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三：次贷危机和中国的金融开放（实录）

　　主持人（何帆）：各位嘉宾早上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参加中国金融网、搜狐财经和中国金融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我是今天上午第一场讨论的主持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何帆，今天上午第一场讨论的主题是次贷危机和中国的金融开放。

　　大家知道，金融危机过去都是十年爆发一次。大约十年前金融危机就爆发在东亚地区，包括以前很多次金融危机都爆发在新兴市场。但从2007年到现在我们经历的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在世界金融的中心，爆发在美国。这场危机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根据很多投行和国际机构做的研究，次贷危机可能会超过1万亿元，甚至比这个会远远更高。这场危机将会对世界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包括对中国的经济、中国的金融开放带来什么影响，这将是我们今天上午要探讨的。

　　参加今天上午的嘉宾我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景学成教授，他原来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副局长，现在担任第一财经院院长；

　　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洛文杰先生；

　　中国银行高级研究员谭雅玲女士；

　　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周昆平先生。

　　今天上午的讨论每位嘉宾会有十分钟发言，之后会有20分钟和嘉宾之间的交流，最后留出来10分钟时间给在场的嘉宾和记者朋友们提问。

　　首先有请景学成教授做报告。

　　景学成：各位代表早上好，我很荣幸受到这个邀请来和大家谈金融形势的看法。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今天想说的一个总的概念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到现在，经济形势很好，去年GDP增长达到11.9%，接近12%，形势发展很好。金融改革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商业银行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大银行的改革都有明显的推进，股份制改造，甚至在境外上市了，都有长足的进展。在资本市场改革方面，股权分置改革方面，资本市场走向全流通时代，多层次的市场建设加快发展。应该说形势是比较好的。但我总的感觉是，进一步发展可能更需要一个综合的金融发展战略，因此我想今天重点说一下我个人意见，是不是不再摸着石头过河，应该制定一个综合的金融发展战略。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多样化、复杂化，不像在30年之前，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情况相对比较简单，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国际环境风险比较大，次贷危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发生在美国，但它的蝴蝶效应在我们心中也煽呼起来了，也有一种影响效果，所以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还有美元贬值、国际石油价格一再蹿高，国际商品通货膨胀，一眼望去，国际形势好象比国内形势复杂得多，当然国内有很多困难，所以有很多学者有看法，外忧大于内患，外边的困难可能比我们内部的困难还要大一些。

　　我个人认为，鉴于这样复杂的情况，我们在应对时可能不能一个一个应对。我看到这个题目时候，我们和何在达成一个协议，中国金融研究院和经济研究院在搞一个意向性协议，这种情况下大家协同起来，共同来研究。干一些什么呢？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大家共同合作，推出一个组合政策建议，希望发挥组合政策效益，而不仅仅是一一对应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从次贷危机说切入来说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金融发展战略，实际应该是借鉴次贷危机经验，综合全面考虑今后金融改革开放的路怎么走，不仅是次贷危机，偿贷问题不也借鉴了吗？美元贬值这个情况？老师讲了几回，我们是不是不要研究美元战略了？这是综合的借鉴。这个基础上综合的考虑。我们的对策不是一一对应的，你来次贷问题我就怎么怎么这，你带常贷问题我就怎么着，不是这样的，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我们怎么应对。

　　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为什么预期呢？最近通货膨胀，我刚从上海过来，在上海一个会议上演讲的通货膨胀的问题，我有很多的看法，但是今天不是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成因比较复杂，不像过去简单的或者是成本推进型或者是需求扩张型，既有需求扩张既有成本推进，又有供需不足，是综合性的通货膨胀，这时候单靠央行货币政策、单靠紧缩来解决是不行的，必须要用组合的政策，稳健的政策来解决，在某些方面需要放松一点，比如给最低生活的人提供补贴，这样才会出组合的效应。这样既稳定社会，还会取得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如果单靠哪个方面不一定解决的很好。

　　什么是组合效应？政治导向组合下，央行在这个问题上在执行时要贯彻中央说的，既要把握宏观调控的重点、力度、节奏，一方面还要讲在控制通货膨胀问题上单靠货币政策是不行的，但没有从紧的货币政策，如果放松的话，往往控制不了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我顺便讲点，所以我讲两句话：没有货币政策，国内发生复杂成因的通货膨胀那是万万不能的，应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我说了国际国内两个因素，我们不仅从次贷危机的角度来看，当然次贷危机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这是一个观点。

　　另外，考虑今后我们的发展战略时要考虑国际层次协调的问题。因为现在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不同了，因为我们发展起来，我们壮大了，GDP上来了，连续近五年10%以上。现在我们有一定的实力了，企业也在发展中不仅请进来，而且走出去了，包括金融企业也走出去了，这时候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也高了一些。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是一个发展中具有大市场的国家，所以国际期望也比较高。因为是大市场，所以大家都想分一杯羹，从市场上谋取一些利润，进入市场的也比较多了。市场走出去或者进行商品采购的时候会遇到贸易摩擦或者其他的情况，在国际市场上我们要和竞争对手面对面，但市场竞争规则要求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策协调这方面，要考虑处理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全球通货膨胀方面发挥作用。稳定我们国家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就对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因此要从新的视角看我们国家所做的事情，要把它联系起来，不要对别人单纯性开放，到我们国家设厂、设金融机构投资，然后赚取利润，并不是这样的概念。我们在国内所做的事情也是为世界经济增长，平抑全球确起的通货膨胀作出贡献。

