场并且在市场当中得胜的商业机构。其次要使证券市场更加健康,使我们的上市公司更加健康,加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提高透明度,加强市场监管。同时,在全民参与资本市场投资的状况下一定要做好投资者的教育工作。
《第一财经日报》: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一个非政府的区域合作组织,它看到了负责任的增长对亚洲是多么重要。但是你们的这些观点和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决策从而真正对亚洲的发展产生影响?
龙永图:说实在的,博鳌论坛不能代替财政部,也不能代替人民银行。我们只能是把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为政府提供决策前的酝酿。在博鳌论坛上也可能提出明确的政策措施,但只能是个人意见,不要期望做成政策决定,它只是为政府为企业作决策提供一些背景一些思路。
当然,博鳌论坛对政策的影响,一方面是政府高官的参加,他们作为决策者听见论坛上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们的发言材料会通过某种渠道送给决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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