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搅局者到行业之王

　　高通并不是一家广为人知的公司，但对于所有面对来势汹汹的技术换代而感到兴奋或恐惧的企业而言，高通公司都是那些渴望借助技术的杠杆来从现有领导者手中夺取权力的企业必须阅读的商业故事。

　　无线产业中技术换代之残酷众所周知，仿佛每隔十数年，新技术便宛如巨浪般将旧的一切冲刷为齑粉，之后再建立起新的产业格局、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产业领袖。只有很少企业能从这种巨变中生存下来，甚至把它转化成获得超越式成长的良机，高通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被称为1G的模拟移动通信时代，高通还只是由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电子工程学教授艾文.雅各布和一小群工程师组建的一家无名小公司；在被称为2G的数字通信时代，高通创造的CDMA技术却成为全球两大移动通信标准之一，与诺基亚、爱立信等巨头支持的GSM标准分庭抗礼；在几乎席卷全球的3G时代中，高通不仅在全球移动通信芯片市场中占据最大的份额，更成为产业核心技术的最主要供应商，被称为无线行业背后的领导者。

　　在刚刚过去的2007财年，22岁的高通公司总营收为88.7亿美元，连续六年进入财富500强，更超越了诺基亚的亲密伙伴德州仪器（TI），成为无线芯片市场中的新任榜首。市场上每卖出5部手机，其中便有一部装有高通出品的芯片，而全球绝大部分3G手机和它们所依赖的信号传输设备中，都多多少少地包含高通的技术专利。

　　技术的领先者与权力的失意者

　　高通成立的20世纪80年代正是以模拟技术为核心的1G时代，市场需求爆炸，容量问题成为无线通信最大的瓶颈，运营商四处寻找更大容量的无线技术。

　　随着数字半导体的技术发展，无线设备制造商们??AT&T（即后来的朗讯公司）、爱立信等都在寻找使用数字方式编码传输的2G技术。然而，当时尝试的FDMA（频分多址）和TDMA（时分多址），在增加容量方面都能力有限，于是，高通开始尝试将原本用于军方通信的信号原理引入民用通信，并称之为CDMA（码分多址）。

　　CDMA在原理上能提供更大的容量和安全性，但是作为一项新技术，没有任何商用实践能够证明这点，这使得该技术最大潜在受益者运营商们止步不前。

　　而已经在TDMA上投入了百万美元的制造商们更加没有兴趣参与其中。此时，欧洲市场上对2G技术标准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由诺基亚、西门子等几家巨头掌握大部分专利的GSM标准出台，其背后所依据的信号原理来自TDMA技术。

　　于是，在最初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高通带着它创造的CDMA技术四处碰壁，惧怕风险的老牌运营商、执意保护自己已投入研发的技术标准的制造商，构成了一堵铜墙铁壁，在高通看来十分不公正地拒绝了这家小公司的创新，并将它视为冒失的搅局者。

　　但不死心的高通，依然带着理论上十分完美的CDMA技术四处游说。很快，它便意识到，这并不纯是核心技术的比拼，是否拥有全产业链条的商用化制造能力，成为了制造“事实标准”的关键。

　　以中国市场为例，当时被提供无线通信网络服务的邮电部首先纳入考虑的是CDMA技术，但是随着中国联通的出现，带来了必须抢先建立网络的竞争压力，这使得已经有现成商用产品线的GSM成功入主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

　　高通站在了十字路口上：是建造起自己的制造能力，成为一家竞争对手一样的纵向一体化制造商？还是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推动产业链进一步裂变，使得核心技术的研发也成为独立的一个产业环节？简单地说，就是成为产品制造商，还是成为技术授权商？

　　在产业发展的趋向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高通开始做两手准备。它一边着手建造从芯片、设备到手机终端的生产能力，用以解除运营商对没有配套设备的后顾之忧，顺便刺激一下制造商们危机感；一边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够与它一起改变产业格局的人。

　　聚集创新者的力量，冲破旧秩序

　　就在这期间，形势正朝向有利于高通这样的“搅局者”的方向转变，这就是无线通信产业在成长中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开放，越来越多的新进入者虎视眈眈，期望从打破旧秩序中寻找机会。这些新进入者主要分为三个类型：觊觎无线市场高速增长的外来资本，更熟悉消费者、且具有一定制造能力的消费电子厂商，以及更了解本土市场、并崛起于新兴区域的新竞争者。

　　就在这些新进入者中，包含了高通最早的合作者中的大多数??1995年，虽然已经成为业界标准之一，但却仍然立足未稳的高通，在美国本土寻找到了一大批愿意尝试CDMA的冒险者??刚刚获得无线牌照的私营运营商。

