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一补一免”远不够

　　国际上，米价两个月涨价75%创34年新高，33个国家可能因粮荒发生社会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发出全球警告；国内呢，大量农民仍然觉得种田不合算，“双季稻”狂改“单季稻”，有些大米主产区甚至出现“春耕春闲现象”。

　　在国际上闹粮荒之前，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固本强基的政策，比如，2004年起，国家斥巨资给粮食主产省区的农民直接补贴。又比如，国家全部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概而言之为“一补一免”。

　　然而，国际粮荒也警醒我们：粮食短缺随时可能波及甚至袭击我们，躺在“一补一免”的成绩簿上绝对不行。别的因素暂且不说，仅以2030年为节点计算，若16亿人口以年均消费400公斤粮食计算，就得6.4亿吨粮食，可我们最高年产量也仅5.12亿吨(1998年)。

　　目前的情况更令人担忧。以两湖地区某水稻大县为例，该县去年双季稻85万亩，但历史上曾达150万亩，缩水程度可见一斑。一项最近的权威调查显示，农民每亩水稻收入和政府补贴一共才1256元，但扣除农资、劳动力工资等成本后，一个劳动力尚余636元，而这还不如他在外打工一个月的纯收入。这是微观景象。

　　从宏观数据上，也可看到粮食增长乏力的端倪：粮食年产量增长量2004年为3877万吨，2005年为1455万吨，2006年为1398万吨，2007年为350万吨，依次递减。正好，2004年是粮食直补第一年，之后虽年年有补且不断加码，但因直补之边际效应递减等原因，终成上述徘徊之局。

　　所以，在“一补一免”之外，还得创出更多治本之策。“补”与“免”是必须的，而且还须加大力度，但又是远远不够的。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农村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应选在哪里？笔者认为，应走向更深更广的领域，譬如，在两大体制的建立上应有所突破：一是农村土地流转体制，二是农民的退出体制。

　　首先，只有将耕地流转集中到那些愿意种田、会种田的种田大户手中，才能消灭目前农村存在的弃耕、抛荒、“双改单”等现象，向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要效益，才能培养出一大批真正钻研农业技术的专才，培育出一个高效的“三农”服务体系，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和销售的综合效率，以快速上升的“效益”吞没飞速增长的“成本”。所以，在坚持《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前提下，应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体制机制的建立，推动流转健康快速发展。

　　另外，正如工业中“机器排斥工人”一样，规模农业、高技术农业从根本上也是排斥农民的。减少农民是农村改革的应有之义。农民往哪去？答案很简单：城里、工厂里。现在，4个制造业工人中有3个是农民工，农民工在城里工作，但在农村还有“宅基地”、“承包地”。试想，如果这些“宅基地”变成耕地，又会增加多少粮食产量呢！这些“承包地”如果流转到种田能手和种田公司手里，又会产生多少规模效益呢？但目前，这两者只是供农民工们春节回家时的“观光游览”而已。为什么他们不能从“农民”的身份上“退出”，还要占据甚至是变相浪费农村的这块资源呢？因为他们进不了城，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廉租房制度等有关政策还无法给他们提供长期生活在城里的保障，于是，就脚跨城乡两界，既苦了农民工，又降低了国家的综合资源利用效率。所以，农民的退出机制已经直接影响到农村生产综合效率的提高，以及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良性发展。

　　这些体制机制，必须建立在对很多旧有体制机制的打破上面，会触及甚至牺牲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利益，因此说这是一场革命并不为过。

　　同时，由于它涉及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市民、地区与地区、中央与地方等方方面面的关系，政策跨度非常大，政策设计和执行上都非常困难，要比“一补一免”难得多。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其困难而放弃。中国经济的很多成功不都是逼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