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道镇的志愿者

　　面对今后长达数年、牵涉广泛的灾后重建，无论是官员，还是受灾民众，抑或如罗世文这样的志愿者，都须有恒久的常态，同时努力建设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畅通有效的互动渠道

　　王长春

　　在梨树遍野、梨花开过的四川绵竹遵道镇，5月18日，来了数十名志愿者。

　　那个时候，距“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地震毁坏了遵道镇下辖多个村庄70%以上的房屋，摧垮了多个学校和幼儿园，几乎让镇内全部企业停摆??仅仅过去一周。

　　到达遵道镇的志愿者团队，协调人是从贵州来的自由职业者罗世文。他同时也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志愿者服务中心的督导。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6月22日第二次来到遵道镇，走访了罗世文等志愿者团队，以及遵道镇下辖的棚花村村民，还观察了万科等公司在遵道镇的救援情况，发现在一种可以理解的、普遍的焦虑外，更多是当地政府、村民、志愿者以及商业企业，形成合力后，缓慢却可贵的重建进展。

　　自发的力量仍在改变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总部在北京刚刚成立一年的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是国内最早对大地震作出响应的非营利组织（NPO）之一??地震当天该基金会就动用资源，作出决策，第二天其管理层已经飞抵成都。这样的速度，照该基金会理事长王平的说法，部分是因为该会有不少富有危机管理经验的理事，如麦肯锡全球资深顾问吴亦兵、零点调查集团董事长袁岳等，另有部分理事单位如复星医药、北京物美、碧桂园等，它们或第一时间提供医药等紧缺物资，或提供运送救灾物资的专业团队和物流经验，或者就是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

　　任何大灾面前，感同身受，也是一个能支撑个体或者团队强烈关注灾情并持续救助的重要动力。王平和基金会骨干，在地震发生时，正在京城大厦办公室开会庆祝基金会成立一周年。原为中联部工作人员的王平，亲身感受到强烈震感。“生日”的喜悦，立即被强烈危机感和责任感所取代。这种“特殊联系”，促使她和同事们，在5月13日就搭上了前往成都的飞机。

　　与此同时，联络麦肯锡、碧桂园等企业高管，设计赈灾方案，筹集和运送救灾款项物资……一个高效的网络，迅速展开。

　　自发动员带来的效率是惊人的：按照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截至6月12日，该基金会已经向汶川地震灾区捐赠总价值近1000万元的救灾物资，同时还有近450万元善款。

　　数字背后，更重要的还是围绕友成展开运作的志愿者们。没有他们，救灾物资从北京出发的筹集、运输、分发和监督，就失去了最核心的一环。友成在绵竹剑南村从5月24日到6月1日一周内，就建成一个1400平方米儿童活动中心，更全面得益于从万科在现场的专业建筑团队，到当地普通水泥工的自发奉献。

　　志愿者老罗的心得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项目部主任王翔的5月22日遵道镇救灾工作日志，一如既往、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他和10多个来自贵州、成都、陕西、北京等地的志愿者，在该镇马跪村发放从盐巴、米糊，到内衣等生活物资的清单和过程。

　　清单上一串串看似不起眼的名称背后，蕴含着志愿者结合具体救助实践而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比如说米糊的发放，其中就大有学问。”在遵道镇由万科援建的镇政府临时办公板房中，罗世文说，他们最初向全镇1900多名13岁以下小孩发放的是企业捐赠的奶粉。但有孩子吃后，身体出现不适。紧张地核查后，方知是捐赠奶粉不少面向中大城市市场，营养成分较高，农村孩子一时吃不惯。“于是我们很快就改发米糊。”

　　与此同时，王翔和老罗的志愿者“战友”，还三五一组，对遵道镇各个村的物资发放情况，一一走访调查。并对其中的孤寡老人、儿童以及妇女的各种需求，作了特别的调查。

　　相对成熟的社区志愿工作经验，源于老罗对今年年初那场大雪灾的救援。年初雪灾，给贵州不少山区造成严重损害。一直在贵州做产业投资的老罗，将救助重点放在了平素被忽视的流动人口上。他们在救援实践上，创造了一整套质量控制流程：先是发动房东和居委会推荐需要救助者名单，然后由志愿者推选组成评估小组，设计问卷进行甄别，与此同时，让救助名单上的人相互提名打分。最后确定救助对象，并进行全程物资发放监督和效果回访。

　　凭借这样的经验，老罗进入遵道镇不久，就获得了地方干部的信任。随着救灾阶段向重建的逐渐倾斜，绵竹地方政府大量干部在每天救助过程中，也深感建立一种常态、耐心和深入社区重建机制的重要性。而头绪繁多的大量受灾民众的各种需求，也让地方干部对志愿者专业能力和持续热情，有了更实在的期待。

　　老罗表示，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救助过程中，遵道镇也出现了多起地方干部和不同地区（甚至不少是外国）赶来的志愿者，因为种种误会导致的摩擦。记者先前在都江堰向峨乡采访过程中，也遇到了因为对救灾物资分配意见不一，导致杭州等地去的志愿者，跟部分乡干部产生不愉快的情况。