　　我希望从这样一个视角、角度来看待今后金融对外开放的战略。我们国家和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处理相互之间关系问题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还要进一步发展，因为我们有了中美战略对话、中日战略对话、中澳对话关系。大家都和中国对话，最早是建立东盟、建立东盟10+3的机制。在对话中，我们为了融入国际社会和顺应全球金融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简单说我们做了很多让步，尤其是在开放国内市场方面我们让步很多。现在我们要重新审视这样一个问题，在平等互利、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你来我们这儿设厂，我们也有权利到你那儿设立企业和金融机构，要主张这样一种权利。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比如股票定价权、大宗商品定价权、期货定价权，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有一些主张和要求，这时候对方提出的要求就不应该简单解释国内所处的环境、困难，告诉对方我们所做的努力，而是我们要求对方国家对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适应我们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的要求和条件、建议。

　　最重要的是，中美战略谈判在即，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对美方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要求。比如美元贬值问题，我们要探讨一下，作为全球经济主导的经济大国，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应该对这个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像这样的问题都应该纳入我们重新考虑，或者是在未来应该考虑的金融对外发展战略当中来，所以金融改革开放在这个意义上还扩展了。而不是简单说提出一个口号、一个措施、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应当从这些角度很好地重新考虑我们的战略。

　　我还要补充一点，在我们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时，还要防范风险和对外发展、对外金融开放并重，这是30年发展的经验。美国在它的改革开放中，金融创新中忽略了风险就从创新产品中产生了，次贷就是这样的，还得承认它还是一个创新的产品，不能说不创新，但是创新产品过程中没有注意防范风险，在各个层级上防范风险，最后的结果是次贷危机来了。现在兵败如山倒，现在次贷危机影响，刚才何帆同志讲，现在还没有看到劲头，这个问题就像我们打的水漂，一个石头投出去以后，水慢慢开始向四处展开涟漪，这个涟漪不知道会波及到什么地方很难预料。

　　我顺便说一个事，是实业上的事，最近美国有一个基金会和我接触了一下，找到我说，你们要不要做一点生意，到美国去超低买一些金融机构，什么金融机构不知道。他们建议买保险金融，他说美国有次贷危机，有债券保险的问题，而且有问题的不是一家金融机构，次贷危机的时候很多金融机构认为它是一块肥肉，马上据为己有，想赚取利润，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变成了亏损、拖累和累赘。我不知道美国有多少保险公司，但至少有一二十家有次贷亏损和次贷拨备，美国的保险业在次贷危机中都卷入进去了，用中国常说的话就是在次贷危机中全军覆没了，虽然说得有点严重，但至少损失了。所以次贷危机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跟踪、探索。

　　因此我认为今天的会议开完以后不一定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最近也有观点说，次贷完了以后美国的信用卡是否会出现问题，我的条件反射就想出来，现在我们没有次贷危机，我们现在还是一手贷，次贷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我们还有拨备，做足了拨备，有所预备的话，我们的信用卡会有问题吗？房贷会有问题吗？其他的贷款会有问题吗？所以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刻思考。所以我们要时刻跟踪次贷形势的发展，要和国内情况结合起来。

　　未来的发展战略是综合的发展战略，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信贷市场的连接，因为现在各个市场改革发展路径已经比较清晰，中央关于制定市场发展的决议，整个是比较清楚的，关于货币市场发展的政策也是比较清楚的，信贷市场上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取得了初步的效果，所以我们动都有一些遵循和依据，但问题是这几个方面连接起来是什么样的，如果不把它进行综合研究，求一个组合效应，那可能我们操作的时候就不是预想的情况，可能在国际形势发展中就会落伍，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应当加强发改委、人民银行、商务部等经济主管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拖累或者掣肘效应，应该大家相互支持，共同走过这样一段道路。

　　我就讲这些，请大家记住我的话，制定一个综合的把各个市场连接起来的综合化发展战略，应对的问题不是单一的次贷危机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帆）：谢谢景学成教授。下面有请周春生教授发言。

　　周春生：大家早上好，美国次贷危机首先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因为现代经济从本质上来讲已经进入金融经济时代。中国经济按照现在很多说法也进入了金融经济智能化时代。党的十七大报告里也特别提出来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投资性投入，这点来看也反映金融在经济生活当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美国次贷危机到底给我们什么启发？从次贷危机发生影响的程度来看，确实超过了原来的一些预期，这里反映几个问题：

　　第一，金融活动首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活动；

　　其次，它也是高风险的。更重要的，为什么次贷危机按照何博士刚才谈到的，美国的次级债可能累计也没有一万亿美元，为什么次贷风波能够导致的损失要超过整个次债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金融本质上来讲是连接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一个桥梁。在虚拟经济当中，人的心理和行为起这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在金融学研究领域里面有一个非常热门的学科，曾经被授予诺贝尔奖行为金融学。我们现在谈的问题，包括次贷危机的影响，我们的宏观调控以及政府是否对股股票市场“救市”的问题，除了要考虑准备金率宏观经济指标之外，最关键的是必须关注社会大众，也就是各金融参与体系的心理。

