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项目带动，才有洋浦大化工基地”

　　那些日子，曾经闪亮的令人无法审视。不过对于江上舟来说，已经成为过去。

　　只身入海南，却再也无法轻身而去。他甚至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来面对洋浦。他说，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的这个职位，是在他打算调离海南时才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很偶然”。

　　但对于海南特区而言，洋浦的出现却是一个必然。

　　1987年，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而洋浦，作为当时国家批准的最大的一个由外商成片开发的外向型工业区，几乎与建设海南经济大特区同时被提到桌面上来。

　　在所有关于大特区的新闻中，洋浦无疑是最大的新闻之一：由一家国外大财团进行大面积的承包，进行基础设施的系统开发，再由外商去招商引资，建设开发，取得综合补偿，这便是当时洋浦开发区的基本内涵。

　　得天独厚的天时和地利，以及“特区中的特区”这样的政策背景，使得洋浦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启示意味。但，也有诸多争议。

　　直至1992年3月，国务院批准《洋浦开发区意向书》，并规定，洋浦开发区将建成为以技术先进工业为主导，第三产业相应发展的外向型工业区，着力发展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加工工业。至此，从提出到正式批准，洋浦的开发被整整推迟了五年。又过了一年半，直到1993年9月，洋浦才正式“封关”??作为一个承担改革使命的开发区，洋浦的开端就不平静。

　　江上舟，就是在争论中进入了海南，乃至洋浦。1987年底到1988年初，海南筹备建省办经济特区期间，筹备组负责人许士杰和梁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组制定战略规划，江上舟是成员之一。在专家组完成著名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后，他选择了留下。

　　之后，他成为三亚市副市长，主导这个城市的第一次土地使用权拍卖。但一直到1993年初，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会和洋浦发生关系。他回忆说，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调离海南”。

　　当他把自己这个想法告诉新上任的省委书记阮崇武时，阮崇武告诉他，来海南前，中央嘱咐了他一件事：一定要把洋浦搞成功，“现在，就想让你去干这件事!”

　　江上舟回忆这个场景时说，“我当时就对自己说，不把洋浦搞出头，我不走！”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直到他离开时，洋浦都没有达到他所理解的理想状态。在江上舟的规划中，洋浦应该坚持中央给予的定位，成为一个由大项目带动的南中国最大的重化工基地。

　　2008年7月26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大酒店，刚下飞机的江上舟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回忆洋浦那些年，江上舟说，“（公平而言），洋浦的发展没有达到中央对其的预期”。

　　“洋浦在海南地位相当重要“

　　《21世纪》：在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时候，外来的干部不少，但像您这样的博士并不多见。

　　江上舟：我是福建人，曾经在德语区留学过。回国之后在当时的国家经委工作。中央筹备海南建省时，我参与了对海南经济发展规划。这个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

　　之所以留在海南，第一个原因是海南这个地方比较需要专业型的官员，筹备组的领导也跟我谈过。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规划工作完成后，国家经委已经撤销了，我回到北京工作的话，也需要重新选择新部门。所以最终就留在了海南。一直待到1997年3月份。

　　当时，我是被分配到了三亚，先是做市长助理。后来做三亚市副市长。

　　《21世纪》：在1993年之前，您一直都在三亚。当时洋浦开发区是什么情况？

　　江上舟：我在三亚的时候，主持了三亚第一次土地使用权拍卖会，这个拍卖相当成功。“要土地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就是我的发明。

　　洋浦风波实际上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的路线问题）其实在思路和战略层面已经不存在太大争议。但是对于洋浦来说，已经有将近五年的时间白白浪费了。

　　1993年1月份，阮崇武调来海南主政。第一件事情就是抓洋浦开发区的开发。当时我主动去找阮崇武，提出要调回内地。因为我和他都曾经在德语区留过学，所以比较好沟通。

　　阮崇武说，你不能走，要派去洋浦。他还告诉我，他来海南上任时，中央明确要求他，“一定要搞好洋浦”。后来我才知道，中央当时有一个小组来负责这个事情，就是尽快排除洋浦的争议，把这个开发区做好，时任副总理朱?基负责这个事情。

　　《21世纪》：这实际上回到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洋浦这么重要？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

　　江上舟：洋浦在海南地位相当重要。它是中外专家一致公认的海南最合适进行大规模工业开发的区域。在地理上，洋浦拥有一个天然的深水港，近岸就是15米的深度，而且洋浦在土壤和地理条件上不合适农业开发，这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人口不是很密集，进行大规模工业开发的话，土地回收和居民搬迁工作都相对容易。

　　而且，洋浦港十几公里外就是一个蓄水量巨大的水库。这就能解决工业用水的问题。它位于季风的上风口，工业产生的废气等污染都吹向了海面，对海南岛产生的污染最小。

　　严格来说，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重化工业基地是正面因素最多、负面影响最小的选择。

　　《21世纪》：但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争议，海南是不是要发展重工业？

　　江上舟：海南特区跟其他任何一个特区都不一样。深圳、汕头等地方都有比较强的依托，比如海外侨胞、产业转移等方面的资源，而海南没有。当时海南几乎没有大工业，这就意味着它没有自己的产业链条和经济腹地，如果没有一个大型项目的出现，特区的优惠政策和体制优势都体现不出来。

