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油价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

　　　以风云突变、山雨欲来形容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应是很恰当的。美国次贷危机加深和石油、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使全球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加剧是最大的隐忧。

　　将近十年，特别是最近五年，世界性的基础产品价格全面持续的快速上升。

以1998年为基期来看，世界基础产品价格到2003年五年内增长约36％，四年半后的2008年5月又增长了213％，其中石油占加权比重为53.6%，前五年增长了121%，后四年半又增长了325%。

　　世界性的基础产品价格全面持续的快速上升，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经济的承受能力，经济增长下滑与两位数通货膨胀开始成为全球现象。

　　从对我国的影响来讲，石油及大宗原材料价格上升正在客观上成为我国通货膨胀上升的推动力，我们着重需要认识的，是石油冲击和我国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

　　油价上升有实在的供需基础

　　有关基础产品价格上升的原因恐怕是当今世界最富争议性的题目。OPEC面对美国的指责，明确提出石油消费不合理与石油投机是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关于美元贬值与美国利率持续走低，造成国际热钱在地域和投资领域中非正常流动也是引人注目的话题。概括说来，有关争论可以分为：名义冲击论或是实际冲击论；也可以分为：中长期论与长期论。

　　IMF应称得上是中短期综合性因素论的代表。在2008年4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IMF指出此轮几种基础产品价格同时上涨原因在于，一是供给增长缓慢；二是需求持续稳定上升；三是生物能源的发展；四是包括美元贬值与美国利率长期偏低刺激投机因素等。

　　IMF报告中测算了美元实际汇率贬值对石油价格的影响，约为美元每贬值1%，引起石油价格在一年内上升0.48%，两年内上升1.08%，随着时间推移，五年累积可引起石油价格上升1.58％。在1994年开始的强势美元周期里，美元相对于主要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曾经分别升值了约三成。自2001年以来，美元的名义和实际贬值率分别达到了三成半和四成，名义汇率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实际汇率则回落到了90年代中期的水平。据此估算，美元实际汇率贬值会引起石油价格上升30%~60%，对石油价格累积上升的贡献率超过15％。虽然很难估计流动性过剩与投机性因素对石油价格上升的确切影响，考虑到美元贬值与石油价格上升间的关系已经包含部分货币因素，有理由认为包括了美元贬值在内的名义货币因素对石油价格持续上升的影响约为1/3，抑或是更高些。由此可以证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实实在在的物质性因素，而不是名义货币因素，是造成此轮石油与大宗原材料价格广泛持续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

　　超级周期论（Supper cycles）是关于石油价格上升长期分析方法。所谓超级周期，是指受主要经济体持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影响，基础原材料价格出现持续十年以上的大幅上升。在周期波峰与波谷中，基础原材料价格指数会出现偏离平均趋势20%~40%的涨落。

　　有关研究表明，工业化以来已经出现了三次典型的超级周期冲击，1891~1919年周期主要是美国经济崛起的反映，1937~1952年的周期决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的复兴，而1965～1981年第三次周期则突出了反映了日本和德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崛起。自1998年开始的新一轮的石油与大宗基础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升可能是第四次超级周期的到来，其中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是，自1981年以来全球石油消费年增长率约为1.4%，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工业化与城市进展最快，占全球人口比重最大的亚太地区的石油消费增长率达到了3.6%。1981年亚太地区占全球的石油消费量为17%，2007年已经上升至30％，占同期全球石油消费净增长量的60%。

　　事实上，有关石油生产顶峰论的研究为超级周期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解，尽管相当多的石油技术经济学者和经济学家不认同至2030年世界低价石油产量将达到顶峰的观点，但普遍认可，人类正在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消耗石油储量，因为在过去三十年里，全球石油消费量的增长已经超过了探明石油储量的增长。

　　综合来看，石油价格大幅上升是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发展中问题，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国际投机资本的投机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夹杂了美国为摆脱本国危机任由本币贬值的不负责的大国行为，但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首先是要清楚醒地认识到目前石油及大宗原材料价格上升产生累积冲击的持续性。要看到20多亿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不仅是支持了全球经济增长，而且造成了世界石油与大宗原材料需求的持续增长。只要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过程仍在继续，世界石油与大宗产品的消费量就难以绝对下降。

　　若如此，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石油与大宗原材料价格暴涨后迅速跌落到原点经验结论会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依据国际能源组织2007年的预测，2005~2030年世界一次能源需求量会以年1.8%的速度增长，至2030年的一次能源总需求上升55%，其中原油需求量上升37%。

　　其次是要清楚地看到我们面对一个不能仅仅简单化紧缩货币量或是流动性来解决的实际经济冲击。一个虽简单却不够严谨的数量描述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每桶原油价格先是从1970年以前的3.5美元上升到1977年的约15美元，1980年3月的每桶原油最高价格接近40美元。1986年1月~1998年12月每桶平均的石油价格稳定在了19美元。从目前情况看，如果说全球协调一致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没有多少经济学家敢于预测五年后的石油价格会回落50%，或是回到60美元水平。进一步说，即使石油价格回落到了60美元也仍将是1998年价格水平的三倍，对全球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形成的累积冲击将是持续和巨大的。

　　石油价格冲击宏观经济

　　美国学者Rotemberg在1996年的研究证实，石油价格上升1%的5~7季度后美国产出会下降0.25%。IMF则在2000年指出，石油价格每上升3美元，全球产出会下降0.3%。

　　在石油及大宗原材料涨价对价格冲击的传导机制方面，理论与实证检验证明，外部价格冲击首先会因价格构成直接引起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上升，接下来会直接引起增加名义工资的要求，企业成本因此上升，形成提高销售价格转移涨价成本与工资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螺旋，而随后资产价格下降、失业，特别是结构性失业增加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社会现象，总供给与总需求持续收缩引起经济衰退。在此过程中，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及资产价格缩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高通货膨胀并存，使得经济滞胀成为突出时代标志。