　　实际上人的心理和行为对美国的次贷起了放大的综合化，美国的次贷就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危机。次贷本身的影响在不断放大，给我们的经济人、经济主体所做的反映有非常大的关系。

　　拿国内的情况来说，今天另外一个话题是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我觉得金融的对外开放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问题，它实际已经成为一种必然。我们现在都在谈经济全球化，其实经济全球化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金融全球化。尽管人民币还没有自由兑换，我们大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对外资参股都有一些控股等政策的规定和限制，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外的金融活动、金融危机会对中国本土的经济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特别注重的是什么呢？比如这一轮中国股市大的调整，今天下午我们也有股市的专场。我觉得与美国的次贷风波、次贷危机有着非常大的联系。当然美国是次债危机的发源地和中心，但美国的股指下降幅度不到20%，我们的股指下降幅度接近50%。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更大幅度的股票价格调整？当然这可能跟我们前期累计的泡沫有关系，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投资者的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大家情绪乐观的时候，中石油的回归被看得很好，中石油当天暴涨将近200%大牛市的格局。当大家的心理变得悲观的时候，中国平安要增发就会引起股票市场的大跌。所以平安要增发一两千亿，我们股市跌下去了。当然这是大家的一个借口，跌下去的市值要超过平安当时提出的增发融资的总额。从根本上来讲，其实说明在制定金融政策时，如果我们不考虑人的行为，这样的政策可能是要失效的，包括现在，对于政府来说，怎么样看待资本市场，要不要出手干预中国的股票市场，其实我觉得跟人的行为没有很大关系。我在这里不想评论政府是否应该出台“救市”的政策，因为下午有专门的人来讨论这个话题。

　　就对外开放而言，金融的全球化是一个趋势，包括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由于自身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受到的影响较小。这一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发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现在面临着通货膨胀，我觉得跟美国次贷危机有这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大家都知道，美联储，也就是美国宏观经济部门为了使美国经济避免出现重大的滑坡，采取了一些政策，比如说美元大幅度降利息，结果美元兑外币或者兑人民币，美元兑所有国际货币都在贬值，结果是国际原材料和基础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比如石油。大家都知道，几年前大家的印象当中石油是30美元一桶，现在已经变成了110多美元一桶。除此之外，粮价大幅度上涨。

　　我觉得中国这一轮通货膨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跟中国经济逐渐增加对外开放程度以后，现在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就是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80%到70%多。在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当中，当然国外的经济波动，包括金融的波动，当然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反映到中国的通货膨胀领域里面来。我们现在CPI高涨，一是粮食和食品价格上涨，二是基础性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我觉得这一轮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来看，跟我们在90年代和80年代后期所面临的通货膨胀有这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尽管非常重要，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也多次提高准备金率，现在准备金率达到16%，显然是中国历史最高水平，在全球也可以排在前列，当然有人说还可以继续调，我们的利率也在继续调，但是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看到，对这些调控的措施，对抑制通货膨胀并没有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我不是说它没用，至少对抑制通货膨胀有一点作用，未来如果我们的通货膨胀下不来，继续采取金融紧缩的措施，有可能会产生滞胀的局面。但是单靠准备金率、单靠利率这两个解决不了粮食涨价的问题，不可能因为我们利率高了一点、准备金率高了一点老百姓就不吃粮食，粮价就会下降，CPI构成里面，粮食和粮食相关的产品占了很大成份，这是供应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其他的措施来应对，包括物价高一点，买不起粮食可以给补贴，而不是单纯靠总量的政策。因为我觉得单纯的总量政策，我们从学宏观经济学ABC的时候就知道，通货膨胀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我们应该紧缩需求。但实际上中国的情况还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

　　现在大家关注的是CPI很高，但另一方面CPI高是什么需求引起的？简单从经济学理论来讲，如果CPI高说明消费需求过热，消费品价格猛涨。但实际我们这些年真正的不不在消费者领域，而是投资增长明显快于消费需求增长。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还一直谈要增进内需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还必须谈，因为美国次贷风波以后，今年的前三个月，我们的出口增长幅度比去年明显放缓。我们出口顺差、外贸顺差明显减少，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如果想继续保持比较稳定的较高增长速度的话，我们必须靠拉动内需来替代缺口，就是对外贸易顺差方面的减少，否则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大幅放缓，当然我们去年的增长速度很快，11.9%，我们放缓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放缓比较多，那就是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面临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很快，以CPI来看，一方面我们的消费需求实际上相对滞后投资需求的增长，消费率在GDP里占的比重，如果按照06、07年的数据来看，已经明显低于50%，这在我所了解的世界主要经济学里面大概占的比例是最低的。绝大多数国家大概消费占GDP的比重在70%，甚至更高，而我们的消费占GDP比重不到50%。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目前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就像温总理答记者问的时候说“经济处在很复杂、很困难的局面，这也给我们的宏观调控带来很大的困难。”就是说一方面消费需求相对滞后，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消费品价格上涨指数很快。如果单纯靠总量紧缩，我觉得会有问题。至少不不可能解决全部的问题，这是地区我个人看法

