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上半年贸易顺差的减少

　　姚枝仲

　　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纺织、鞋帽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削弱，正伴随着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制造业和外贸格局的积极变化

　　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出现爆发式增长以后，促进贸易基本平衡一直是近3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今年2月，中国的贸易顺差开始下降了，到6月，累计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降低了128亿美元，降幅11.6%，6月当月顺差更是同比下降20.7%。这次顺差减少，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需下降起了一定作用，近几年来的政策调整更是功不可没。

　　在贸易顺差朝着“基本平衡”的目标迈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出口企业陷入困境的现象，出现了担心净出口减少引起GDP增长率过度下滑的忧虑。于是要求防止出口下滑和贸易顺差减少的呼声，甚至要求改变对外经济政策方向和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的呼声也随之高涨。

　　那么，贸易顺差的减少是中国经济所需要的呢，还是在危害中国经济？顺差减少会不会引起GDP增长率急剧下降？到底应该如何对待贸易顺差的变化？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讨论经济政策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需要看贸易顺差本身到底是在如何变化的？

　　顺差增长体现了国内产业发展和贸易结构的变动

　　由于贸易顺差的增长伴随着这几年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因此很容易认为贸易顺差中可能含有大量热钱。但从月度顺差看，2005年以来的顺差增长趋势实际上从2004年就开始了，2005年的汇改不是加速，反而是减缓了2004年以来的顺差快速增长势头。贸易顺差增长与中间投入品的增长基本吻合，顺差中的虚假成分较少，贸易顺差基本上是真实的。顺差的快速增长是中国近几年来产业发展和贸易结构急剧变化的体现。

　　2003年，中国贸易顺差最大的五类产品分别是非针织服装类、针织服装类、玩具及运动用品类、鞋类以及家具灯具类产品，均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五类产品的贸易顺差为821亿美元，为当年全部产品贸易顺差的3.2倍。到2007年，上述五类产品虽然仍然有大量顺差，但是占全部产品顺差总额的比例下降到了73%，而且只有三类产品排在顺差最大的前五名了。

　　贸易结构变化最大的当属钢铁、电机电气类和汽车类产品。其中钢铁是2003年中国贸易逆差最大的产品，但却是2007年顺差最大的第九类产品；电机电气类是2003年逆差最大的第三类产品，但却是2007年顺差最大的第六类产品；汽车及零部件是2003年逆差最大的第十二类产品，但却是2007年顺差最大的第十三类产品。

　　上述变化正是近几年来国内资本密集型行业快速发展的结果。在2003年，资本密集型产品高达198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不具有比较优势。但2004年以来，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远远快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每年吸纳的就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2倍还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增长更是远远快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可见，近几年来，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正在快速地流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其结果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累积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并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比较优势。资本密集产品每年的顺差增长额都要远高于劳动密集产品。到2007年，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顺差达1937亿美元，已经非常接近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过去中国仅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格局，就在近几年之内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密集型行业已经迅速成长为中国的比较优势行业。

　　资本密集型行业从比较劣势行业变为比较优势行业虽然发生在近几年之内，但是和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是分不开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成长是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产物，代表了中国产业结构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顺差减少：升值是主因

　　用12个月滚动累计贸易顺差消除月度数据的季节波动后，发现贸易顺差的上升趋势在2008年1月以后出现了反转。我们需要判断的是，贸易顺差的反转是趋势性的，还是临时性的？

　　实际上，从12个月滚动累计顺差的同比增长率可以看出，顺差增长速度早在2005年7月就开始减少了，而且2007年2月以来，顺差增长速度几乎以等速下降。

　　顺差增速从2005年7月开始下降，显然不是偶然的。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改变了这之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快速贬值的趋势，转而开始快速升值。正是汇率的变动改变了顺差增长速度的变动方向。在随后的时间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变化趋势与顺差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一直高度吻合，只是滞后1个月~2个月。汇率变动一直在决定着贸易顺差的变动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汇率是影响贸易顺差的最主要因素。

　　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综合反映了国内外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也反映了国内外相对生产成本的变动，尤其是用工资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更是反映了国内外相对劳动成本的变化。但相对劳动成本的变化给各行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2006年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成本在增加值中约占31%，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只占15.5%，差别两倍。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纺织、鞋帽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削弱，正伴随着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制造业和外贸格局的积极变化。

　　当前顺差变化的复杂性在于，不仅有汇率变动的影响，还有外需变动的影响。但2008年2月开始的顺差反转与3年来的顺差变动趋势是一致的，是近3年来各种政策和环境变动累积效果的反映，也是国内产业和贸易格局持续变动的结果。因此，这种反转不是临时性的，而是趋势性的。