　　在政策方面，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曾在1997年研究证明，面对外生的石油冲击，货币政策的正确与否及是否连续一贯，对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程度有显著影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单纯的货币数量型的通货膨胀不同的是，石油与大宗原材料价格冲击最直接的要求是，需要进行基础商品与制成品和服务之间比价的调整。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能力表现为资源再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广泛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去降低国民经济生产与消费方式对石油及大宗原材料的依赖。

　　很显然，资本与劳动力的再配置要在较长期内才能够完成，因此在短期内，有关改善总供给政策效果的发挥就会显得缓不失急，稳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总需求政策会成为热点。毫无疑义，这是一种正确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时刻记住的是，只有总供给方向的效率改进才可能最终使国民经济消化石油冲击的负效应。

　　微观机制改革应对石油冲击

　　石油冲击对经济负面冲击减弱，可以类似为税收增加后企业行为反应的结果。石油冲击相当于突然开征高额资源税，如果制成品与服务领域企业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全社会价格水平随之上升，而如果企业不转嫁或是少转嫁增税负担，则石油价格冲击的负面影响减弱。而制成品和服务领域企业能够不转嫁或少转嫁负担，不决定于政府的价格管制，因为短期内政府价格管制可以发挥缓冲价格冲击的作用，从长期看则是无效的，显然真正的原因在于企业是否能够消化生产成本上升因素。

　　以实际工资、进口原材料价格和企业成本加成，以及企业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了企业生产成本。可以看到，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时，如果实际工资和企业加成是刚性的，只有生产率提高快于进口原材料价格增长，生产成本才能不上升。很直观的结论是，企业生产率不大可能出现突然的爆发性上升，防止比价调整型的通货膨胀的有效办法，就是消除任何形式的价格刚性，石油及大宗原材料价格上升时，实际工资与企业成本加成要能够灵活向下调整。

　　事实上，1984年以来发达国家广泛而深刻的福利制度、劳动力市场及放松政府管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工资刚性及依靠行政与自然垄断形成成本加价体系。

　　有关美国交通管制放开的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卡车运输是美国交通运输业的主体，占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耗的70%以上，占美国全部能源消耗的50%左右。1973~1991年美国全部运输车辆每加仑油耗的英里数提高了42%，对美国石油消费占GDP比例下降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统计分析表明，1980年放开政府管制前，美国卡车运输业依靠垄断维持低效率与高价格的经营模式，跨州运输的回程空驶率为38％，州内运输的回程空驶率为71％，但企业平均成本加成率达到了37.1%。放开管制后的三年，运输价格下降了15%~20%，到1985年再下降了25%~35%，1988年失去了垄断定价地位的卡车运输企业平均成本加成率已经下降到了1.9%。

　　美国卡车运输业的微观案例，是总供给方向改革的微观案例，而这是降低石油及大宗原材料消耗占GDP比例方面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

　　对中国应对石油冲击的启示

　　2008年中国面对的形势与十年前相比要复杂得多。亚洲金融危机是比较单一的总需求紧缩型的短期外部冲击，坚定不移地扩大国内需求是比较简明的宏观政策选择；当前我国既面对石油价格的总供给冲击，也面对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总需求冲击。通货膨胀在前，经济衰退在后，宏观政策选择多有掣肘，更为突出的是，相对于亚洲金融危机，此轮石油与大宗原材料价格冲击已经显示出了更大的冲击性和更长的持久性。

　　此次石油及商品价格冲击不仅是货币现象，具有客观实在的物质基础，要求进行石油及大宗原材料价格与制成品与服务比价的调整，这是我国经济中长期经济增长面对真正挑战。

　　我们要做好以新一轮改革开放政策化解冲击的政策准备，要力争在三到五年内以适度放缓经济增长为代价，完成逐步理顺价格体系、初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其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并努力消除行政垄断是改革的关键任务。

　　也就是说，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是弱化石油冲击的治本之策，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必需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握合适的节奏。在面对剧烈冲击和完成向市场定价体系转换的过程中，价格管制具有减缓冲击，防止物价轮番上涨的作用的效果，但关键在于有明晰的理顺价格体系目标与可稳步持续地实现转换方案。

　　应当明确，理顺价格体系并不简单是放开价格，在企业边际成本上升水平快于边际生产率提高时，市场竞争不充分一定会产生工资与物价的螺旋，因此理顺价格体系的前提是以加强市场主体竞争性为标志进行新一轮市场化改革。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率适度下降是短期需要，也是中长期需要。我国经济增长率下滑可能并不是“狼来了”，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还是10%决定于生产效率与结构效率，技术不变与结构不变的高增长将使我国长期面对石油与大宗原材料价格冲击。需要强调的是，相对于宽松的总需求环境，一个紧缩经济会对企业加快完成结构调整形成更大的压力。

　　我们需要密切观察我国生产率变化的趋势。改革开放三十年，支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核心原因是生产率的上升，但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未来我国三个主要的生产率提高因素都有放缓的可能：一是广泛的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我国经济运行制度性效率提升的潜力在弱化；二是经济全球化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潜力在下降；三是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潜力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释放。新兴的快速成长的产业集群仍不清晰。

　　在应对经济下滑和通胀压力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信誉至关重要。飘忽不定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将使社会失去稳定的预期。经济调整必须付出代价，而中央银行的信誉是减少代价的关键。

　　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是我们所需要的健康性指标，失业增加需要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弥补。明确并坚持合理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搭配是重要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