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资本主义之死”看货币发行权监管

　　张巍柏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日前发表的“全球自由资本主义之死”一文，表达了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学者对于美联储拯救贝尔斯登的高度失望。沃尔夫认为美联储曾经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首席倡导者，但现在美联储的决定意味着政府接触管制已达极限。

　　3月31日，美国财长保尔森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全面金融改革计划。据称，该计划酝酿耗时数月，旨在解决“复杂、长期的问题”。从已披露的内容看，计划的最大特点是扩大了美联储的权力，赋予其监管投资银行、经纪公司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权力。但这也成为该计划最有争议的关键部分，几乎所有信奉自由市场的学者和专业人士，无不对美联储监管权力的扩大表示极大的担忧。

　　马丁?沃尔夫就认为，美联储救助贝尔斯登，实际上是“为投行提供了一种宝贵的保险形式”。对此，他“深感遗憾”。沃尔夫称，“曾希望证券化可以将大部分风险负担转移到受监管的银行体系之外，政府不再需要进行干预。”这些言论，经典地代表了自由资本主义学者对于政府任何可能破坏自由交易的措施的担忧。

　　不过，我在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有关金融风险的自由交易，就必须是绝对自由吗？在货币定义早已经开始发生质变的今天，绝对自由化的金融风险交易，可能会像允许政府无限发行货币一样愚蠢。

　　一般而言，央行是一国唯一具有货币发行权的法定机构。传统的银行业由于具有信用创造能力，因此，这些银行也被视为具有一定“货币发行权”的单位，而必须受到该国央行的监管，以确保这些银行不能“过量创造信用”。

　　不过，在美国，非传统的金融机构却在这一监管体系之外。在传统的金融社会，一国央行只要将传统银行业监管到位，就基本管住了该国的绝大多数货币。但金融业快速发展的衍生品，已经将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定义打得粉碎。为此，从2006年3月开始，美联储就不再披露M3这一广义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不仅因为当时M3增长速度很快，更因为M3在当时都已经无法用于衡量美国真实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披露一个可能不太准确的货币供应数字，反倒可能破坏美联储的声望。在M3的背后，是投资银行们创造的各种眼花缭乱的金融工具，都是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信用。衍生品发展速度之所以这么快，很大程度也因为“制造通货膨胀”的暴利：只要没有人来挤提，某投资银行就能无限创造信用，以攫取最大的“铸币税”利润。

　　既然银行具有信用创造能力，必须接受“货币发行”的监管，为何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就不能？如今投资银行创造的衍生品规模，相对于传统银行业来说，已不能说小，次贷危机就是这些投资银行“超量发行货币”制造的恶性资产价格通胀的结果。

　　从货币发行权的角度看，这轮美国次贷危机，不过是经济金融史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翻版，不受监管的投资银行不断将看似符合AAA信用标准的资产打包出售，结果当人们发现劣币原来是如此之多，谎言就被戳穿。

　　在如今的时代，对于货币与非货币金融资产的界限，实际上已经很难划分。因此，中央银行到底应该将“货币发行权”的监管触角伸到多远，已经成为中央银行不得不考虑的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