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与阻力

　　中国如何才能加快成为一个创新经济体？首先要保持开放性、市场的竞争力。第二，中国未来即使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也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时，需要鼓励风险资本发展，以及其他能够促进创新的投资方式。第三，加快升级高等教育，与大学扩招同样重要的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日前，世界银行中蒙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在中信出版集团《比较》杂志编辑部发表了演讲，简要介绍了《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的主要观点，并回答了《第一财经日报》的提问。

　　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在其最新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给出了东亚和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原因：一体化(integration)、创新(innovation)和回报率递增(increasing returns)。杜大伟更强调了创新的作用??贸易与一体化、城市化和回报率递增都与加快创新紧密关联。

　　一体化、创新和回报率递增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借用文艺复兴的“复兴”(Renaissance)来描述东亚的经济增长？

　　杜大伟： 10多年前，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人预测，危机所揭示的结构性弱点将使该地区陷入滞胀。然而，自从1998年以来，东亚地区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非常令人吃惊：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翻倍，年增长率超过9%，以美元现价计算，2005年达到了4万亿美元的水平。

　　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就是由于知识上的新发现催生了新思想和经济发展。在东亚，也具有和文艺复兴时期同样的特征：创新得到了重视，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同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也是充满了新观念与旧世界的冲突，有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当前东亚的经济增长中，我们也会面临更为深刻的社会融合(social cohesion)的过程。

　　《第一财经日报》：贸易发展和一体化进程怎么样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杜大伟：东亚和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贸易的快速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加快。

　　东亚地区在货物贸易方面已经是世界上最开放的，这推动了专业化发展。这使得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能够扩大规模产业，尤其是在电子产业。由于形成了规模，产业内贸易发展极为迅速。

　　另外，物流的发展也对东亚经济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有证据说明，生产网络促进了东亚地区整体的技术进步。这是因为，贸易特别是产业内贸易促进了分工，每个国家都在生产最有效率的产品。比如，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的显性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发现显性比较优势是1.8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在参与地区生产网络的过程中，出口正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效率也在提高。至少在短期内，技术和效率的收益为正。也就是说，专业化使得中国在高技术方面的发展加快了。

　　过去，东亚经济的发展受益于货物贸易自由化，现在应鼓励服务贸易自由化。这方面的开放性对一国的竞争力很重要。

　　《第一财经日报》：你提出的第二个因素是创新。

　　杜大伟：是，东亚过去10年经济成就的第二个原因是创新和教育。

　　这可以以一国GDP中投入研发的比例来衡量，另一重要指标是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这些年中国大学在扩招，但要使中国成年人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明显提高还需要几十年。东亚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投入高于自身发展水平，如韩国、菲律宾，也包括中国。

　　比创新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创新的产出，测量这种产出很困难，但我们可以运用一个指标：每10万人拥有的专利数。

　　在未来，中国如何才能加快成为一个创新经济体？首先要保持开放性、市场的竞争力。第二，中国未来即使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也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时，需要鼓励风险资本发展，以及其他能够促进创新的投资方式。比如，在美国，大家可能觉得意外的是很多创新成果来自中小企业，所以它们获得资金很重要。第三，加快升级高等教育，与大学扩招同样重要的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第一财经日报》：回报率递增的因素该怎么理解？

　　杜大伟：我所说的回报率递增主要是指城市化方面。因为，城市是创造规模经济的地方。

　　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村的三倍。在中国，很多人对城乡收入差距很担忧，这种差距可能还不止三倍，但这种差距在亚洲都很普遍，这由生产率差距产生。要缩小这样的差距，中国必须允许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在很多亚洲国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之一。比如，一个人离开农村和农业，农业产出并不会因此有很大减少，但他到了城市，却会使城市的产出有显著增长。

　　过去10年，东亚地区的快速城市化成就了经济的发展。当然，这也意味着挑战，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卫生比较差，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中国也需要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中国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今后每年城市新增人口1500万，10年即1.5亿，要使他们在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必须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化发展能否带来正向的经济效应非常关键。其中，“宜居性”非常重要：一个城市环境优美，交通良好，自然会吸引很多人才来此定居，也吸引创新型企业来此投资。现在，中国处在很重要的时刻，也容易犯错误，必须要参考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未来10年，东亚国家城市化的潜力依然存在，但不少大城市在宜居性方面面临挑战。

　　环境与城市化密切相连，快速城市化造成空气污染，使得能源效率低下等。农村人口未来要转移到城市，城市提高宜居性才能使城市人口收入不断增长。

　　城乡差距与环境的挑战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选择一体化、创新和回报率递增这些因素作为解释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

　　杜大伟：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要素的积累，尤其是资本的积累。但是，传统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如此之快，因为按照要素积累的角度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比现在更为缓慢的。

　　为了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那么快，就必须转向新经济模型。需要强调创新和教育投入、回报率递增等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用经济学术语就是放松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强调与规模经济效应相关的专业化分工、创新和城市化进程对东亚经济的推动作用。