　　中央在给洋浦的定位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洋浦一定要做一个以技术先进工业为主导的外向型工业区。我认为这个决策是绝对正确的。

　　1993年3月，我正式到洋浦开发区工作，就是想在大工业上做点成绩。

　　“我在洋浦谈的是开发权出让”

　　《21世纪》：但是当时洋浦基本上什么都没有，除了政策。

　　江上舟：所以我去上任时，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先把组织架构搭起来。1993年3月，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和洋浦土地开发公司成立，作为海南省政府的派出机构，洋浦管理局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帮助外商搞开发。

　　当时洋浦风波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外商（熊谷组，记者注）也有比较大的压力，很多人说这个企业是日资背景，实际上当时它已经是港资企业，而且在签署土地开发权合同的时候，还有几家中资银行参加，所以这个企业的身份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候他们已经有资金进来了。到1995年的时候，他们总共在洋浦投资40多亿，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投资。

　　《21世纪》：当时管理局主要做什么工作？

　　江上舟：在跟外商谈合作的时候，我们是谈的开发权出让。所以开发区管理局只剩下了行政管理权。当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安置好农民，因为搞开发涉及征地和搬迁问题，其次是为外商服务，帮助他们尽快的开发和招商引资。

　　我当时的目的是，要尽快的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管理机构，为开发商提供发展机遇。

　　《21世纪》：如何招商引资，管理局不管？

　　江上舟：开发权已经出让了，招商引资这一块是开发商的责任，管理局只是提供一个行政管理上的便利，这是“大社会，小政府”的一个思路。

　　《21世纪》：土地开发权出让和土地使用权出让是两个概念。

　　江上舟：这是一个特例。

　　到现在为止，国内的开发区中提出土地开发权出让的只有洋浦开发区和苏州开发区两个。一般谈开发都是土地使用权出让。我的理解是，一旦谈及土地开发权出让，就意味着政府要赋予某种垄断的权力给开发企业，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政府只负责提供服务。而使用权的出让在目前是主流，政府能够对开发商施加影响。

　　当然现在看来，当时洋浦的开发商对土地开发权这个事情准备不足。第一个，涉及的土地范围太大；第二，开发商的招商引资工作准备不充分，管理水平和人员储备上也有问题。

　　但有一点，开发商也意识到洋浦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工业项目，洋浦要做成南中国最大的化工基地。

　　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98年熊谷组撤出，这个目标也没有达到。他们尽力了，但是没有赚到钱。这就是结果。

　　“洋浦需要稳定和一贯的思路”

　　《21世纪》：应该来说，洋浦不缺少政策，也不缺少支持，但是最终的效果似乎没有达到预期。

　　江上舟：我在洋浦的后期，就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开发商已经竭尽全力，但是招商效果不好。后来我们管理局出面来跟省里面协调，争取一些大的项目来洋浦落户。1996年，管理局的中心工作是招商引资，尤其是引进具有带动效应的大项目更是招商引资工作的重中之重。

　　1993年左右的时候，我出面跟省里面协调，要把一个大型的化工项目放到洋浦来，当时都接近要成功了，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最后这个项目放到别的城市，

　　后来1997年又争取了一个化肥项目，也是即将成功的时候被放到了了八所（海南东方市下属的一个镇，记者注），还是没有成功。这时候我意识到，在省的这个层面，对洋浦开发区的工作存在不同思路。全省都在跟洋浦争项目，但最后都是洋浦失败。

　　应该说，洋浦开发区的发展不存在时机问题也不存在机遇问题，它最需要的是要有一个稳定和一贯的思路，能够得到贯彻。

　　《21世纪》：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江上舟：当时项目没有搞成功，有人说是因为洋浦的开发商要价太高。事实上，这个开发商也很想为洋浦争取一个大项目。他告诉我说地价甚至可以6万一亩，这已经是非常便宜的价格了，但是还是没有成功。

　　公平而言，洋浦一度走进困局，不是外商开发模式的失败，而是洋浦或者海南特区自己放弃了中央的既定方针。在规模如此之大的开发区内，如果没有一个大型项目带动，想实现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当时中央给洋浦的定位就是做一个大的化工基地，没有大项目带动怎么做？直到1997年我离开，都没有大型项目进入洋浦。

　　对于洋浦来说，（面临的形势是）优势不能发挥，但劣势不断被发现，它的发展应该说远远的低于中央对其的预期。

　　当时省里面对洋浦开发的思路似乎一直在变，没有一个一贯的标准。

　　《21世纪》：最终您还是离开了洋浦。

　　江上舟：我当时到洋浦上任时，曾经承诺过，如果没有引进大项目，我不走！在1997年的时候，开发区经过多次争取，为洋浦引进了大化肥项目，我觉得我的承诺已经兑现，所以在1997年3月大项目基本落定之后我就调动离开了。

　　但是后来，这个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项目，最终还是没有落户洋浦。

　　争取大化肥项目落在洋浦,确定洋浦产业发展方向，这对洋浦开发区特别重要。但是这件事做得不顺利,在海南内部发生了多次争议，甚至和我原来工作过的三亚争,我很爱三亚,但三亚不能搞重化工，这是常识。

　　（由采访记录整理，未经受访人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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