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震后首份表达“灾区居民需要,灾区居民心声”的调查报告。它将为援助机构下一步的工作找到最佳的契合点而提供科学、准确的依据。
6月12日,距汶川地震过去整整一个月时间。当天,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发布了“5?12地震灾区居民生活监测”首期调查结果。
这项针对灾区居民需求的调查,详实地反映了他们目前的生活现状及心理调适变化。
由此,灾区居民的需求、对生活现状的评价、对灾后重建的预期和心理感受等各个方面的需求首度公示于外界。
“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而实际做事的人经常是低头拉车的看不见方向是什么。所以这个调查可以给我们这些专业组织、可以给政府机构、可以给企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指引。而且对我们行政道路上有一些错误修正。”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一梅的话不难看出,这项调查的结果,对于救援机构如何从“关爱性援助转为专业性援助”弥足重要。
初衷:受灾群众的感受是什么?
5月30日,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合组成的“5?12地震灾区居民生活监测”项目组到达灾区。
5月30日至6月3日,调查人员在成都、绵阳、都江堰、彭州、安县和绵竹6个地区,针对889名受灾居民进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访问。其中包括220名未成年受灾居民,669名18岁以上的成年受灾居民。
“有的慈善机构在某些方面很强,他站在自己能做什么的角度想到重建,但是可能不太会从受灾居民需要的角度考虑。”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表达了启动这项调查的初衷。
此前,媒体的报道对于这个问题可见一斑:“虽然救灾物资并不缺乏,但灾区人民想吃上一口热米饭、喝上一口热菜汤,还是十分困难。当听说送饭的车开来后,他们捧着虽不丰盛但却热腾腾的饭菜时,无论老人、小孩还是青壮年,都放声大哭……”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紧急救援项目部副主任王鹏在实地考察后,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在后期遇到很多爱心企业、组织还是想办法往灾区运送物资。我们进入灾区实际考察之后发现,灾区的食品,尤其是饼干、方便面已经不再匮乏了。”
因此他认为:“这份调查报告能够给我们以指导,对我们开展今后的工作非常有必要、非常有价值。慈善的工作和公益的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爱心和良知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具有专业性和有科技含量的工作。”
心理感受:灾区居民初现积极情绪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近7成人有强烈的压力感,3成人需要心理疏导缓解抑郁消极的心理状态,但是灾区居民在心理援助的需求上却存在着较大缺口。
灾区居民仍然处于负面情绪状态,但积极情绪初现。
对于灾区居民目前的心理感受,调查表明,28.9%的人仍处于地震所给他们带来的害怕、悲痛、震惊和惊慌等众多的悲观情绪中。其中,失去亲人的灾区居民的负面情绪比没有失去亲人的要更为严重。
但是,伴随着有效救援或重建工作的稳步开进,一部分灾区居民开始初现一些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如镇定、满怀希望、感激、乐观等。
此外,有高达66.7%的成年人具有强烈的压力感。研究人员建议,这些灾区居民应被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正确的心理疏导,避免由于长期处于压力状态而导致的后期忧郁等心理疾病。
另外,还有33.1%的人具有较高的忧郁哀伤情绪。其中,自己和亲人都受伤的成年人灾区居民(66%)以及失去亲人的成年人灾区居民(57.7%),具有更为严重的“创伤后综合症”。
与会专家建议,心理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需要的不仅仅是心理学专业人士和一腔热情的志愿者,更需要普及对心理辅导重要性的认识。只有当人们认识到他们已经出现心理创伤的征兆后,才会主动寻求心理支持。
另外,心理援助应被视为一项长期的重建工作,并且要重视对相关各界人士的援助培训。心理的援助应该渗透到以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目前的心理状况的咨询上。
最担心的事:余震是否发生
通过调查可看出,目前灾区居民最担心的事情主要分“安全”和“灾后恢复”两个方面。
在安全方面,对“余震是否发生”的提及率最高。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提及率均接近50%,比对传染病、堰塞湖决堤、社会治安的提及率高一至三倍甚至更多。这是由于地震带来的恐惧心理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消除。
由于传染病、堰塞湖决堤、社会治安等因素是可以预见和控制的威胁,在政府的大力扶助下,这些威胁是可以控制和消除的。因此,目前灾区居民除对余震的担心较大外,对其他安全问题的担心并不十分明显。
在灾后恢复方面,成年灾区群众最担心的事情分别是生活保障、财产和住房补贴、恢复工作和生产;未成年人中最为担心的事情是尽快上学、主要交往对象(同学、朋友、老师)的安全、以及生活保障,这些是重建中需要格外重视和关注的方面。
