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CFP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已进入从量的扩展到质的提升转变的发展阶段。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结构显著改善??
蓝筹股在股市中的主导地位基本形成
直接融资比例明显提升，股票融资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比例已突破20
%我国投资者数量快速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已接近50
%基金持有人账户总数已经超过1.1亿户
李灏
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
“8?10”事件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 李灏??
192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广东电白县人，中山大学毕业。1947年10月参加革命。
1953年起，先后在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单位工作，曾任国务院工交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专职委员，对外经济贸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经委秘书长。
1983年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
1985年8月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
1993年任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82岁的李灏目前的案头放着两本书：《经济学百年》和《日本失去的十年》。李灏，1985年开始主政深圳，在特区“非常时期”一度给人以“铁腕”印象，在他的推动下，深交所创立，并逐步奠定起深圳在中国的金融地位。他同记者谈起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8?10”事件，语言风趣，思维清晰。虽已久居二线，李灏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
还没拿到“准生证”
深交所就呱呱坠地
上世纪80年代末，沪深两地同时筹备证券交易所，可谓是你争我赶想成为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论筹备，深交所更早，但获得批文却是上交所更早，时逢上海正筹划开发浦东，上海便把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写进开发方案，在一个筐里埋上个“小辣椒”，看上面怎么反应。结果中央没有驳回。早早筹备的深交所在李灏的支持下，暗渡陈仓搞了一个“试开业”，没拿到准生证就出生了。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就成了“一桩公案”。
广州日报：上交所筹备时期，朱?基主政上海，他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深交所是您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时候成立的，当时是什么原因推动的？
李灏：我并不是说一开始就知道搞证券市场好，应当说创立交易所是一系列改革的逻辑必然。
这要从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讲起。1978年，谷牧副总理到欧洲考察，我也参加了，考察了国外的独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我们感觉到，我们国有企业缺陷弱点暴露得充分，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要建立起一个明确的责任体制，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国家是谁呢？谁也不知。当时还有一个荒唐的说法，全国的国有企业是中央的，地方各省市的也是中央的，那所有的企业都是中央的。后来江泽民总书记都讲，国有企业“人人所有，人人不管”。所以第一件事是把责任体制建立起来。深圳在当时走在了全国前面，1985年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实现了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和管理国有资产两种职能分开和政企分开。
第二个问题就是产权多元化，国有企业逐步实行股份制。1986年10月，以市政府名义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将赛格集团公司、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6家市属大型国营企业作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
与此同时，一些新建立的企业也走股份制路子，如深圳发展银行。有了股票，就有交易，开始到柜台买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股票就好像从睡眠中一下子醒了过来，股价猛涨，于是黑市盛行，自然就需要建立一个规范交易的场所。所以，我说深圳成立股票交易所是股份制企业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最直接的动因是，1988年，我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在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养老基金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企业，只能在市场买你们的股票。我听后就开始考虑深圳证券市场体系建设问题。
1988年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怕被攻击搞资本主义，才改成“证券市场”
广州日报：当时要建资本市场压力很大吧？
李灏：是啊。1988年，从香港回来后，我们马上成立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后来怕被攻击搞资本主义，才改成“证券市场”。
