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丰、林凌回忆首钢承包

　　田毅

　　有一种笼统的说法, 认为中国改革一开始就采取了先易后难的策略, 绕开国有部门, 选择非国有部门特别是农村作为突破口。但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就在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后来以减税、让利、扩权为核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在全国展开，开启了新时代中国企业的体制改革之路。

　　1977年11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提交了涉及“工业管理体制”的两份报告。1978年6月30日，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汇报后说：“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些好经验值得借鉴。”几个月后，李先念同志表示：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计划体制和财政收入是当时国家管理企业的两大“抓手”。计划经济下，企业运行僵化，供需严重脱节，效率下降，政府则不得不以数倍的投资换取企业回报，加剧了财政困难。改革势在必行。

　　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也许未必是三十年企业变革中最关键的时刻，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缺口。

　　刘兆丰同志和林凌同志都是四川企业扩权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前者时任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省物价委员会主任，后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几年后，林凌与经济学家蒋一苇先生调研后提出的首钢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方案最终被国务院采纳。

　　2008年7月4日下午，成都，林老带着本报记者去看望刘老，两位老人把手相聚，共叙当年。

　　“解放生产力”从哪里开始？

　　《第一财经日报》：1978年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之前，企业和计委是什么关系呢？

　　刘兆丰：那时是计划经济，都搞计划，经济搞得很死。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之前，企业和计委关系十分紧密，计委主要批项目，还下达任务。那时计委管得很宽，人、财、物，包括大学生分配等都由计委管。那时的计委可以说是省委和省政府管理经济的“大办公室”，省计委主任由省委书记兼任，我们几个具体办事的都是副主任。

　　《第一财经日报》：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几乎是“自下而上”的试点呢？

　　林凌：上世纪70年代末，四川经过“文革”，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要走出当时的经济危机，在农村必须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民的束缚，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在城市，必须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的束缚，解放和发展企业的生产力。当时经济管理体制主要就沿袭50年代从苏联学来的模式。企业只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要由国家安排。任务由国家下达，产品由国家包销，设备材料由国家调拨，人员由国家调配，利润全部上缴，亏损由国家承担。这样就把企业变成了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物。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有过4次比较大的管理体制改革，但主要是在“条条”或“块块”上做文章，对企业来说不过是换个“婆婆”而已，经济建设任务的直接承担者??企业??的“小媳妇”地位没改变，被管理体制束缚住了。

　　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时，有人主张改革应有一个全面规划，然后自上而下推动，才能避免发生混乱。而我们认为，改革的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生产力在哪里呢？在企业。因此，改革要自下而上从解放和发展企业生产力开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键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而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就要政府部门放权，解开捆绑在企业身上的绳索。所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必须国家和企业两个轮子一起转。

　　《第一财经日报》：扩权试点是怎样开始的，这个要扩大的“权”集中在哪些方面？

　　林凌：1978年，四川省领导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方向，即组织党委和政府各个部门研究制订试点方案，我们这些研究部门的同志也参加了进来，收集国外资料，到企业调查研究，参与方案起草。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于8、9月份拟出了企业扩权试点方案。10月，选择重庆钢铁公司、宁江机床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四川第一纺织印染厂等六个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开始进行改革试点。

　　扩权的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一、在国家计划之外，可以根据国家和市场的需要，自主安排企业生产，而不必经过国家批准；二、在国家物资部门、商业部门统购、统配、选购等渠道之外，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销售自己的产品，采购自己需要的物资，包括同有关单位直接按供需合同供货，向零售商店、批发商店直接批发，自己设店销售等；三、有权根据国家规定，从实现的利润中提取不同比例的利润留成，归企业全权支配；四、在国家价格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按照优质优价原则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降低或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五、企业可以运用企业的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和利润留成等，自主进行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六、在国家规定的劳动指标范围内，可以按择优录取原则自行招工；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和企业基金使用原则范围内，可以自主决定企业的奖励办法等。