　　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给企业的行为留出空间。企业完全可以自行开发和应用新技术，但是完全竞争的假定使这种自行开发技术的动力消除了。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不得不假定一个外生的技术增长率。

　　新的增长理论则试图解释，企业在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的情况下，创新是如何发生并在经济中运行。比如，大约60%的出口增长是通过新产品的差别化而非相同商品的大量出口来实现的。另外，随着知识在全社会积累，经济理论上可以无上限地增长。这与传统的依靠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模式有很大不同。这是这份报告理论上的价值。

　　从现实层面上，世界银行《东亚复兴》这份报告试图回答东亚地区能否以及怎样保持长期增长的问题。我给出的回答是，如果能够解决好一体化、鼓励创新和城市化问题，东亚和中国经济就能够维持长期增长。

　　《第一财经日报》：这三个因素中国在未来是不是需要继续推进？

　　杜大伟：我建议应继续鼓励区域和国际层面上的贸易自由化。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向知识型、创新型经济转型。为此，必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风险资本的发展。另外，中国应该继续城市化进程，同时也要处理城市化进程中的很多重要问题，比如环境、交通和城市贫困人群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在这份报告中谈到动力，也提到了阻力。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杜大伟：主要是两个问题：城乡差距和环境。随着城市化水平进一步加快，城市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也会越来越凸显，城乡差距还可能会加剧。未来25年或更长，中国还会继续经历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徙。我预计，这种迁徙会直到中国农村人口降至3亿~5亿??最好是3亿??这个数字足够保证粮食生产，又促使农村人均收入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环境保护也是一个重要挑战。如果城市环境糟糕，会威胁到知识与技术的流入。事实上，一个良好的环境本身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

　　要做好准备，应对永久性高价能源和资源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时候强调了三个因素，但是你忽略了另一些因素，比如制度。

　　杜大伟：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制度的安排其实贯穿于我上述所说的三个要素当中。什么是制度安排呢？比如，世界贸易组织是一种关于贸易和一体化的制度；保护知识产权是一种鼓励创新的制度；户口是一种关于城市化的制度。如果需要深入了解这三个要素的话，就必须要研究制度性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以创新为例，推动创新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在1992年和2000年两次强化了《专利法》，并且在现实中不断加大对专利的保护。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改革加速，大大强化了与国有企业有关的私人财产权，鼓励了创新。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专利数量加速的一部分主要原因。

　　《第一财经日报》：你提到了贸易与一体化对东亚和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因此，我想问问当前的石油价格与贸易的关系。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贸易成本（比如运输等）为零。但是，不断高涨的油价冲击了这一假设。石油价格上涨提高了运输和移动的成本，这会不会对贸易和全球化造成影响？

　　杜大伟：如果你考察美国等发达国家会发现，交通只占货物成本的5%左右。即使石油价格倍涨，对价格的影响也不会有太大影响。我们希望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不要因为石油价格停下脚步。

　　当然，面临石油价格高涨的情况，我们还是要作很多准备。比如，改进交通方面的技术。否则，石油价格就真的成为一个阻碍贸易与全球化的因素了。

　　《第一财经日报》：石油等资源价格上涨会是长期的吗？

　　杜大伟：我同意。我认为，石油价格会永久性高涨。在石油价格的带动下，粮食价格也在上涨。过两年粮食价格可能会略微下降，但不会太多。我想，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永久性高价能源和资源的时代。

　　《第一财经日报》：能源价格上涨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什么特别的影响？

　　杜大伟：很多人在谈能源价格上涨，将使中国经济尤其是出口经济受到重创。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因为，正如我们的报告所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最近几年已经不依赖资源密集型生产，而是来源于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能源和自然资源低价格实际上是在补贴出口产业，而且补贴作用也不是特别明显。现在中国有大量贸易盈余，因此我认为需要调整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价格体系，比如成品油价格，以消除价格扭曲，反映不可再生性的自然资源的真实价格。

　　如果10年以前，资源价格上涨会给中国带来困难。即使是现在，能源价格上涨对特定的产业也会有一定影响，对当前的产业布局和城市化规模也会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不过，从整体上看，现在，资源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形会促进中国经济实现转型。而且，这也会促使中国加快创新，包括在环保、节能方面的创新。正如我所说，创新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杜大伟

　　● 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达特默思学院中国历史和语言学士学位

　　● 1990年，加盟世界银行，担任亚洲地区的经济学家。加盟世行之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任教；在生产率增长、技术转让和东亚发展领域发表过大量论著

　　● 1995年之前，任世行负责越南的首席经济学家。在越南的稳定化和市场经济转轨期间为越南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咨询，并负责编制了世界银行协助越南转轨的第一个国别援助战略

　　● 2004年7月，任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接任该职之前，曾任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局长，主管世行在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工作。与人合著了世行报告《全球化、增长与贫困》和《评价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