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要好好活下去!” 韩天贵 32岁，北川县城。妻子和2岁半的女儿不幸在地震中去世。 对32岁的韩天贵来说，今年5月12日是一个分水岭。
韩天贵本来有一个幸福而平淡的家庭，但因为汶川大地震，他失去了心爱的妻子和女儿???三口之家，只剩下他孤身一人。
韩天贵出生在北川农村，到27岁的时候都还没有对象，成为大龄青年，后经媒婆介绍，认识邻村的刘晓蓉，双方相处感觉不错，次年结婚。
提到结婚，韩天贵内心愧疚，他说：“我们婚礼简单得再也不能简单了，连结婚照都没有拍。”
这也是他一直认为妻子很善良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什么都没有，她就和我结婚了，也不嫌弃我家很穷，我还是大龄青年。”韩天贵说到这，低下了头，抠自己的指甲。
妻子刘晓蓉今年26岁，属狗，比韩天贵小6岁，结婚以后，他俩从来不吵架，2005年，有了女儿，取名韩鑫宏，今年2岁半。
三口之家暂时租在北川县城，韩天贵有理发的手艺，租了一间门面，一年的租金2000元，妻子帮朋友在商业街卖服装，月收入600元。眼看着孩子到了入托的年龄，妻子与丈夫商量，将母亲接来带孩子。今年五一节刚过，5月4日，孩子送到了县城最好的幼儿园，一学期学费500元。但孩子还没有完全适应托儿所的生活，入托的第八天，几乎整个幼儿园的孩子全部遇难。据说只有1名孩子幸免于难，但那孩子不是韩天贵的女儿。
地震发生时，韩天贵跑得快，刚跨出理发店，房子就塌了，他在那一刻，首先想到的是孩子，顾不上落石以及危房，但幼儿园已经“消失”了，空中弥漫着粉尘。他又跑去找妻子以及岳母，但不幸的是，均已遇难。韩天贵双腿发抖，趴在地上，失声痛哭。
5月12日起，他每天都去废墟那里找自己的孩子，哪怕见到遗体，也算了却一个心愿，一直连续8天，到5月20日，北川禁止非救援人员进入后，他放弃了寻找。
在绵阳九洲体育馆，他孤单一人，衣服口袋里揣着妻子与女儿的照片，有些褶皱，那是他在废墟里找到的。
他至今还很后悔，妻子曾经对他说，要去补拍穿婚纱的结婚照，在北川，最便宜的那种，只需要200多元。本来答应妻子今年夏天补拍结婚照，但夏天还没到，妻子却离开了。
韩天贵坐在棉被上，目光有些呆滞，他还没有缓过神来。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还没有完全想好。他说，农村还有父亲，母亲已经去世了，岳母地震中遇难，还有岳父，他需要赡养两位老人。他说，先把遇难家人的后事处理好，再决定将来的打算。韩天贵最关心的是北川县城以后重建到什么地方，他并不打算再住回北川，他说，北川旧址有很多亡灵，应该让他们安息，不要在原址再建北川了
。听说北川整体搬迁，他叹了口气，他说，我不想继续待在北川了，可能外出生活与工作，但现在还不清楚去什么地方。从这次救援中，韩天贵已经看到了社会各界对灾区的支持，相信社会各界还会帮助灾区重建家园的。
“唐山人现在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以后肯定也会这样。”韩天贵说，“活着，就要好好活下去!”
