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肩负向全球传播《奥林匹克宣言》重任

　　周舒 彭敏

　　“发现后的很多年里，达马侯爵并没有将它广为传播，直到2002年，由于北京奥运会提出人文奥运的理念，他决定将向全球传播《奥林匹克宣言》的重任交给中国。”

　　“《奥林匹克宣言》的出版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奥林匹克和体育运动提供了新的人文工具，对我而言，其意义就好比甲骨文和敦煌文献的出土，因为它意味着某种文明的源头。

”日前，《奥林匹克宣言》首席翻译、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做客“相约冠军?名家讲坛”，高度评价《奥林匹克宣言》出版的重要意义。“每次奥运会都引起全世界人民的热切关注，但对于奥林匹克精神，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内涵，大多数人却不甚了了。”留学法国12年、著译等身的董强感慨良多。

　　奥林匹克的精髓

　　董强介绍说，顾拜旦出身于法国一个贵族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十分感兴趣。1892年，顾拜旦29岁，作为法国田径联盟的秘书长，他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年终总结性质的演讲。

　　“作为一个正规组织的工作汇报，演讲内容无非是分析一下当时体育发展状况，展望一下未来前景，接下来应该开展哪些工作。”这和我们平日里司空见惯的各种会议没有什么太多不同，台上固然激情澎湃，台下难免昏昏欲睡，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将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讲。然而，在接近结尾处，顾拜旦的伟大构想像一声平地惊雷横空出世。从遗留下来的手稿上可以看到，顾拜旦临时修改了演讲稿，划去了原先准备好的例行公事的套话，向人们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召唤：“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帮助我，与你们一道，我会坚持不懈地追求，实现一个以现代生活条件为基础的、伟大而有益的事业：复兴奥林匹克运动。”

　　手稿到此戛然而止。董强打了个比方：“这卒章显志的一句话突如其来，和前面的内容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就像一个修辞的小浪花，现场并没有产生什么热烈的反响，与会者听到也就过去了，几乎是一个可以遗忘的事情。只是后来的历史事实才反过来证明了它的珍贵意义。”

　　“顾拜旦之所以要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一方面是受到古希腊人崇尚美丽与健康传统的感召，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现实环境有关。”董强解释道，“奥运会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和平的向往，奥运会开始前的圣火传递仪式上，火炬手手举火把一边奔跑一边高呼‘停止战争，去参加奥运会’。而1892年的法国处在普法战争的余绪之中，法德之间的对立情绪不断滋长，战争的威胁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顾拜旦提出复兴奥运会，正是要承接古希腊的‘神圣休战’传统，希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转移到运动场上，让各国的年轻人到运动场上去相互竞争，而不是把他们送到战场上去彼此厮杀抛头洒血。”

　　“顾拜旦心中的奥林匹克精神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有比较矛盾的两个说法。一个是更高更快更强，一个是重在参与。两者其实是内在统一的。”董强进一步解释说，“顾拜旦曾有一个说法：‘如果说我想鼓励100个人去参加体育锻炼，我需要50个人是专门从事体育运动的，25个人是接受专门的体育训练的，5个人是具备创造非凡成绩的能力的。’100比5，最终目的是推动大众都去投入到体育锻炼当中。为了推动，需要那5%的榜样。”可以这么说，对那5%的人来说，应该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追求永无止境的超越和创造，而对其他的一般人来说，则是重在参与，从中达到身心的锻炼和陶冶。正如顾拜旦所说，“生活中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战斗；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奥林匹克精神的精髓就在于使体育运动超越单纯的身体行为，而成为一种“体质、意志、精神全面发展的生活哲学”和“从奋斗中体会到乐趣的生活方式”。

　　这是古希腊人给我们最宝贵的馈赠。

　　百年沧桑话手稿

　　尽管在顾拜旦不遗余力的筹备下，第一届奥运会四年后便在希腊成功举办，但由于演讲稿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接受的范围也很有限，过后便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之中，直到100多年以后，经过法国外交家达马侯爵的努力搜寻，才又重返人们的视野。“达马侯爵是资深的外交分析家，擅长各种体育运动，热衷于研究体育史，他深信顾拜旦当年的讲稿尚在人间。”凭着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强劲，达马侯爵根据当时报纸上留下的相关报道和一些书信及相关文章乃至人们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种种蛛丝马迹，到处搜寻，踏遍欧美诸国，与专事手稿拍卖的商人周旋，终于在1994年，也就是国际奥委会诞辰百周年前夕，在瑞士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找到了这份梦寐以求的文稿。

　　“顾拜旦的讲稿原本并没有名字，《奥林匹克宣言》的名字是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看到讲稿后亲自起的。”说到这里，董强顿了顿，“但是发现后的很多年里，达马侯爵并没有将它广为传播，直到2002年，由于北京2008年奥运会提出人文奥运的理念，他决定将向全球传播《奥林匹克宣言》的重任交给中国。”《宣言》作为一份100多年前的历史文献，内容渊综广博，翻译它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需要极强的中文、法文能力和深厚的文化功底。达马侯爵的代理人郭凝女士向侯爵推荐了一个人来承担《宣言》的翻译工作，这个人就是董强。

　　“正式的翻译是从2005年开始的。6月份我用法文给达马侯爵写了一封信，侯爵看后对我的能力算是彻底放了心。”董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自豪的神色。“当我看到长达14页的手稿从遥远的法国通过传真机像一条地毯那样铺出来，一种与历史接轨的感觉使我感到一刹那的晕眩。那一刻，我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办好！”紧张的翻译工作持续了好几个月。且不说手稿文风的缠绕、涉及面的广博，单是对笔迹的辨认就是一件麻烦事。董强一边耐心细致地审视分辨着那些因年代久远而略显含糊的字迹，一边在“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下将优美的法语化为流丽的汉字。“为确保我自己对手稿的辨认不出差错，我还要求法方提供了一份手稿的打印版，两相对照，确保万无一失。”第一稿出来后，在郭凝的安排下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对之进行修改润色，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使之琅琅上口，便于广为传播。

　　“有件事情比较遗憾。2005年我接受翻译工作的同时，达马侯爵正在筹备将手稿运到中国来公开展出。原计划是我这边翻译完成，可以和手稿同时公之于世。后来，考虑到长途运送、辗转颠簸可能给手稿带来的损坏等安全问题，展览的设想最终没能实现。正因为配套的项目泡了汤，当时已经基本定稿的中文翻译也就没有立即公开发表，一直到今年的1月1日，也就是顾拜旦145周年诞辰那天，才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了全球首发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