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刚 任绍敏
关于传统企业和新兴企业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上海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朱达人先生有个经典的比较。他说,从利润上讲,造一部汽车可以顶替很多牙膏,但老百姓可以没有汽车,却不能没有牙膏。
因此,在朱会长看来,在进行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根据当地实际,照顾到老百姓的生活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如何协调发展、主次搭配?孰轻孰重?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逐渐磨合的过程。
朱会长是近日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举办的“新制度主义视野下的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国际论坛上,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作出如此分析的。
朱会长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在上海机电一局工作,该局生产装备工业。他的分析是建立在历史经验之上的。他以上海为例来说明问题。上海当时是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城市,有职工300多万人。包括大工业局,如机电局、纺织工业局、冶金工业局、仪表工业局等,都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和经济转型,逐渐面临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矛盾,传统工业由于设备老化、原材料采购受限制等因素,制约了发展,产业结构需要改造,有些产业必须调整和转型。这时候怎么办?当时涌现出一批新兴产业,如钢铁、化工、通信、石油、汽车等,上海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遇,从而保持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朱会长认为,这种转型和调整是必需的,也是应该的。但在抓好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如何在调整的过程中,继续抓好传统产业,在抓大放小的过程中,如何取得比较好的平衡,这也是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的问题。但当时由于没有经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后来总结,传统工业当时放得多了一点,在引进新技术、对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扶持过程中,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和升级换代少了一点,对传统产业自主创新的鼓励少了一点。
这就容易导致两个问题,一是传统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果转型过急,会产生很多下岗工人;二是一些老品牌企业在调整中消失了,这其实是无形资产的损失。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只要一听到是上海货,人们会毫不犹疑地选择它,上海产品在国内有着绝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时在各地,对即将结婚的年轻人来讲,拥有一对“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男式自行车或一辆“凤凰牌”女式自行车、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是他们的追求目标。因为当时这些品牌质量确实过硬。但现在市场上还有多少这样优秀的上海品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产业结构转型、新兴和支柱产业不断引进成为时髦的今天,朱会长认为,我们确实有必要回过头来反思一下,对于那些传统产业,我们与其看着它们逐渐消亡,何不帮助它们走出一条技术自主创新、产品升级换代的路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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