儿子考到哪儿就跟到哪 李大宝 男，42岁，北川曲山镇城郊街4号，擂鼓煤矿司机 家里6个人，父亲已丧身于地震，其他家庭成员还包括母亲、老婆、3岁半的女儿和正在北川中学上高三的儿子。
在众多绿色的帐篷间，李大宝停着的一辆大卡车极为显眼。本来是运煤的卡车，车厢顶上拉块帆布，就成了李大宝及其邻居三家人的卧室。
在车厢掩不住的阳光下，他3岁半的女儿坐在一个脸盆里，边玩水边洗澡，不时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
“她一定要自己洗，就随她了。”李大宝捏了捏手里的报纸继续翻看着。身旁的卡车属于他自己的，平时挂靠在擂鼓煤矿，其主要工作也就是拉煤、运煤。地震当天，他刚修完车正往家赶，走到半路就遇上地震，他开车冒着道路两旁翻滚的石块赶回了家，老婆带着女儿出来了，母亲也出来了，但是父亲却没能逃出已完全损坏的房子。然而当时的情形并没有时间让他来得及悲伤，他又马上将车开到了北川中学，儿子正在那念高三。
幸运的是儿子并没有受伤，这时他并未带上儿子就走，而是协助随后赶来的部队和长虹集团志愿者，用卡车来回拉了多趟，把儿子及他的数百名同学送到了长虹培训中心，随后又带上家人来到灾民安置点。也直到此时，他才想到已随地震而去的父亲。
“到现在他的骨灰还在殡仪馆放着……”说到这，身为人子的李大宝不禁有些伤感，一滴泪从眼角悄然滑下。直到记者将话题转移到他儿子，他心情才开始好转：“他们刚刚复课，就在长虹培训中心，希望这次地震不要影响到他的高考。”
“我儿子成绩一直是在班上前五名的，正常发挥考上大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李大宝颇为自己的儿子自豪，“他很听话，从不乱花钱，这次地震后还主动提出要报考军医大学。”“我知道他说报考军校就是为了替家里省钱，这也算一条比较好的路吧。”但在李大宝心中却还另有一番盘算，“如果儿子上的不是军校，就准备把卡车卖掉，自己去儿子上学的城市打工，不管是开出租还是开货车都行。而李大宝此前的打算还是把货车卖了到邻近的江油开出租车，也方便照顾家里的老小。
但当他们一家人了解到记者来自上海后，又急切地打探起上海的军校???第二军医大学。李大强还当场表示儿子考上二军大，就希望能到上海找份货车司机的工作。但这些的前提都是，政府能尽快选址安排帐篷或简易房，让一家人安定下来，才好确定下一步怎么走。
希望回到山上继续种“黄连” 赵福财男，40岁，北川县擂鼓镇双流村六队村民。家里人都安好：老婆、11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 见到赵福财，他正坐在绵阳九洲体育馆通道的台阶上端着“康师傅”碗面大口吃着，间或还拿起旁边的一瓶“丰谷特曲”（当地产白酒）喝上两口，一看上去，就与别的灾民神情有所不同。
面是志愿者送来的，酒则是他自己掏钱买的，他也确实有着高兴的理由，一家人都平安活下来了，而且全部健健康康，尽管所有的家当、房子、田地全都没了。
“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赵福财说，地震当天他刚好40岁，眼见房子塌了，地都裂了，带上老婆儿女连夜就跑下了山，冒着一路的滚石，跌跌撞撞花了两天时间才到了九洲体育馆，最让他庆幸的是，年仅6岁的儿子也健康地到了山下，所以不顾老婆的竭力反对，买了瓶白酒来喝。
作为一个纯正的、住在山里的羌族人，他们一家四口每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种在山上的药材，其中又主要是依靠种“黄连”。赵福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一般能产黄连200斤~300斤，行情好的时候每斤可以卖到20元，“按正常计算，我已经接近收获的两亩黄连收入就能有近一万块，而且家里也正需要钱，娃也要上学了。”但这场地震让他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不但黄连没了，三亩种来作为口粮的“包谷”（玉米）也没了，更关键的是房子也没了。