　　关于金融对外开放，我个人觉得这个开放实际上是逐渐的趋势，我们在谈开放之前，首先要学会应对。怎么样去提升我们应对金融风险，特别是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能力。如果我们在应对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做好，那么开放当然就是一种奢望，我觉得开放程度和我们应对的能力必须成正比。

　　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帆）：感谢周春生教授。下一位要发言的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洛文杰先生。

　　洛文杰：谢谢。

　　何帆：下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银行高级研究员谭雅玲女士。

　　谭雅玲：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应主办方邀请来做自我风险的论述。这一轮的主题是次贷和中国的发展主题，我的主题想用次贷的胜负取决于金融进锐战略。为什么用一个次贷问题而没有用次贷危机，因为我觉得危机是一个失控，那么现在次贷在在一个可控范围内。就因为它可控，在这个当中在再用政策、价格或者是策略，包括战略制造了市场很大的混乱。这个混乱，心理的混乱、价格的混乱、政策的混乱给次贷带来的紧张程度大于它的实际内容和实际规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用一个次贷问题来应对这一轮的讨论。

　　为什么说是可控？在这当中，对次贷本质的认知，它是美国一个低端客户群体延展到金融衍生产品。作为美国非常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历史，虽然在金融创新中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但相对它的监管规则、监管风险、防范性、预见性的机制，在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不足当中，更多美国的商业银行、投行不向市场释放资金，而美联储不断地注资，是机制和体制的效应，而并非流动性不足，这样对我们的认知次贷问题，可能对我们的应对未来的规划和策略会比较有益处。

　　从没有失控的角度可以从几个角度思考，比如房价，日本当年的房价是一泻千里的，是不可控的。而现在美国的房价下跌是在有节奏、步骤当中，而不是不可控的。美元汇率和美国股票，这两个层面一涨一跌同胀同跌，但并不是一路直下，而是有上有下。现在美国股市跌300点上200点，跌500点下400点是很经常的事情，所以在12000点的控制，是对美国投资者在信心上形成了很大的支持。

　　再就是美国经济。从美国经济来看美国经济没有衰退，全球都在说美国经济衰退。但是在前一段时期，次贷问题在扩散当中，美国经济指标好坏参半的时候，畅衰美国经济成为主流。现在美国经济这几周基本是负面指标，但美国经济的信心上来了，包括最近美国的总统顾问在说，美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增长都会在1.0和1.5，和之前大家评估的负增长完全相反。美国在经济战略把握上、信心和心理的支撑是非常值得中国的企业家，包括中国的金融家应该引起关注和注意的。

　　从次贷问题成为省胜负取决于金融战略，可以从三个角度看，因为次贷发源主体是美国，扩散到全球，似乎表象带来问题的严重性非常大，美国未来会怎么样？这是大家最关心的。而在次贷当中，最重要的一条主线就是三个字：不确定。规模不确定，到现在谁可以说清楚次贷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时间不确定，它是不断延续的，因为次贷和金融衍生产品连接到了一起，所以释放的周期，损失也好，收益也好，这个周期不确定。

　　还有一个角度，参与机构不确定性，参与机构多元化，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商业银行、投行各类金融机构都参与了，这个角度来看，它给价格经济、包括政策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这当中有市场本身自然的表现，经济恐慌带来的价格波动，同时还有借题发挥、顺势而为的判断。因此在美国次贷问题上，不光要从指标上、经济数据上看，同时还要从政策、策略和战略的角度去观察这次次贷给全球包括给美国自身带来的影响。

　　第二个角度，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影响来看，似乎跟美国基本是反向的，非常乐观，而升值的状况非常明显。一个是内部金融资产价格的升值，还有外部资源产品价格的升值，给中国带来的是两难。中国和美国之间货币政策的对立和差别，协调起来也非常困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目前面临的是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过大这样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跟外部的环境和我们自身的因素是绑在一起的。

　　第三个角度，从美国和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次次贷问题，它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就是美国是在主动调整，中国是在被动地接应。这样两种局面，给我们未来带来的前景、收益还是风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POD的出海，包括投资基金的出海，我们目前得到了多少收益？基本上在损失面是引起我们目前普遍关注的。包括股权参股基金要走向海外，海外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用规则来约束我们，但在发达国家这样的模式、这样的板块已经顺行了好几十年。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在这一轮次贷危机当中主动、被动中间最核心的问题是它的差别。第一个差别是，战略、策略差别，从战略和策略角度，价格的一高一低，经济的一高一低代表的不是国家的实力也不是政策应对的有效，而是很强的战略因素。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主导，他们占到世界经济板块的70%，目前他们是经济水平比较低迷的，发展中国家占30%，但世界经济的期望值和金融稳定的期望值放到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从这个差别来讲，应该有一个理性分析。

　　第二个角度，国家地位不一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角度来区分，对政策、改革方面带来的影响，应该是非常突出的，而在这种影响当中，有很大的不对等，这个不对等就是国家的地位和国家位置。虽然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但至今美国、欧洲、日本都没有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所以在次贷问题上应该引起我们对大的环境和大的背景的关注。

　　再就是收益和风险不同。这个层面上更多发达是收益主体，发展中国家是风险的主体，为什么这么说？金融规模、金融机制、金融产品在全球为主，发展中国家是要学习、借鉴、进入这个板块，因此这点也应引起关注。