　　这种做法仅实行三个月，就收到显著的效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方针，坚定了四川省把扩大企业自主权搞下去的决心和信心。1979年2月，四川省制定了《关于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把试点单位扩大到100个。

　　《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呢？

　　刘兆丰：以前把企业捆绑起来，扩大自主权就是松绑，就是解放生产力。它的核心我认为是让价值规律发挥作用，让价格发挥作用，让企业保留些自主利益。

　　当时，有次我和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漠一道回成都，他很重视价格理论的研究，也与当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是老朋友，经他向谭启龙建议，我们省物价委员会成立了物价研究所，后来这种制度逐步推向了全国，之后还在广东、辽宁等省开了很多次价格讨论会。当时价格问题非常重要，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宁江机床厂的广告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很轰动的是宁江机床厂最早在《人民日报》上登了广告。

　　林凌：四川宁江机床厂的例子很典型。1979年宁江机床厂计划生产机床等314台，物资部门分配时只有50%的产品有销路，其余找不到需要单位，通知该厂削减指标。6月25日，该厂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的广告，结果客户盈门，签订的合同超过计划3倍。这还使国内同类厂家受到巨大压力，迫使上海、辽宁、杭州、西安等地厂家不得不降价。

　　试点前我去宁江机床厂调研，生产计划都是成都市政府机械工业局下达的，原料是机械局供应的，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交给物资局销售的。试点后我再去，企业已经开始和机械工业局就超额生产的产品销售问题讨价还价了。

　　《第一财经日报》：不过按传统理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润全部归国家是天经地义的。

　　林凌：实现利润、上缴利润是国家为企业下达的主要指标。因为企业是全民所有的，所以利润要全部上缴国家（财政）。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企业超额完成了国家的上缴利润指标，是不是可以把超额部分提留一定比例给企业呢？我们认为是可以的，财政部门则认为是不应该的，这就引起了争论。

　　1979年7月9日至1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全国工交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主持会议，这个会上企业代表、四川和云南省代表与财政部代表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争论的焦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会不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时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田纪云在会上介绍的四川经验。四川全省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7%，而84个试点工厂的利润同期增长却是26%，高于全省水平。田纪云说：“水涨船高，发大财的还是国家嘛！”

　　怎样把生产资料变成商品

　　《第一财经日报》：生产资料能否买卖是当时又一大焦点，四川是怎么突破的呢？

　　林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因为企业都是公有制，在公有制之间进行交换当然不是商品买卖，只能是产品划拨。怎样把生产资料变成商品呢？四川省在改革试点中开了一次机电产品展销会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机电产品是生产资料，过去是由物资部门统购包销的。1979年，为了推销产品，省物资部门在温江召开了一次机电产品展销会，请了100多家生产厂家和用户参加。会上有三种氧气瓶摆在用户面前，一种是上海生产的，质量好，价格低；一种是天津生产的，质量不错，价格高于上海；一种是成都生产的，质量差些，价格高。用户都去选择上海的，成都的产品没人买。生产厂家着急了，就把价格降到天津的水平，才卖出了几个。这里买家和卖家都没有问谁是什么所有制，也不顾价格不能动的限制，居然形成质量竞争、价格竞争了。在买刨床的摊位上，除价格外还出现了“三包（包修、包换、包退）”、“四包（另外包安装调试）”等售后服务方面的竞争。生产资料在展销会上成了商品，就用不着再作深奥而无结果的理论讨论了。其实理论也简单，只要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有自主权，有市场，有竞争，生产资料是商品的理论问题也就解决了，它与企业是什么所有制毫无关系，因为商品在交换中是不问这些的。

　　在试点之前的经济调整中，发生了一部分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状况，生产资料生产企业普遍也要求自销产品，物资部门也不再愿意盲目收购物资，担心造成更大的积压。这样就加速了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和物资体制改革，也促进了消费方的“无情”选择。于是，一些生产资料进入了流通领域，变成了可以挑选，价格可以按规定浮动，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物资部门独家经营、统一调拨的流通形式就被打破了，企业自产自销或委托销售出现了。