“但总归人都在，就算前40年白活了，从头开始吧。”对于未来，赵福财看着正在玩耍的儿子冒出了这样一句话。其间，看到儿子因为吃不惯记者带来的巧克力准备一把扔掉，赶忙抢过来递给了女儿。
按照他的打算，等过些天回到擂鼓镇上安排一家人住进帐篷或简易房子，自己就先回到山上去看看，看看黄连还能不能收些出来。等余震平息，赵福财还打算重操旧业，“我想继续种黄连，但这至少三年才能恢复过来。”根据黄连的生长周期，从育种到出苗，再到收获一个周期就要三年。
至于这三年怎么过，他心里也早已有了打算，老婆和自己在附近镇上多打些工，娃就送到学校。“重建总归也需要人手嘛。”赵福财认为，“我们不能总指望政府，总不能一直让政府养着吧。”
甚至对于自己的家怎么重建，他也有了计划：“只要有合适的土我就打算自己来烧砖预备着建房，以前的房子也就是这样慢慢建起来的。”
“安置房还要不要贴钱买？” 梁英46岁，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友谊农场人。一年多前，和儿子一起来到都江堰市，她和儿子都平安。 “我在那一瞬间才明白，钱、地位什么的都不重要，大灾面前，人人平等。”46岁的梁英说，现在能活着就得感谢。
5月12日大地震，梁英一家人安好，如今住在都江堰市天府大道临时安置点224号。
第一刻想到儿子 那是不堪回首的数天。地震当天，梁英在太平街一家临街的小店里买墙纸，上午天气晴朗，很热，她还记得自己穿的是裙子。下午开始，刮起了三四级的风，鸡鸭鹅甚至狗都很安静，没有什么异样。
地震来得很突然。“开始还只是晃，几秒钟之后，开始"哐哐"地摇，像捋筛子一样，我这才想到地震了，什么东西都没拿就往外跑。”
六层楼瞬间垮塌。那一刻，大街上死一般地沉寂，没有人哭喊。人站都站不稳，只得趴在地上。
地震刚过，梁英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庆幸死里逃生，马上就想到在附近读书的儿子。她一路走一路问，跌跌撞撞地赶到学校时，操场上已经站满了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她找到了17岁的儿子???儿子很安全，逃出教室时还不忘带上书和笔。
晚上下起大雨，躲雨的地方都没有，由于担心再次地震，大家都站在操场上，儿子还找来一块塑料布举在两人头上遮雨，就这样度过了第一个漆黑而冰冷的晚上。
家里的房子裂了，随时有可能倒塌，随后3天，梁英母子没有地方可住，最后在东北老乡的帮助下，在一个开中巴老乡的车里休息。
梁英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友谊农场人，一年多前，和儿子一起来到都江堰市，住在父母房子里。地震前，她父亲已过世，母亲回了东北。
重回大集体生活 地震时，她的丈夫还在黑龙江，几天前才赶到四川。“我的手机打不通，家里人还以为我"阵亡"了，其实是手机砸在（废墟）里面了。”大难过去，一家人安好，梁英不改乐观的心态，说话带着东北人的幽默。
梁英一家三口住在临时安置点的彩条篷里，安置点位于马路一侧，另一侧不时有汽车经过。
彩条篷里温度很高，天热的时候，洗的牛仔裤挂在里面几个小时就能干，晚上10点以后才稍微凉一些。“但这已经比无处可回强多了。”
除了政府每天送一斤粮食和补贴10元钱之外，大家也会合伙做饭，食物都是从房子里冰箱里翻出来的，你家一点腌菜，我家一点腊肉，有的提供碗，有的提供水壶。我们过上了大集体的生活。”
听说整个四川有500万灾民需要安置，梁英说，真得感谢政府，这么短的时间就安排得妥妥当当，虽然条件苦一点，但这是天灾啊。
在临时安置点，有简易厕所和洗澡间，防疫人员每天消毒数次。虽然通了电，但没有电话电视，也没有广播，听收音机看报纸是大家了解外界消息的途径。
希望分到安置房 刚住进彩条篷里，梁英老感觉地面在晃，不知道是真的是余震，还是有车经过时引起的路面震动。“现在我不愿意上楼，一上楼就害怕，即使给我楼房我都不敢住，最好住平房。”她笑着说。
问及愿望，她说，没什么愿望，至少今后一年没有什么愿望。现在最关心的是，以后如果有永久性安置房，能分给她家一套就好了，“小一点也行。
地震前，梁英父母在都江堰的房子有60多平方米。她还担心，以后如果有永久性安置房，还要不要贴钱买。