　　经验教训不同，金融是个专业，这个专业除了要有知识和技能以外，更要有经验、经过和经历，而发达国家的经验、经历和经过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针对性，甚至带来的在战略和策略上的整体规划应该是非常突出的。

　　金融的阶段不同。从发展阶段来看，发达国家的金融已经从分业走到了混业，我们目前改革是在分业和混业之间，这样可能对待产品、对待市场，包括对待政策，它的调整方向，甚至对应措施都是不一样的。

　　最后一点，方向、目标不同。发达国家，特别是像美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和应对，而从我们国家来讲，可能更多是短期效益的应对。战略可能是在次贷问题上，包括所有的金融问题上未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在美国金融战略当中，并不是现任政府的决策人如何聪明，像布什也好、鲍尔森也好，不是人的行为作用，而是美国机制、体制整体的作用，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当中，它的主导影响，甚至有针对性地给一些国家带来了压力和困难，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而在次贷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和国际趋势、所有周边国家形成了反向，而从自身来看，带来的是压力，而不是解求自己的压力，带来的是困难，而不是减轻自己的困难，带来的是矛盾，这个矛盾在扩大。因此在次贷问题上，它的表象是一个价格，但从背后的背景来看，它是国家决策包括国家战略、国家利益综合的一个思考。

　　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帆）：谢谢谭雅玲老师。下面有请下一位发言人，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周昆平先生。

　　周昆平：谢谢主持人。我演讲的主题是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创新活跃程度。

　　我想就三个方面和大家做一个探讨：第一，金融开放与金融稳定的关系；二，金融开放将加快中国的金融业发展；三，积极推进金融业深化，促进金融创新。

　　第一，金融开放将促进金融稳定。我讲四个观点：

　　1.次贷危机不能归结于金融开放。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次贷危机的爆发是信用风险，是监管层对风险的忽视，金融机构对表外资产监管的暴露，评级机构将高风险资产评为低风险资产、优质资产的原因造成的，是一场刮遍全球的信用问题。

　　2.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开放与金融稳定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不是负相关的。世界上最发达、最稳健、最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恰恰是那些开放程度比较高的金融体系，如英国、瑞士、卢森堡、香港、新加坡等等，都是金融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地区。

　　3.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单一市场已经融合在一起，处罚金融危机的外部性越来越强，试图通过维持封闭以隔绝金融不稳定因素的蔓延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4.金融稳定的风险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宏观政策是否得当。刚才专家已经讲过了，我们的宏观政策是否恰当是很重要的原因。二是微观层经济是否健康，如果金融机构不稳健不健康，金融稳健就难以保持。封闭而落后的金融体系由于没有外部的竞争压力，金融风险得不到有效化解和释放，也会提高内部金融风险的发生。

　　第二，金融开放将促进金融业加快发展。也是四个观点：

　　1.对外开放促进我国金融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提高中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我从银行业的人士来看，我们现在引进外资是同步的。像交通银行引进了汇丰作为再投资以后，我们引进了汇丰的一些先进管理，比较成熟的管理经验，还有管理手段。在风险管理上和内部控制、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效合作，取得了很多积极成果，初步成为了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于效益良好的现代商业银行。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不引进我们也在推进改革，不是改革不进一步，也会进一步，但我个人认为，如果不引进外资，不用外力推动的话自身比较困难，或者说在摸索中前进，而这种摸索中前进可能是一些改良，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改变。

　　2.我国金融改革取得了的成果表明，我国金融业的进步都在开放中实现，在全球金融化时代，我国金融业开放应该加快而不是放缓。

　　3.对外开放将加快推进国内金融创新。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给我国金融业带来了先进的金融技术，金融服务方式和金融产品的设计理念，加快推动了国内全方位的金融创新进程。一是推进了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体系的创新。过去商业银行都是块块的、条条的，而国外商业银行都是以客户为中心，进行条线式垂直管理，我想这在银行业业内已经不是新鲜词汇了。二是加快了金融产品创新，丰富了投资人的选择。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已经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需求。三是促进了金融交易共聚合方式的创新，深化了金融市场的配置功能。四是促进了金融服务理念和手段的创新。