我们请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拟定建立证券市场的总体方案、起草各种法规制度、帮助我们培训干部。我记得当时光立法这一块就翻译了几百万字的东西，办了四期的学习班，培训干部。我没有去参加培训班，但对于一些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如市盈率也向专家们请教，股市涨停板等还是日本朋友提的建议。
广州日报：那时上海也开始筹备上交所了吗？
李灏：深圳证券市场从1988年开始筹备，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已基本就绪。九十年代初期，上海派市长带队来深圳考察过，而上海证交所的筹建工作上面批准得比较早。
1990年11月下旬，我就想证券市场筹备了那么久怎么都还没有声势。我通知市长，一起到现场去办公。我问“准备工作做好没有？”回答“做好了”；“为什么还不开？”“还没有拿到批文”。我说申报的事由市政府负责，既然准备工作已做好，明天就开，是试营业嘛。后来大家一起选了个好日子，定在12月1日开张。比上海证交所12月15日早半个月。到1991年我们拿到批文后，于7月9日补办了正式开业仪式。
深发展每股炒到132元
一封举报信寄到国务院
编号“00001”的深发展当了多年的深市龙头，1990年，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最高炒到每股132元。这时，一封举报信寄到了国务院：“深圳的干部们被股票一网打尽了。”中央派来了调查组，这一次深圳交易所差一点就被关了。在调查之后，结论是决不能因怕飞进几只苍蝇而拒绝窗外的天空。江泽民总书记最后拍板，允许股市继续试点，但为保稳定，暂限深沪两个城市。
香港有媒体说我买股票赚了500万，上交了150万元党费，给我惹了麻烦
广州日报：听说深发展刚发行股票的时候，推销都好难？
李灏：发展银行当时有800万元股票向社会发行。后来有约80万元股票卖不出去，到政府机关来推销，当时我不知道，知道就不让发展银行来卖了，就会让市投资管理公司或别的单位包尾，不用逐户去推销。
广州日报：因为政府工作人员买股票问题，起了大风波？
李灏：告状告到国务院去了。举报信称，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还说，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香港有媒体登了一则报道，说我买发展银行股票赚了500万元，上交了150万元党费。写这条报道的人不一定是恶意，但给我招来了不少麻烦。
广州日报：是那个时候出台了机关干部不能买卖股票吗？
李灏：我找到市人行行长，要他把买发展银行原始股处长以上的名单给我找来。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我、秦文俊、还有一名副市长和警备区政委几个人没有买。我在市委常委会上建议，市领导层买了股票的都退回去算了。当时，好多人不赞同，说这深发展发行股票是按国际惯例、合理合法的，为什么要退回去？市里后来发了一个通知，处级以上干部不能买股票。
广州日报：中央来了调查组？
李灏：有多少人来调查研究我也说不清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次：一是特区十周年以后，受江总书记委托，周建南同志来进行了调查研究。周建南是周小川的父亲，原电子工业部部长。中央让他来深圳一起研究股票市场下一步怎么搞。周建南回京后准确地向党中央汇报股市利大于弊的观点，同时提出具体改进的意见。另一次是姚依林同志在一份材料上批示，经李鹏总理同意，派吕培俭同志带人来深圳做调查。这个调查总的来说也比较实事求是。1991年，当时场外交易泛滥，暴涨暴跌，波动太大，控制不住了，普遍的想法是“投机性太大，风险太大”，差一点就关掉了。
全国股民涌向深圳
警察动用了催泪弹
直到今天，中国股市的新股发行机制仍然是备受诟病，“一本万利”的打新股造就了中国独特的打新股神话。事实上，中国股市第一次重大群体事件??“8?10”事件，就源自于深圳市1992年新股发行。当时，共有120万人涌入深圳。排队者不分男女老少、已婚未婚，前心贴后背地紧紧拥抱在一起长达10小时，为了认购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新股认购抽签表共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表100元，每一购表人可持10张身份证购10张抽签表。中签者可买1000股新上市股票。10日傍晚，排了两天两夜买不到表、又发现有人舞弊的几千股民开始聚集、围观，继而游行。随后，数万人围在市政府周围，砸汽车、砸摩托、攻击执勤干警，有关部门不得不动用催泪弹和水炮驱散人群。
如果当时犹豫不决、请示汇报，就死定了
广州日报：“8?10”事件发生时，情况很危急吧？
李灏：如果说前面深交所差点被关是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话，“8?10”事件则是同老百姓的问题了，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我觉得我所经历的、可以同这一事件比一下的也就是1987年几万人冲击深圳边检事件了。当时谣传英国女王生日将大赦三天，特许非法入境者为香港永久居民，广东及其邻近的海南等省群众轻信谣言，从5月初开始有不明真相的群众拥向深圳特区管理线外围，到6月20日达到高峰。惠阳地区有的农民在地里干活，脚都不洗，就来了。
“8?10”事件的主要原因就是新股发行的方式考虑不周，买十张一定能中一张，中一张就能赚一两万元钱，几乎是没有风险，那不是全国股民都吸引来了，由于股票供不应求，发生了一些突发情况。如不能及时平息，后果不堪设想。
广州日报：那事件是怎么平息下来的？
李灏：没什么别的办法，就是把下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当年发行。由于情况紧急，当时草草写了几条就拿去广播车广播：“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明天还在原来地点卖。”结果，游行队伍一下就散了。事后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请示汇报，就死定了。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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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单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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