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平回忆学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萌发

　　袁文平回忆学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萌发

　　让价值规律改变“棉花站岗，红薯睡觉”的土壤

　　田毅

　　袁文平

　　●1934年，生于四川射洪，“抗美援朝”时入伍，进入解放军后勤学校学习财务会计

　　●1955年，考入四川财经学院会计专业

　　●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

　　●1962年，与王永锡合作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实质》

　　●1970年夏，被借调到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调研处工作

　　●1978年夏，回到西南财经学院

　　●1979年，参加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和一些研究者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

　　●曾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1993年第4期的《经济研究》上刊发了一篇读者来信，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周振华研究员，他写道：

　　“《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中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是由1979年4月在无锡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讨论会首先提出的。但是，根据我所经历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比无锡会议早两个月召开的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科学概念，以及‘必须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加快实现四化’的问题。”

　　经本报记者多方证实，1979年2月16日至26日，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四川省物价委员会和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在成都召开了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会议有包括计划、物价等实际工作者、大专院校、国家物价总局和一些外省市物价部门共130多人参加，轰动一时。

　　“（这个会是）为了给价值规律恢复名誉，会议还没结束，省领导就要我们去汇报。会后我们召开了为期三个月的基层计划和物价部门工作者培训班，我当班主任，主要就是传达和学习这个会议。” 2008年7月4日，92岁高龄，当时主持这个会议的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兆丰在家中向本报记者回忆说，他并谈到这次会议和1978年在四川开始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内在联系。

　　在成都市图书馆内，本报记者找出已经发黄的1979年3月13日的《四川日报》，其头版右上即是有关本次会议的长篇报道。

　　这个为期十天的会议上，除了大家一致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外，一些人士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据上述当天《四川日报》第三版刊发的会议发言精选显示，西南财经大学袁文平教授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周振华研究员都直接提出了这一概念，而四川省委党校教授田善耕则在《对“市场经济”的一点看法》的文章中指出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市场经济”活动就一直存在。

　　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和他1979年底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公开发表，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在1979年四川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上，就是“商品经济”的提法要冒很大风险，价值规律是否应该发挥作用，发挥什么作用的讨论也可谓大胆，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几乎从未公开出现过。

　　2008年7月4日，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袁文平在家中，细细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讲述了当年提出这一概念的过程，特别是孕育了这一想法的现实土壤。

　　“棉花站岗，红薯睡觉”

　　我中学时就被借调到县里参加征粮和土改，后来参军学了一年经济理论，读大学阶段实践机会不少，1959年留校任教，也做农村调查。1970年，我们学校还没恢复，就被成都市委借调又去搞调研了，主要是调查地方企业、街道工业、商业企业和农村情况，对我国以产品计划经济取代商品市场经济，以实物交换取代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倾向有着深入的了解，特别是通过调研我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其给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害，深感震惊，又深感切肤之痛。

　　我非常明显地感到国营企业搞不动，上头管得很死，越管反而产品越少了。我去过一个生产科技产品的大厂做调研，那里科研人员有百人左右，但没有什么重要科研成果或发明，能够把原来的做好就不错了。大家都被计划管死了，没有积极性，干不干都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领导干部也没积极性。关键是把价格定死了，工厂赚不到钱就不做了，他们可以向上级说自己完不成任务，做多了还亏损，我不干也就不亏损或少亏损。东西越少计划体制越要把它管住，最终计划价格越管东西越少了。

　　农村就更是这样了。比如粮食是按计划价格收购，农民觉得不划算，都私下说价格定死了的，我不生产不行吗？！当然上级也有各种指标压种植面积任务，但农民也有应付的办法啊。

　　比如上级让种棉花，但不仅价格管得死，还花费劳动大，加上四川天气本身不好，收棉花的时候总下雨，收益连成本都不够，农民肯定不想种，但你非让我种一亩，我就说种了一亩了，实际上在同一亩地里套种了别的作物。农民们说那时是：“棉花站岗，红薯睡觉，花生串联，豇豆放哨”，实际就是指棉花是摆个样子的，到时能不能收获、收获多少就不怪我了，而实际上大家依靠的、在意的是间种的红薯、豇豆和花生。