　　4.次贷危机成为中国金融深化改革，走出国门参与竞争的大好契机。因为这时候一些国外的经济机构C （英文：音：拖宾口）比较低，这时候正是我们买入的好时机。

　　第三，继续推进金融深化，促进金融创新。有三个观点：

　　1.美国次贷危机不应该影响我国金融创新的进程，以创新战略来推动，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现代金融体系，是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重中之重。只有促进金融深化才能使经济增长获得新的动力。我们不能因为美国金融出了问题就停滞不前，次贷危机和金融新没有直接关系，因为金融危机没有风险也没有代替风险，通过刺激抵押贷款或者部分收入，而且通过次贷证券化讲信用风险转嫁给了二级市场投资者，所以风险是比较小的。如果没有证券化，美国次贷中心首当其冲的是商业银行，如果换到中国来，金融是经济的核心，但大家知道，金融的核心是什么？在中国金融的核心绝对是商业银行。但是我们知道，商业银行所有的抵押物什么权利最大？房地产。现在大概抵押物超过60%，有的银行超过70%，都是超过房地产。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房地产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抵押品，其他的也有，比如黄金等，但是比较少，比如字画、古玩，谁来评估？有没有这样的市场？这都是问题，所以最大的是房地产。设想一下，如果美国的次贷发生在中国，中国商业银行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要吸取次贷危机的教训，要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创新中的风险。一是要保障用于金融创新的基础资产质量，商业银行必须要有责任，防止金融产品成为海市蜃楼。二是金融机构要建立全面风险体系，建立风险识别、剂量、控制、规避、补救和监督流程。国外的金融机构也有规避风险的，比如高盛，每天都把金融风险数据在模型上走一遍，如果出现风险马上放掉，所以高盛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很大损失，代理机构，每家机构都要建一个风险管理，所以要加强风险管理。三是要加快建立金融机构内部的防火墙，因为金融风险发生主要是综合经营，所以要建立防火墙。对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既要营造风险防火墙，强调将异业风险限制在各自业务范围内，防止风险的扩散和反演。要有一到咨询隔离墙，禁止滥用信息和内部交易行为发生。

　　3.加强监管，特别要加强对表外资产的风险监管，此外还要对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和规范。

　　我的演讲到此，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帆）：谢谢周先生的演讲。刚刚邀请的洛文杰先生做了一个演讲，现在有请大会的翻译为大家把洛文杰先生的演讲搞用中文再表述一遍。

　　洛文杰：我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论坛给大家做演讲，我今天主要想谈谈美国现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以及它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样的教训。首先是一条不幸的消息，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快速解决的，它需要较长的时间，同时美国的次贷是有周期的，我们经历了很长时间才积累到了高位，所以调整也需要一段时间。

　　还有一个好的消息，虽然前途充满了坎坷，但美国经济基本面仍然是好的。何教授刚才演讲中提到，经济危机差不多每十年爆发一次，现在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属于经济的上升期，现在美国当局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反映来应对当前的危机，比如说财政部，提供了一揽子的财政激励措施，包括为1.3亿住户提供价值1500亿美元的减税政策，同时银储也不断降息，所有这些都是要调整美国经济危机，为应对危机作出努力。同时也有政府部门赞助或者是发起金融企业能够抵押担保贷款的规模，为所有者抵押再融资提供更多信心和帮助。这是第一条政策。

　　第二，美国政府也在积极解决监管防治问题，包括改革、抵押规定，加强银行风险管理，加强信息记录，改革评级等等。

　　第三，美国的财长鲍尔森递交了一份改革蓝图，把现在比较规范的金融监管的系统整合为三家金融监管机构。考虑到金融市场它的全球性的特征，在跨国间开展国际合作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们也在积极和中国一起合作，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两个平台，经常开一些会议进行讨论，同时我们和香港监管局，也通过金融稳定论坛这个平台来寻求解决方案。

　　在一周半之前，我们和香港经管局召开了金融安全论坛，这个论坛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这个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建议，如何来加强金融领域：第一是加强资本流动性和风险管理制度。这包括对复杂性的债券和资产负债表易于的工具要求，有增加透明度评估，特别是资产负债表以外项目，以及非流通股价值核算。第三，改革和信用评级公司的公司的作用。第四国家监管机构和央行机构合作。

　　接下来谈谈中国应该意味着什么？中国应该吸收什么教训。

　　第一，货币体制应该将价格集中在财政的稳定性上，很明显美国和中国的宏观经济周期是属于不同位置上的。美国过去是由美联储提供支持来维持金融稳定，但是僵化的汇率政策使中国央行不能像美联储一样，松动银根来提高流动性。固定不变的人民币汇率和巨额的国际收支盈余也支持了流动性的投资过热，有泡沫破灭的风险。不同意更灵活的汇率政策，这样会损害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过多流动性和不堪重负的信用约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并且采取了货币对冲的方式，但是这两种做法会威胁到银行稳健的，使他们有更多低收益资产。人民币目前汇率灵活度已经大幅度提高，这是一个令人欢喜的信号，我们希望中国当局也能够保持更为灵活的步骤。

　　第二，需要由消费领导增长。中国本地制造的产品出口增多，使中国贸易盈余大幅积累，中国在这方面要控制好节奏，持续的人民币升值对这个问题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

　　第三，金融创新。总体来看金融创新会快于监管者进行监管的步伐，但是金融创新是利大于弊的，创新也会明显给消费者、投资者带来利益，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贡献。

　　第四，，要提高对金融知识的普及。消费者保护措施和信息披露方面要作出更多努力，举个例子，在中国投资者买股票之前要清楚哪些风险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有强有力的市场约束机制。这就要求有透明的会计做法和风险披露机制，这里中国也作出了一些努力，但需要更大的进步。

　　第五，管理层次的激励措施和股东利益应该相一致。

　　第六，，随着金融改革逐步提高，风险监管体制会带来更多风险，特别是对于流动性的监管，以及银行监管相分离的国家更是这样，中国这两者是分离的，对于这种情况来说，需要这两个当局进行紧密合作，不要像美国、英国一样等危机出现了再整合体制。

　　第七，，要提供更有透明度比较基础更为牢固的存款保险制度，使得存款人对整个制度的信息增加。我很高兴看到，美国正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积极探讨合作建立一个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可能性。