另外，梁英的丈夫陈德友说，他还担心儿子上学的问题，现在学校还没有通知复课，也不知道儿子会分流到哪里的学校。
“如果没有房子的话，我们只能回东北老家。”她说，都江堰除了气候太湿，哪里都好，她舍不得离开。
但以后的工作又是一个问题，梁英说，希望等到有进一步政策公布后，再决定未来怎么办。
“如果，不让他转学……” 陶清华 坪中学老师，就读于县城所在地曲山小学的10岁的儿子陶军也不幸遇难。 地震改变了，全都改变了。
陶清华坐在帐篷边，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陶清华是北川县漩坪中学的老师，这次大地震中，他就读于县城所在地曲山小学的10岁的儿子陶军也不幸遇难。
地震时，陶清华正在家中睡午觉，2点20多分，一阵山崩地裂般地抖动把他从惊醒：房子在剧烈的摇摆，人根本无法站立，冰箱轰地一声就翻在地上。
“地震了，地震了”，陶清华不顾一切地从三楼往下冲，“幸运的是，房子裂了缝，但是没有垮塌”。
惊魂未定的陶清华想到在曲山小学上学的儿子，还有在县城一家房产公司上班的妻子，来不及拿任何东西，他就朝曲山小学方向跑。路上，光着脚的他捡了一双拖鞋。
但是成片垮塌的大楼把通往曲山小学的路完全挡住了，整个个县城已经完全变了样，“路找不到，方向也分不清。”
几个小时后，陶清华终于找到曲山小学。但是眼前的情景让他几乎崩溃：整个教学楼完全倒塌，和其它的钢筋水泥结构不同的是，倒塌后的教学楼被撕成了碎片，到处是细碎的砖块和木屑。
陶清华使劲地喊儿子的名字，没有任何回音。他想一个人用手去掏，但是这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在曲山小学垮塌的楼前，聚满了许多家人，哭声，喊叫声，撕裂了死寂般的夜。
陶清华又担心着生死未卜的妻子，他又往妻子上班的方向赶。由于妻子上班的地方地势较低，上游方向垮塌的堰山湖随时有崩溃的危险，因此政府工作人员只准往下走，不准往下走。
陶清华以为妻子也遇难了。幸运的是在一个路口，他终于看到了妻子，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痛哭。
曲山小学约有师生600来人，但是逃出来的只有几十个人。陶清华儿子所在的班级一个人都没有出来。
至今让陶清华无法理解的是，“周边都是高楼大厦，但是承担着培养下一代的曲山小学的教学楼无是一座修了几十年砖木结构的老房子，而且还是危房。如果是钢筋水泥结构，或许房子倒塌后里面还会有空间，还有逃生的可能。”陶清华有些后悔，因为儿子一直在漩坪小学读书，去年才转到曲山小学。而漩坪小学的学生在这次地震中都幸免于难。
陶军聪明，从小的愿望是成为科学家。陶清华教电子课，儿子从小就会组弄电器，“去年他考试成绩较好，奖了一部遥控车，电池坏了，他竟然会用手机制电池串拉起来，充电后就可以使用。”
陶清华的妻子无法面对这一切，当记者残酷地采访陶清华时，她偷偷地走开了。“我知道她心里难受，没有处发作，有时会冲我发火。”“
如果，教学楼不是危房，如果不让他转学，如果”。陶清华在努力地做着许多假设。
“很茫然，过一天算一天吧。”
“不要让我再回地狱” 刘秀梅 旺镇人。父母平安，舅舅在地震中罹难。 刘秀梅，土生土长的什邡县汉旺镇人。一直以来，她和爸爸、妈妈、舅舅住在一起，其他的亲戚都在成都打工。农忙的时候就种地，农闲的时候就跟邻居打牌。
5月12日下午2点多，她叫了几个邻居过来打牌。坐在那才打了两把，就感觉桌子开始晃动。第一下晃动就感觉很剧烈，声音很大，有种天崩地裂的感觉；第二下漫天都是白灰，什么都看不见，每个人身上、脸上都挂满了白灰，感觉像是世界末日。
从没经历过地震的刘秀梅，完全被吓傻了，就呆坐在麻将桌边完全没有反应。“我脑子一片空白了，根本不知道跑！”刘秀梅说。
等到第三下震波过来，她看到所有的房子齐刷刷的塌了下去。这时，听到爸爸喊快跑，她才知道跑；这时，她才想起舅舅还在屋子里，可是她已经顾不上舅舅，心里充满了恐惧。她开始拼命地跑，往空阔地跑。可是腿脚又不听使唤，感觉酸软无力，再加上地震的晃动，跑几步就摔了个跟头。由于漫天白灰什么都看不见，她只能凭感觉跑。
跑到看起来安全点的地方后，在极度恐惧下，刘秀梅的身体就像一根拉紧的皮筋，十分僵硬。直到现在，她双腿的肌肉仍然酸疼。刘秀梅看了一眼周围的人，脸上身上都是白灰，很多人流下了两行泪痕，在阴暗的天空下，显得十分恐怖。