　　刘兆丰：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资料是由计划部门统一安排的，当然不能自由买卖，也就不能被看作商品，而生产资料又是生产的主要要素，这样下来，对企业捆得太死了，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对企业扩权松绑后，生产资料也变成商品了，当然也可以自由买卖了。

　　一块石子投入池塘

　　《第一财经日报》：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直接促进了哪些方面的体制改革呢？

　　林凌：事实上，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对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理论和当时的物资体制带来了很大冲击。政府部门放权有时不是一个省能决定的，还必须考虑到全国。有次省里开会研究应当给企业生产资料采购权和产品销售权，会议还没开完，省物资部门领导就出去打电话给中央有关物资部门，说四川要下放物资采购权给企业了，我们怎么办？

　　企业扩权试点，如同一块石子投入池塘，水波以石头投入的地方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展开去，经济管理体制的各个方面毫无例外地都会受到冲击，这就迫使各部门不得不围绕这一中心进行体制改革。

　　受冲击最大的企业的主管部门，如冶金局、机械局、化工局、煤炭局、电力局、轻工局、纺织局、二轻局、森工局、交通局、邮电局都被迫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把经营权放给企业。计划、经济、财政、物资、商业、劳动、人事等宏观管理部门，也不得不把一部分计划权、生产权、利润分配权、采购权、销售权、价格权、招工权、用人权等下放给企业。与此同时还引发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机构的调整。

　　扩大企业自主权，必然要扩大企业财权，这就要改革财政体制。当时地方财政虽然有“定收定支、收支包干、节余留用”之类的规定，但主要收支仍由中央统筹，地方机动余地很小。这种体制是造成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大家一起吃大锅饭的重要根源。四川围绕着扩大企业自主权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主要是三方面：一是企业利润由全部上交改为利润留成。留成部分分别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职工福利和个人奖励；二是实行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体制，由统收统支改为“划分收支范围，分级包干”，由“一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1980年开始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三是省对中央实行财政包干后，省对市（地）、县不再实行层层下包，而是根据不同情况按不同比例，实行财政收入增长分成。这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所引发的最大的一场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您们当时支持企业扩权改革吗？

　　刘兆丰：我们当时是很支持的。因为计划经济的路按多年经验走不通。那时我们天府之国，特别是1960年前后很惨，还饿死人啊。后来一些边远地方搞了点包产到户，当时叫“单干”，农民积极性很高，但后来不让了。“文革”后，四川还要吃从东北调来的外销粮，运费都超过粮价，我亲眼目睹有的外调的粮袋子里还装着“送给四川的懒人吃”的小字条。其实四川农民并不懒，那是我们的工作搞得不好。为什么四川和安徽改革开放最早包产到户呢？也和以前这些惨痛的经历有关。

　　扩大企业自主权后，我们计划部门也免掉了许多繁琐工作。

　　《第一财经日报》：扩权试点的效果怎么样？

　　林凌：前面谈到过，1978年扩权试点前，由于经济调整，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许多都比1977年减少了，有些企业出现产品积压，卖不出去。在企业扩权后，由于实行了敞开订货，主动出去“找米下锅”，推销产品，不但弥补了国家计划任务不足，有些企业还从“吃不饱”变成了“吃不了”。

　　1979年与1978年相比，100个试点企业中的84个地方工业企业，总产值增长15%，利润增长33%，上缴利润增长24%，全部高于非试点企业。

　　有些企业也已经觉悟到企业内部改革的重要。有的建立了两套参谋班子：一是调查和掌握市场情况的经济班子，一是研究和采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的技术班子。这些在之前是很少有的。企业现在可以拿着留下的钱去进行技术改造。重庆针织二厂是生产袜子的老企业，过去用的都是上世纪30年代的素色织袜机，产品很不对路，没有钱更新设备。扩权后，他们用利润留成买了75台三色织袜机取代了素色机，生产出大批花色多、档次高的好袜子，企业净增盈利57万多元。试点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刘兆丰：后来的一系列企业改革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我们更要重视市场经济规律，主要应靠“无形的手”起作用。