　　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帆）：谢谢大会翻译，现在是自由提问时间。

　　金融营销杂志记者：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金融营销杂志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首先请教周春生教授，在您演讲过程中您提到，通过关注民生的心理变化，为金融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在次贷危机整个过程中金融产品创新的设计开发以及销售人员的心理状态对次贷危机的影响有多大？但对于我国金融创新产品的研发、销售整个流程的人员来说，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促进真正的金融创新之路能够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第二个问题想请教谭雅玲老师，在您的演讲当中一直强调战略的作用，许多商业银行都处在战略转型期间，您能不能给这些处于战略转型期间的商业银行提一些具体建议，能够让他们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以便他们能够调整战略？谢谢。

　　周春生：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实际上创新是经济的活力，也是金融的活力。创新从本质上来讲，未必有会增加风险。因为很多金融创新工具像期权等等，像创造融衍生产品，以前都叫金融创新，因为总有一个发展历程，本来是为了防范风险的。我们也都知道，谈到人的心理，就不能不说人总是有贪欲，所以金融创新的产品也可能会被越来作为投机的工具，比如期货。关键是创新本身不能因为当年陈久明的工商新加坡事件做国际期货，我们也不能因为美国次贷风波而否定金融创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对我们监管机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经济和金融活动当中，人不可能总是理性的，我觉得这也是金融行为学研究的一个前提，人有时候是非理性的，正因为存在这非理性行为，所以需要有监管措施来减少人的非理性造成的市场波动。谢谢。

　　谭雅玲：说道战略，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而言，它的起步和发展是跟市场转轨有关系。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现象，一个是价格，对价格的接应是在计划经济没有的，到了市场经济时期，对价格的接应应该是比较突出的。而在价格接应当中，我们的价格是在上升，我们的盈利水平，包括盈利的空间非常大，人民币升值和股票的暴涨给整个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带来的收益是非常突出的，包括金融板块对股市的拉动。这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层面，但更重要的一个层面，在我们得到收益、价格上涨的时候，我们不能对价格反转做好提前的防范和预见，做好策略和战略上的规划，或者是反思，这样比较盲从地追从所谓西方一些媒体的诱导，比如说海外抄底等等。在西方经济不确定、市场不确定的时候，是不是底端？底端当中是真实的市场反映还是有战略和策略的规划问题，这是商业银行应该思考的。

　　再就是机制。我们目前的机制从计划到市场，从原来的国有或者是大的集体国营企业，变成了纯公司治理或者是上市公司的行为，在观念和文化上发生了转变。而在接应西方的模块和机制上，参考国情太多，借鉴规范市场太少，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金融有点过于急躁，过于自满，这样可能对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对我们对应外部非常成熟、非常有优势的金融竞争是非常不利的。贸易量大是我们过去的问题，金融量大是我们眼前的问题，这样对我们整个国家利益，甚至包括财富未来会有很大影响。因为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是当前市场两个最热的话题，在这个最热话题当中得到收益的是这？受到损失的是谁？我们美元多所有东西都用美元买，但所有东西都很贵，花的钱很多。我们人民币上去了，CPI指标也上去了，人们花了人民币也很多，两头受损，所以面对价格是一个表象，要考虑机制和效率的对应，这就是战略，而这个战略要有短期、长期、中期，这三个角度不同时期的不同应对。如果从我们已经走过的教训来看，价格高涨收益多的时候一定要冷静考虑到它的风险，考虑到它的损失，所以在西方比较规范当中是收益风险并存，在一定程度上风险的预警要比收益预警大得多，这样可能对一个商业银行或者是一个市场的可持续、收益会有非常大的好处。

　　国际金融报记者：我想问景学成院长，第一个问题，根据很多机构、很多专业的看法，次贷危机影响进一步显现，请问周院长，这些危机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对中国金融影响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还有一个问题问中国银行高级研究员谭雅玲女士，您刚才说中国金融业跟美国相比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从专业到混业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哪些问题，面对次贷危机有没有必要进行改革？什么时候改革时机比较成熟？还有一个问题问周昆平教授，您刚才一直提倡中国应该金融开放。我的问题是中国在金融开放的同时如何规避外资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谢谢。

　　景学成：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加重说明这种危机并没有结束，我并不是说又出现新的危机。这次次贷并没有结束，受到波及的行业和企业正在显现，这是一个问题。刚才谭雅玲女士讲了，现在没有谁能说到底损失多少，大概估计是1万亿美元，也有八千和六千的，国际上研究多少有一些拍脑门的说法，认为有多大就是多大，认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所以可以想象它有多大。总的一个看法，对于我来讲，更大的心理上的影响，我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昨天我参加研讨会，有海归派的同志回来说，到美国一看，大家都忧心忡忡，那个情况不是很好，大家说来说去，到中国来一看，大家都在搞研讨会，研究金融发展、经济改革，所以形成了强烈对比。

　　我说的意思是，那里的情况很糟糕，而且并没有结束，你要问影响对我们有多大程度，我刚才讲了银行一些拨备都做了，对损失做了一些准备，应该说没有太直接的影响。但从心理上来讲，我们确实有阴影存在，比如刚才谈论创新问题，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创新了？创新就有风险，或者风险很大，关键是要防范金融风险。