到了晚上，紧张情绪稍微缓解一点的刘秀梅开始寻找她的舅舅。回家的路上，她不断看到被重物压在下边的人，到处都是受伤的人。刘秀梅说，在道路畅通的情况，当天并没有救援队进去。第2天上午救援队才赶到汉望。后来经过救援队的挖掘，刘秀梅舅舅的尸体被挖了出来。
地震过后，她还在废墟里搜索了一下，既没找到舅舅，也没找到值钱的东西。不过还好，她找到了铺盖。
5月14日，身无分文的她，领着年迈的爸爸妈妈，前往成都。在那里，还有她不少亲戚。
一路上，基本都靠政府救助。
到了成都，她放声大哭。哭过后，恐惧的感觉释放了许多。刘秀梅说，“我的家具都是新买的，洗衣机也是新的，电视是过完春节才换的，现在全没了。”母亲安慰她，“人没死就好，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你死了又带不走。”
刘秀梅说，自己受惊吓过度，直到现在，她都不敢进卫生间上厕所，只对帐篷放心。
“我太需要心理医生了。”刘秀梅不断重复着。
在成都住了几天，心情稍微平静一些后，她又来了德阳。虽然家人劝她在成都多住一段时间，但她一定要到德阳等消息，她要等政府的消息，看看政府到底要怎么处理汉旺镇。
“最好是不要重建了，那个地狱我们是不想回去了。”跟刘秀梅在一起的几个邻居跟早报记者说。
刘秀梅说，重建汉旺没有任何意义，那里仅有的工业???东方气轮机厂也被夷为平地了。房子也全都倒了，最主要的是灾民不想回到那个地狱，不想找到那个恐怖的感觉。我们不要重建，最好政府给我们安置到其他县市。反正都是一样盖房子，为什么一定要回到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实在太恐怖，地下还有好多死人，原来的家也面目全非。
“我都不敢想地震，也不敢看报纸，更不敢看电视，啥都不爱想，啥都不想去想，就想呆着。”直到现在，一提地震，刘秀梅的眼圈就泛泪花。
目前，她被安置在德阳体育馆内。她和汉旺出来的灾民，都在默默等待政府的政策。
“北川县城选址在哪？” 赵碗友川禹龙街农贸市场批发商。他和老婆都好，但唯一的正在上小学的女儿在地震中丧生。 “我眼泪已经流干了，但生活毕竟还要继续。”赵碗友说，长得略显白胖的他，让人一看就会觉得他是个“老板”，在地震前也确实如此，但现在他却已是个不折不扣的灾民。
“所有货物都没了，门面也没了，大家辛苦积累下来的上百万资产也全没了。”尽管身在救灾帐篷中，赵碗友还不忘给记者介绍同在一个帐篷下的个体户朋友，这是刘宏，做电器生意的，这是做衣服生意的……由“腰缠万贯”的当地成功人士，转眼间因为地震变成了灾民，赵碗友的生意人豪情依然不减，“别看我现在生活都要靠朋友接济，但只要我活着，很快就能重新做起来。”
真正困扰他的不是金钱的得失，而是最疼爱的也是唯一女儿的离去。北川新县城是本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作为当地经营多年的知名个体户，他已挣下一份不小的家业，在县城中心购置的店铺面积就有上百平方米，还拥有几处房产和仓库。但这次地震将一切改变，房产、存货全部不存，而他上小学的女儿也在地震中失去。
但对此，赵碗友显然不想多谈。他主动转变话题，向记者打探北川在地震后县城可能的选址地，安昌？还是擂鼓？“只要政府能尽快确定下来县城所在地，我们也能很快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赵碗友乐观预计，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但信誉尚在，“我相信我以前的那些供货商都会答应暂时赊货给我，帮助我东山再起。”
但赵碗友同时也提到了个体户的困惑，地震发生后没有任何组织来直接关心他们，“我们成了没人疼的孩子，连农民都有村委会。”因此，他现在希望个体从业者协会或者工商部门能尽快出台帮扶政策、传递信息，以便让个体户也能尽快实现自救，参与重建。
(责任编辑：贾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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