　　当时，美国政府为了鼓励电信业进一步开放竞争，拿出了一段新的频谱公开拍卖，并将其中一部分频谱指定留给少数民族、妇女、农村运营商和处于创业阶段的小企业。在这被视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一次淘金潮中，大量资本涌入了参与竞拍的小企业，激烈的竞争将拍卖价格推高到泡沫的地步，一些运营商为了获得一个潜在用户仅牌照成本甚至达到40美元。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一番破产和兼并的混乱之后，美国市场上崛起了一些新的全国性运营商，他们野心勃勃，没有模拟网络的历史包袱，而且被沉重的频谱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它们迫切地需要能够帮助他们降低网络建设成本的新型数字设备，高通告诉他们：CDMA是保证在这样一个严酷的无线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而且高通愿意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提供融资服务。这说动了一些运营商，7月，美国最大的2G网络运营商Sprint决定采用CDMA技术，这成为一个分水岭，此后多家犹豫不决的运营商们也随之倒向了CDMA阵营，最终导致美国本土市场成为了CDMA的大本营。

　　在海外市场，高通也陆续找到了正在无线通信领域的围墙边上找寻机会的新力量，这就是韩国通信部与和记黄埔公司，它们也是最早采纳CDMA技术的国家和企业。

　　1995年10月，全球第一个商用CDMA网络在香港建成。此后，和黄电讯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市场上最令运营商坐立不安的新军以及高通的牢固盟友。

　　与和记黄埔相同，刚刚从经济危机中复苏、急于凭借高速发展的通信市场重建国家竞争力的韩国，也在找寻参与无线通信竞争的入口。空有制造能力和市场、却没有技术的韩国，与空有技术却得不到信任的高通，发现了合作的契机。1996年，韩国成为第一个开通CDMA网络的国家。

　　这三支新竞争力量的加入，为高通打通了通向CDMA的2G主流标准地位的突破口。

　　这一破冰的过程，还为高通提供了一个后来在推广新技术时行之有效的方式，这就是自己先亲自建立这项业务作为孵化器，实践新技术的商用，然后将业务批发给运营商们，“零售渠道”的风险自然小得多，运营商自然更加容易接受该项业务，待到业务足够成熟时，高通再退出该市场，以免与客户竞争。用高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运营商的运营商”。

　　在完成了培育产业链这一历史使命后，高通制造业务最终纷纷退出。1999年，CDMA市场初步形成时，高通便将手机部门卖给了京瓷，将系统部门卖给了爱立信。仅剩下对于无线技术创新至关重要的芯片业务，最终，具有强大制造能力的台湾企业接手了这项任务，成为高通的芯片代工厂商。

　　现在，它又将同样的手段用于一系列代表未来潮流、但碍于早期的创新风险而停滞不前的业务中，手机电视就是例子。2004年11月，高通宣布投资8亿美元建立了一家名为MediaFLOUSA的公司，购买了美国原来用在电视55频道的700M Hz频率，在全国铺设网络，建造了一个覆盖全国的高速移动多媒体网络，或者更通俗的说法，就是创建了一个“手机电视台”。这家公司采用的是高通推出的MediaFLO移动视频传输技术，与很多手机电视技术不同，它并非采用互联网常用的点对点下载播放的方式，而是采用电视模式的一对多传输，共有20个频道。

　　手机电视虽然是公认的未来高增长点，但是无论无线运营商还是拥有内容资源的电视内容提供商，都不敢轻易做吃螃蟹者。于是高通决定将手机电视业务从运营商现有的3G网络剥离出来，承担起昂贵的频谱成本，并与诸如CBS、NBC、CNN、ESPN和MTV等电视内容提供商洽谈体育、娱乐、新闻、剧集等电视内容合作，将资源整合为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然后向移动运营商批发视频广播内容，成为“运营商的运营商”。

　　美国最大的无线运营商Verizon Wireless在去年推出MediaFLO服务，AT&T也在今年5月推出，与此同时，日本、台湾、香港和欧洲的运营商也开始进行测试。这个模式无疑不可能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复制，美国的运营中心的作用更像是为其他运营商提供的“样板间”，以及对创新系统其他参与者的“孵化器”。

　　随着产业更加成熟，参与者众，完成历史使命的高通也许会再次退出这项业务，回归“用头脑赚钱”的本行。但是MediaFLO模式还可能反复上演，在不同的新业务上做产业链的推动者。

　　不过，有一个东西却是从形成之初就很好变的，这就是其独特的商业模式??它正是高通将自己的技术优势转化成为市场上的权力的钥匙。

　　牢牢掌握技术转变为权力的钥匙

　　高通不同寻常的商业模式就是：在整个无线通信产业链条上，高通只做一个环节，这就是研发。

　　通过自主研发和购买，高通将无线通信产业中的众多关键性技术积累在一个专利池中，然后授权给手机厂商、PC卡厂商、基础设备厂商、芯片厂商和测试设备提供商使用。它并不按照该技术在“技术交易市场”上的行情来定价，而是按照购买该技术的客户在它的客户??消费者身上赚到了多少钱来收费，通常而言，这个比例是5%。

　　这种收费模式带来的另一项好处便是，对于那些更希望将精力专注于了解消费者而非底层技术的客户而言，购买高通的专利授权就相当于购买了一张“技术使用月票”，除非市场上出现了与高通相比优势异常明显的竞争技术，否则即使有其他选择，它们也宁愿使用高通体系的技术。这使得高通在几大技术标准的演进过程中，拥有更高的客户忠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