　　谭雅玲：金融监管问题似乎不应该由我来回答，应该由政府的职能部门来回答，我是商业银行的研究人员，而我的研究点侧重在国际金融板块。但是针对你的问题，我觉得从中国金融监管的角度，我个人感觉是缺少实际的调查研究，对规则和制度，包括市场板块借鉴性比较多，实际的作用或者效果考虑比较欠缺。再就是缺少前瞻性和国际接轨，这样我们的监管条款制度很多，但我们的金融问题，包括金融犯罪也很多，所以在这当中，我觉得调查研究和中国国情接轨来考虑金融监管应该对中国的金融风险防范或者是金融收益是有好处的。

　　再一个角度，我们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以后，监管要以市场、收益、风险、整个价格指标来说市，而不要以官员、体制、行政的角度来制定框架和管理原则。这样面对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我们应对国内外的风险，包括我们自身的监督管理才会有效，才会合理，才能达到监管的目的和基本目标。谢谢。

　　周昆平：第三个问题说外资进来以后对中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影响与冲击。我本人认为，金融稳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金融的微观层面金融机构要做强，目前来看，中国的金融机构跟外资的金融机构还有很大的的差距，这是毋庸置疑的。外资涌入之后，会增强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这是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们的客户会不会走，外资的银行来了，外资金融机构来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对母国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不会轻易走。外资银行来了以后，他们拉的客户主要是外资企业，并没有把中国的企业拉走。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比如交通银行在美国也有机构，我们中国银行在国外也有机构，它的主要机构客户群是什么？他的客户群和我们的客户群都是中国的中资企业，很难拉到外资企业。以后金融市场不是你在中国这个市场，而是以后这个全球的大市场，所以必须把自己的机构做起来，自己的机构做强，让外资来，通过和高手学习才能提高。如果都是低水平的选手，这样肯定是提不高的。谢谢。

　　新华社记者：听到刚才周教授的演讲时讲了一个词“滞胀”，昨天唐双宁主席讲的时候也说到这个词，我想问一下各位专家，中国目前的经济有没有出现“滞胀”的迹象，如果有的话有什么建议可以防止这种滞胀？

　　景学成：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风险提示可以提出来，但是中国目前的状态不会变成现实。因为一季度数据可以看到，经济增长10.6%，仍然延续了10%以上的快速增长势头。好在比去年的11.9%回落了一些，回落是个好事情。因为宏观调控中央提出“两防”的目标：一是防止经济增长偏快，转型过热。这个目标有了阶段性的实现，还不能完全实现。大家知道我们的目标今年是8%，因此在8%以上任何水平上都是按照计划可以接受的，这不成为滞，8%一下就另外研究了。我认为肯定不会进到8%以下，甚至不会进入10%。

　　二是经济增长后续势头会不会有呢？会不会真正出现滞呢？也不会。一季度我们投资14.6%，比去年还增加了几个百分点，仍然是比较快的。根据30多年来，甚至建国以来的经验，固定资产投资20%以上，到24%、25%仍然是需要调控的界限，在20%这个水平上我们觉得是比较稳妥的，不会给后续的增长造成推高过热的趋向，所以我觉得不会出现。

　　至于胀的问题，也出现了一点好的现象，要么怎么说宏观调控出现了许多初步效果，特别是金融领域。一季度增长8%，比去年的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三月份比本月增长8.3%，比2月份最高水平8.6回落了一点，因此让我看到的是一点希望。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控制高物价水平上要继续努力。同志们可能注意到了，4月16号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这次会议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第一点叫坚持从紧，第二点是突出控制通货膨胀，坚持一个东西，突出了一个东西。突出的东西恰恰是我们两方都强调的东西，到现在上边基本能实现的东西，所以要控制通货膨胀。第三点强调了各个单位、企业、各级政府要落实已经提出的方针政策，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十项措施，都是很具体的措施，现在主要抓落实、监督检查。

　　因此从这些现象来看，宏观调控有一点成绩，但还要继续坚持从紧，同时把控制物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原来在研究“双防”方针的时候提出一些，“一防”变成“两防”是针对那时候的实质说的，但“两防”的实质还是“一防”，一防什么？就是防止通货膨胀，因为经济增长速度稍微回落一些就会有助于通货膨胀，因为今后顺差回落一定有助于国内经济稳定和防止过热，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是很有帮助的，因此我觉得作为风险提示可以提示，但把它当成一个趋向来研究，我本人表示不大赞同。

　　谭雅玲：我基本上同意景老师对趋势的判断，但是从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出现滞胀可能性比较小，一个是阶段性，因为中国和西方经济国家模式不一样，它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大家通俗说市场潜力很大，从这个角度看滞胀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还有是政策应对，因为中国是在计划和市场之间，相对行政体制，包括自我保护的体制是存在的，所以它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是乐观的、是好的。忧虑的一面，我认为市场的规律是不可抗的，任何一个经济体，持续增长的周期是一定会出现转折的，这个转折要有心理上和政策上的对应，而不能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可以持续增长30年、40年。谢谢。

　　主持人（何帆）：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一场讨论到此结束，感谢今天参加讨论的各位演讲嘉宾，也感谢提问的各位朋友们，感谢在场的所有朋友参与，也感谢大会的翻译，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