　　遵道镇的干部们，觉得有必要让老罗牵头，协调当地三个较大的志愿者组织，友成、万科和深圳登山者协会，一道尝试建设一个统一精干的协调机构，并将其办公室设在该镇的抗震救灾临时指挥所。这个工作，尽管推进得不如想象中顺利，但凭借丰富的社区工作经验，老罗和其他几位协调机构成员，还是做出了成效。“6月底，我们就能建成一个专门供遵道镇救灾重建志愿者协调、讨论的小网站。每天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分析，太多具体细微的事情需要耐心执行。”在老罗办公室背后的几块白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五保户”、“户数437”、“建筑有困难”等。这个暂时名为“志愿者驿站”的经验，还引起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高层的重视，准备将其推广到更多地震灾区。类似对接灾区和志愿者之间详细需求的机制，十分迫切??据在此次地震灾区广泛开展活动的乐施会估算，目前已约有100万名志愿者不同程度参与了救助活动。

　　国际小母牛组织专长于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社区，进行一对一的畜牧养殖救助。其中国项目支持总监陈培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承认建立一种制度化的、统一协调民间组织的机制，迫在眉睫。而随着重建工作的深入，灾情复杂性和重建困难程度，将日益凸显??绵竹市的一位副市长，在6月21日成都召开的“重建多方协作友成论坛”上，就着重强调，目前政府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如何安置该市5000多名因为地震而致残的人。

　　来自台湾的经验

　　老罗表示，他们在遵道镇棚花村的试验，已经在一个有限的层面，回答了绵竹市政府的这个困惑。遵道镇除了特色梨花旅游外，还有富有乡土气息的特色手艺??年画和刺绣。老罗于是发动当地志愿者，推出了一个“年画艺术恢复计划”，先在棚花村做小范围试验??组织受灾严重的当地家庭妇女学习年画刺绣，产品则由志愿者自愿以60元一件的价格购买。“已经有五六人在学习刺绣。接下来我们要在更大范围推广，特别是针对那些身体残疾但上肢健康的人。”老罗说。棚花村村民刘仁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自己和妻子决定等家里情况稳定后，还是出外打工，但他觉得这样的计划，还是有很大的作用。“至少让我们感到，能够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刘仁贵的这句话所流露的自强精神，也正是记者在灾区各地采访时体会到的、不少受灾民众最朴素的感受。

　　来自台湾地区的财团法人“9?21”基金会执行长谢志诚，也高度认同遵道镇志愿者们细小而重要的实践。谢志诚从2002年开始接手“9?21”基金会的具体运作，专注于纾解1999年“9?21”台湾大地震对社会民生带来的巨大伤害。谢志诚在台湾大地震发生后的最初几个月内，跑遍了受影响地区，获得了第一手灾情资料和丰富的访问记录。

　　在成都参加“友成论坛”期间，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正在仔细研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并对其中提及的“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说法，尤为关注。

　　谢志诚表示，台湾“9?21”地震发生后，一时间许多参与台湾环保运动的人士，纷纷成为地震救助志愿者。他们往往富有社会工作经验，并能在第一时间向当地政府提出从民间组织参与救灾的法律地位，到生活重建应当包括的心理、产业、社会服务、职业训练等具体范畴，到孤儿信托制度，甚至旧贷款处理等领域的专业意见。最终成功促使政府在制订“9?21”救灾特别法时，吸收增补了大量民间专业人士的意见。

　　这些意见虽具体而细微，却往往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一旦实施，也能有不错的效果。谢志诚举例说，比如当时他们提出应当允许受灾家庭仍在服兵役的成员，退役回家参与重建。该建议获接受后，效果明显。

　　又比如谢志诚从当局手中接过“9?21”基金会后，根据实际调研，重新确认了整个基金会救助重心，应转到以家庭为单位的住宅重建。其他诸如儿童心理救助，孤寡老人帮扶，社区文化恢复等工作，则由基金会开放接纳各有专长的民间组织来申请执行。事后结果分析，这一决策，高度符合灾区重建实际需求。

　　本月底，是“9?21”基金会正式宣告使命结束的日期。谢志诚表示，“5?12”地震发生后，他接到了北京、四川等地来的各个层面电话咨询，并邀请其讲述台湾救灾经验。他于是决定将“9?21”基金会多年来形成的从审计到执行的众多资料和报告，均放到其个人网站，继续供大家查阅交流。同时，他也多次申请来四川，调查灾情，与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深入交流。在分享救灾心得的同时，他也在反复强调一种“谦卑的心态”。这不仅仅是指相比9年前台湾的那次地震，四川汶川大地震灾情深度和广度，要超出很多；还指的是，面对大自然莫测威力，“我们必须得从内心深处承认，民众对灾后重建的理想和期待，与实际所能达成的结果，往往存在不小的差距。”

　　谢志诚其实更想传达的是：面对今后长达数年、牵涉广泛的灾后重建，无论从官员，还是受灾民众，还是如老罗这样的志愿者，都必须要有恒久的常态。“毕竟，摩托车就是摩托车，不可能说一经过重建，它就能变成奔驰。”谢志诚比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