但从总体来看,灾区居民对灾后生活还是充满信心:88.3%的灾区居民表示对灾后的生活非常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
解决困难渠道:倾向于自力更生
目前,灾区居民最主要的解决困难的渠道是靠中央政府的支持及自己或家人的努力,分别为54.9%和51.6%;而依靠地方政府、社会捐助、亲朋帮助、邻里乡亲帮助的比例分别占28%、19.4%、14.8%和6%。
在提到灾后恢复时期解决问题的渠道时,主要集中在“自己和家人的努力”上(83.5%),对“中央政府支持”的依赖则从54.9%下降到37.5%;对社会捐助的需求从19.4%下降到3.1%。但对地方政府支持的需求基本保持稳定。
该数据表明,在救灾初期,中央政府的支持、自己和家人的努力是灾区居民解决问题的主要渠道,社会捐助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而地方政府的支持、亲朋好友的帮助则是既比较重要又比较稳定的渠道,在进入灾后重建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会持续发挥作用。邻里乡亲间的互助较其他因素相比在此次救灾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灾区居民自身和家人的力量在各个阶段中均不可忽视,尤其是在重建阶段,灾区居民更倾向于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提及率从初期的51.6%提高到83.5%。这也是灾区重建、恢复和发展,灾区居民回归正常生活的根本途径。
重建预期:普遍抱有高度信心
进入重建阶段的灾区居民,对于重建家园的信心如何?对于重建家园所需要的时间是否有清晰客观的认识?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灾区居民对于灾后生活有着很高的信心:33%人表示非常有信心;55.3%的人表示比较有信心。
与较高生活信心度相呼应的是,高达46%的受访者非常乐观地预计在半年之内生活将会恢复正常;11.1%的人认为恢复时间是半年至一年时间;仅有21.5%受访者认为恢复正常生活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
即便是在房屋倒塌的居民中(本次调查中有47名房屋完全倒塌的受访者),也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在两年之内生活可以恢复正常。而在房屋没有损毁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则高达81.3%。
这是由于前一阶段万众一心的生命救援行动,大大增强了灾区居民对于政府和社会的信心及好感度,必然会唤起他们对于政府和未来生活的较高期望。但是,生命救援是短期的,而灾后重建是长期的,更是科学的、系统的。
“现在各种舆论导向,给我们灾区居民预期是比较高的,而实际后期灾后重建工作将是非常复杂、非常艰难的。我们可能在一定时候还要对灾区居民对未来过于乐观的心态要慢慢的调整。否则将来进程那么艰难不可能跟进程完全相一致,就会产生比较大的落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彭宗超说。
不难看出,灾区居民对于灾后生活的高度信心是把“双刃剑”???合理的信心度下,会激发重建的热情和动力,而过度信心之下产生的对于未来生活的不切实际的预期受限于客观条件不能实现时,容易引发群体性的失落、失望、不满等负面情绪。
因此,在当前条件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需要引导灾区居民形成对于灾后生活的合理预期。
重建家园:生产自救已起步
在对目前灾区居民生活来源的调查中显示,虽然靠外界帮助和原有积累的提及率仍然比较高,其中靠政府救济的提及率是55.3%,靠原有积蓄、亲友帮助、在外地工作的家庭成员的收入的提及率分别是36.9%,24.9%,12.4%,但已有一部分灾区居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来源,其中在本地工作36.9%,家庭经营22.8%和外出打工11.4%。
这表明,灾区居民已经做好了“生产自救”的心理准备。
调查发现,受灾居民目前的居住状况对恢复正常生活的时间预期有影响。其中,住在自己或亲戚朋友家中的群众(不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态度更加乐观,而暂时还住在帐篷里的受灾群众,尤其是外地群众最为悲观。
通过援助需求的调查还显示:灾区居民整体上对重建家园(68.2%),住所(55.6%),基本生活用品(51.3%),恢复工作和生产(30.3%),财产和房屋陪附(25.9%)的需求较大。
其中,地震中房屋等物质财富损失不严重的受灾群众,对医疗救治服务、心理专家帮助、非心理专家的倾诉对象的需求相对更高,也有38.5%的此类受灾居民表示不需要任何帮助。
多数与会专家认为,在灾后重建的工作中,要首先重视和发挥灾区居民自身的力量,在给与援助时注重灾区居民的个性化需求,有的放矢,使灾区居民自身的力量和援助资源的利用能够实现最佳的匹配。
“初期强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我们给公众传达的信号只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可能就有问题。我们要强调灾区本身要能够自立自强,而地方政府本身的自立自强将来会显得更加重要。我们让他们慢慢自己解决问题,包括心理问题,自己有调节能力,不完全依靠心理医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把我们的灾区明天建得更加美好。”彭宗超说。(记者廉颖婷) (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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