　　短缺的计划经济有时是恶性循环，越搞越扭曲。

　　我曾到一个柴油机厂调查，那时柴油机整机和零部件都很吃香。你有指标买了机器，零部件坏了很难买到。为什么呢？价格定得太低了，就是不卖给你，厂里有些人宁愿拿零部件去换东西！什么短缺和需要就换什么，有的买零件的人要背着猪油、背着花生米来换，厂里有些人，就可以享受这些。

　　物物交换越来越盛行了，不少工厂有一种追求小而全、大而全、万事不求人的倾向，工薪阶层要吃鸡，不仅买鸡自己杀，甚至要自己养鸡，商品经济越来越差，倒退了。按社会发展来说，分工应该越来越细，商品交换应该越来越发达才对啊！

　　我还去过一个小汽车修理厂，它的仓库里万物俱全，市面上越缺什么它仓库里越有什么，如钢材缺，你就只有用钢材和我换零件或修理，拿钱都可能不行。紧缺的钢材就成为一般等价物了。

　　另外一些现实也给我很大启发，那就是搞得比较活的几乎都是一些街道的小厂。它们生产出的商品要面向市场销售，设备和原材料也来自市场??都是别人不要的旧机器或边角余料等原材料??结果他们最活，搞得有声有色。

　　现在有个很有名的电器企业，当时70年代末是个生产自行车气门芯的街道集体小厂，在成都人民南路的一个很僻静的地方，当时厂长就告诉我们，只有走市场这条路才能把经济搞活。那时国营工业没有谁去办个气门芯厂，而这个厂只有三四十个人，原料都是大厂的边角料，不跟计划争，设备也简陋，但进货和出售都面对市场，结果越做越大。

　　从哪里突破？

　　所以返校后不久，1978年底，我记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省委宣传部邀请我写稿，主题是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问题，我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发展商品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吗？

　　这个稿件在1979年1月向全国播出后引起较大反响，不少边远省市的干部来信来电索要书面稿件。我也进一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了。

　　我在这个播出的稿子里讲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并不是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特别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非常深刻而且很有分量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物资严重匮乏，人们将为生存而斗争，那么，一切陈腐的东西将会死灰复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如果不发展商品经济，生产力发展不起来，物资严重短缺，缺吃少穿不但资本主义会发展，一切陈腐的东西都可能死灰复燃。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促进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才能更好发展社会主义。

　　斯大林讲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不起调节作用，这些观点当时我们都在反复思考：只起影响作用、不起调节作用怎么行呢？

　　当时苏联的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专门有一章节批判 “市场社会主义”，当时我们还是怕沾到那个东西，怕人家说你搞市场社会主义。

　　我们为什么在价值规律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只讲商品经济，就容易和前面说的斯大林那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概念混淆，它们的本质区别就是价格、市场和价值规律对商品(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生产和流通到底起不起调节作用。

　　苏联当时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明确地说不起调节作用，对某些消费品，开了很小一个口子，起一定的调节作用。而我们现在的认识要再停留在他们那个理论上面的话，就等于承认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这样对旧体制的改变就不大了。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可能是一条路。

　　当时有文章说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但客观规律是什么？经济体制改革根据哪个规律？遵循基本价值规律还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些问题的根本就在价值规律。经济体制再走斯大林那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恢复到解放初那个状况也不够，停顿下来更不行，那么，出路在哪里？怎么突破？

　　学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

　　当时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那段时间几天几夜没睡多少觉，之后在这个价值规律讨论会上边思考边写稿，当时头脑里还只有粗线条，还不知道会上需不需要讲。

　　这个会议也是为4月份全国在无锡的价值规律讨论会作准备，他们发通知让我参会。为期10天的大讨论，会聚了省内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代表、本省各地市州计委和物价委的领导130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师代表还应邀到会指导，会议隆重而热烈。

　　会议后期的一天，我作了近六个小时的大会发言，核心是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我讲了前些年我国经济中否定商品经济，违背价值规律要求，导致经济实物化倾向，已经给国民经济带来种种弊端。比如我上面谈到不承认粮油等是商品生产，不尊重价值规律，不按商品的价值定价，而是以保护城市居民利益为由，对粮食、油料等重要物品的价格压得很低，管得很死，结果是导致粮食油料越少越管，越管越少。