　　首钢承包

　　《第一财经日报》：在首钢实行承包制中，最初的方案是您和经济学家蒋一苇一起提出的，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林凌：1982年初，有位大学老师给国务院总理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大型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资金有机构成高，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物的要素起着主导作用，人的因素已降到次要地位，因此，这类企业不应搞扩大自主权。小企业人的因素为主，可以搞扩大自主权。时任总理把这封信交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讨论。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意见。我和经济学家蒋一苇同志研究到首钢去试点，用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和工作组的同志在首钢工作了40天，和首钢的同志一起，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了份内部报告，题目是《关于在首钢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的建议》，此建议最终被国务院采纳并在首钢和全国一些企业推广。

　　首钢的承包制方案是围绕着上缴利润和递增包干两个要素制定的。上缴利润是1982年的绝对数，递增数是一个比率，5%，这两个数都是不变的。具体来说。就是以1982年首钢上缴的利润为基数，以后每年上缴增长5%，15年不变。经过测算，这个方案是一个能够很好地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很有利于国有大企业发展的方案。后来经过国家经委、冶金部、财政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讨论，把递增比率改为7.2%。并把试点扩大到二汽等7个大企业。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后来首钢那样的承包制试点并没有扩大，而更多的企业则进行了第二步利改税，其中有什么原因呢？

　　林凌：1984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在通过首钢经验问题时发生了争论。一些同志提出企业留利到底是什么性质，还有人算了账，按照这样的递增包干比例，12年后首钢就会把国有制变成企业所有制，把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改变了。我们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后来会议决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首钢等7户企业继续试点。

　　1987年全国各地都对8年多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大家深刻地认识到，改革的内容千条万条，增强企业活力，建立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使国有企业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第一条。而实行承包制是实现这一要求的好形式。于是，一经国务院提倡，这个曾一度受到冷落的企业经营方式又兴盛起来。半年多的时间，成批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签订了承包合同，声势之大，前所未有。与此同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经营方式也得到推广。但承包制的缺陷也相继暴露出来，如不提折旧，该大修不大修，把存量资产当利润上缴，吃老本等。针对这种情况，全国又逐步把企业改革从经营方式改革转向财产组织形式改革，产权改革、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在《求是》杂志发表，题目叫《从承包制到股份制》，代表了那一时期企业改革的潮流。后来我和蒋一苇同志拜访了首钢周冠五经理，建议首钢改行股份制，他不同意，一直把承包制坚持到15年到期的日子。首钢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从一个企业来说是成功的。到1994年，首钢的钢产量由145万吨提高到823万吨，增长4.68倍；用企业留利形成的固定资产总额为116.57亿元，年平均递增18.1%，全部成为国有资产。与此同时，还上缴国家税利336亿元。

　　（实习记者杨勇对本文亦有贡献）

　　林凌

　　● 1926年生，山西平定人

　　● 194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工作；解放时接管首钢，任工会副主任

　　● 1950年，调重庆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工作。1954年，调重庆钢铁公司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转炉厂党委书记。1959年，调中共四川省委工作，1962年调中共中央西南局公交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

　　● 1972年调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任处长，1978年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1983年任国家体改委兼职委员

　　● 现任四川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

　　● 曾两度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刘兆丰

　　● 1917年生，四川秀山县人（现属重庆市）

　　● 1935年，响应“12?9”学生爱国运动在重庆参加学生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中央大学，后任全校总支书记。皖南事变后奉命离开中大，重新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继续搞学生运动。后被派去川东南建立革命根据地，国共和谈破裂后被捕入狱，后被营救出狱

　　● 1948年，任中共川东特委召集人，迎接重庆市和大西南解放

　　● 解放后长期从事经济计划工作，曾任重庆市财经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重庆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省物价委员会主任、四川省人大第六届常务委员会驻会常委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