　　既然贸易顺差呈趋势性变化，就可以依据这种趋势来预计2008年全年的贸易顺差变化情况。假定外需、汇率以及国内经济状况对贸易的影响在2008年内均保持不变，并进一步假定2007年2月以来贸易顺差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在2008年内均保持不变，则可以依据这一趋势预计，2008年的贸易顺差将为2120亿美元，将比2007年下降19.2%。

　　顺差减少的影响：

　　不要被净出口的贡献误导

　　由于近两年来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3个百分点左右，有种担心认为如果贸易顺差出现负增长，则中国的GDP增长率至少将下降3个百分点，即GDP增长率将立即下降到8%，甚至8%以下。其实，这种担心并不完全正确。

　　国际数据和中国的历史数据都表明，GDP变动与贸易顺差的贡献总体上呈反向关系。不过中国的顺差减少没有这么简单，中国的顺差减少综合反映了汇率、外需以及国内需求的变化。因此要分析贸易顺差减少对GDP的影响，需要综合考察出口、进口、内需的变化情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按照前述估计贸易顺差的方法可以预计：2008年出口总额将增长19.1%，增长率回落6.6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将增长30.0%，增长率上升9.2个百分点。这一趋势的特别之处在于，出口增长下降的同时，进口增速却大幅度提高。如果中国仅面临外需冲击，则出口下降的同时一定伴随着进口下降。进口增速不降反升意味着进口还可能受到汇率、原材料涨价以及内需变动的影响。

　　据以前的估计，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中国的出口每下降1个百分点，GDP将下降0.6个百分点。故出口增长率回落6.6个百分点，将导致GDP下降4.0个百分点。同时，1个百分点的出口下降将导致0.8个百分点的进口下降。然而，2008年进口增长率不但没有下降5.3个百分点，反而上升了9.2个百分点。

　　假设2008年人民币升值10%，并扣除原油、成品油和铁矿石的涨价因素，2008年的进口增长反映了GDP中有2.2个百分点的额外内需增长。故综合起来看，2008年的GDP增长率将下降1.8个百分点，2008年的GDP增长率将为9.6%。

　　可见，净出口的增长贡献为负并没有引起GDP增长率下降3个多百分点。这种情况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体现出来。上半年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1.6%，意味着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但是上半年的GDP增长率仍然高达10.4%，并没有大幅度下降。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顺差减少对GDP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出口行业所受到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比较大的，其中尤以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为大。这些行业会出现企业经营困难、破产、就业增长下降以及结构性的失业。

　　如何对待顺差的减少

　　对待顺差的减少，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顺差减少会不会引起总需求的过度收缩，从而需要将宏观政策的方向从紧缩改为扩张？二是要不要停止人民币升值以避免顺差的减少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前面的分析指出，顺差减少确实会引起总需求收缩，但是9.6%的预测GDP增长率仍然处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附近，一旦实行扩张性政策，则总需求过剩的问题立即会重新出现。尤其是，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仍然需要维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才能使通货膨胀率逐渐回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既然GDP将回到潜在产出水平，那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引起总需求过度收缩，从而将GDP增长率降到潜在增长率以下。从需求管理的角度来看，如果要将已经上升的通胀率降下来，只有将实际增长率降到潜在产出水平以下才行。所以，GDP增长率的下降是控制通胀的代价，也是前期GDP过度增长的代价。

　　当然，仍然可以依靠财政政策来尽量降低控制通货膨胀的代价。这里的财政政策并不是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或者政府投资政策，因为这会增加总需求，会抵消货币紧缩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我们强调的是通过税收或者补贴政策来增加供给的政策，这可以激励企业增加供给，提高潜在产出水平，从而可以用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程度的总需求紧缩来实现通货膨胀率的下降。

　　另外，在汇率没有完全市场化以前，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平衡应该作为宏观政策的目标之一。在当前条件下，中国不仅不应该停止升值以避免顺差的减少，而且应该继续保持升值步伐，继续降低贸易顺差，为尽快实现汇率完全市场化创造条件。一旦汇率改革基本完成，就可以相机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那时，中国就不必过于关注贸易平衡和经常账户平衡了，而可以利用跨期资源配置来实现国民福利的最大化。

　　但是，如何处理货币紧缩过程和汇率升值过程中的失业问题呢？货币紧缩产生的失业是总量性和周期性的，而汇率升值则可能产生结构性的失业。前面已经指出，税收与补贴政策可以激励企业增加供给，避免总需求的过度收缩，从而尽量减少总量性和周期性的失业。结构性失业则是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必然代价。不过也可以通过财税政策来尽量缓解其影响，一方面可以降低或取消出口关税，提高出口退税率来缓解汇率升值的影响，避免过度冲击，另一方面可对这部分结构性失业予以适当的失业补助，并增加劳动力市场服务。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