　　我还举例说，成都市郊菜农生产的蔬菜，我们也不承认它是商品，不让它作为商品来流通，而是采取城市政府商业部门蔬菜公司按政府定价收购，再由蔬菜公司下属门市部按政府定价供应给市民，结果几方面都大不满意：政府年年支付大量补贴，地方财政的负担重；蔬菜公司年年亏损，叫苦不断；农民认为自己的产品国家定价太低，吃了亏；城市居民批评蔬菜公司服务态度不好，自己花了高价没有买到自己满意的蔬菜。你看，政府花了很多钱，却没有哪一方叫好。而60年代管得最紧的阶段，成都凭票买菜，限量供应，越管供应越困难。

　　接着，我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好处，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必然性，计划与市场结合中各自的地位，提出：价格第一，计划第二。

　　在会议上，我认为随着党的工作的重点的转移，从经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还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说明，全体劳动者在根本利益上一致性，使生产同需要的直接联系成为可能，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同时，又由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还存在国家 、企业、集体、个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要求在交换中采取商品形式，进行等价交换，这就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因此，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

　　会议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在当时也十分敏感。大家都很重视，能让我们几个在大会上说那么久也是一种鼓励啊。当时对我们发言的观点很多人都不好表态，赞成或反对都不好说，但有的同志下来告诉我，很赞成我的观点。会议期间，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立即听取了汇报，鼓励大家大胆探讨。

　　大会发言后，我经过进一步仔细推敲，仅用发言稿五分之一的内容，写成《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谈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必然性》一文，在《四川日报》1979年3月13日发表。同年3月17日《光明日报》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为题，简要报道了这次成都会议讨论的内容。

　　“指导”的方式

　　1980年夏，在四川省经济学会首届年会上，我再次作了“对市场调节的计划指导问题”的大会发言。鉴于当时有些部门不喜欢理论界用“市场经济”一词，我的发言只讲“商品经济”、“市场调节”。

　　我重点谈的是国家计划指导的方式和手段，其实基本就是现在所说的宏观调控的方面。我当时认为，首先要了解和掌握市场需要是正确进行计划指导的根本前提。没有对市场实际需要的正确了解，没有对市场需求未来发展的科学预测，就等于没有计划，就谈不上对市场调节的正确的计划指导；

　　其次，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了加速各地区、各部门经济的发展，促进各自的优势的发展，尤其要坚决打破封锁，保护竞争，促进联合，加强地区和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就充分地发展全国统一市场的调节作用，需要由国家计划机关统一进行计划指导。现在的计划管理，部门有部门的计划，地区有地区的计划。这些计划在过去对于建立生产与需要的平衡曾经发挥过许多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对全国统一计划的实现也存在某些不良影响，如有的地区损害全国统一的计划平衡，来建立地区内部的平衡；有的部门、地区虽然建立起了自己内部的所谓“综合平衡”，但导致了全社会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等等。而且，随着企业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要把企业仍然框在地区、部门的计划范围内活动也是不现实的。

　　再者，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各种经济办法是计划指导的主要手段，其中价格是最重要而又最灵活的办法。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行政手段也可发生作用。另外应加强经济立法和执行以保障经济发展。

　　提出正确观点也并非只有赞扬声。1983年夏，在一个小范围的理论讨论会上，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告诉我，要我就1979年春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观点作检讨。好在不久后，理论界开始有文章并有更多的学者肯定我的观点，检讨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所以后来我们提出这个概念之后，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都还讨论了很长时间。原有的管理体制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只有调拨关系，分配关系，不是商品交换关系，不是商品流通关系，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讲得好，就是生产资料应该是商品。所以这些概念来得不容易。

　　后来有些地方包产到户开始搞起来了，我在基层讲课，有干部给我递了个条子，说联产承包之后都是些个体户了，有的大集体时代积累的机械都坏了或卖了，你觉得这对于农业机械化有没有影响？这个问题很尖锐的，我当时回答是，在联产承包条件下，随着农村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分工的发展，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来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将会大大加快。因为我有证据啊，当时已经出了拖把专业村、花木专业村，建筑包工专业户也出来了，而且很多专业村成片了。现在事实证明农业机械化是大大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