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在缺少对外经济交往经验、国内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形势下，设立经济特区，无疑为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其中，有两份中央下发的文件则显得十分重要：
一份是于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下称“50号文件”）。
此后的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施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作为向中央提交报告的起草人之一，福建省原省长、原国家商业部部长胡平老先生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系统回忆了当年那段厚重的历史。
设立经济特区
《第一财经日报》：你们当时为什么要起草报告给中央？当时的想法是怎样的呢？
胡平：我们的经济在“文化大革命”后，已经走到了一个困境，必须想方设法地予以摆脱，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明确指出了新的方向，即需要进行改革开放。当时，广东、福建两省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相对大些，允许全省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因为这两个省地处东南沿海，临近港澳，华侨也比较多。
众所周知，广东是第一个搞改革开放的省份，但怎么开放法，其实当时还并不清楚。而1979年中央下发的50号文件与1980年中央下发的41号文件，则明确了广东与福建两个省可以实行特殊政策。
当时我参加了这两个报告内容的起草，其实就是（提出）要求放权。
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对企业管得非常死。但改革开放后，利用外资，一亿元人民币以下供产销不要国家平衡的项目我们自己就可以批了。当时也没有土地问题，地方想要哪一块土地就要哪一块。同时在银行信贷方面，也有很大的自主性。当然，贷款的数额总指标必须要有所控制，这也是自主性和灵活性的前提。
“铺路”与“拓路”
《第一财经日报》：要搞经济特区了，当时福建有条件“特”起来吗？
胡平：实际上，福建省搞经济特区，面对的一个较大的困难就是基础设施条件差，也就是说硬件还跟不上。
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电话常常打不通。当时都是手摇机式的电话，排队排六七个小时，半夜里才能接通香港的电话。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比如还没有正规专业的美容店、基本上都是中餐而西餐很少、住宿与交通等商务服务设施也比较弱等。
我记得当时在交通环境方面，只有“一条半”的铁路：一条是从鹰潭到厦门，半条是从南平到福州。那时，也没有高速公路，从福州到厦门至少要坐6个钟头左右的汽车，弄不好还要8个钟头。
总而言之，道路不行，电话也不通，没有现代化的集装箱，飞机只有福州一个军民两用机场，一两条航线，所以我们必须先搞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当时是如何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呢？
胡平：我记得，1983年我们开始准备集装箱设备，并建设码头。
从日本租来旧的龙门吊桥，算是现代化的运输设备，又安装了程控电话。其中，福州引进日本技术设备，安装程控电话应该是全国首创，效果很好。当时有中央的领导同志去看程控电话，一拨家里就通了，声音质量也好。于是，厦门也引进了程控电话，接着泉州等市县也都接连安装了程控电话，费用则由省政府、市、个人、邮电部门等分摊。
当时地方第一个搞国际机场的就是福建??建设了厦门国际机场。当时我们向中央汇报关于在厦门建设国际机场的事，得到的答复是“要搞你们自己搞”。后来，我们通过外经贸部引进科威特政府低息贷款，加上自筹共一亿多元人民币，我们就建了厦门国际机场。
接着我们自己开始组建航空公司??厦门航空公司，这也是国内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既有了国际机场，又有了航空公司，但没有飞机怎么办？开始是用外国航空公司的3架飞机，后来发展到五六十架。至于飞行员，当时我们一方面从民航里面找，另一方面从部队里面聘。
但由于航空公司的油料和维修用备品备件，是属于民航供给的，因此，地方搞航空公司就显得很难。记得当时省里的一个老领导这样说：“我们把它交给民航算了。” 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
同时，福建省还有中国第一个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这是福建省政府收购澳门的一家银行并改名而来的，中央批准，省政府向国外发行债务，也是全国第一家。
此外，与日本的日立公司合作成立了福日公司，这是第一个中日合资企业，生产彩色电视机，14寸彩电大概1000元一台，当时很紧俏，一般买不到。日本人很重视，说这个福日公司仅仅是个试探性的风球，看中国的开放究竟怎么样。我们当时还有第一个中澳合资企业，是个毛纺加工厂，还有中国第一条中密度纤维板，引进美国的一条生产线。大约一共有十四五个全国第一吧。
但我们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毕竟很多地方都是“第一个吃螃蟹”，摸着石头过河。当时买一台电视机要交专利费8块钱，我们还背了个搞卖国主义的“恶名”。
《第一财经日报》：从哪年开始显示具有风险的？
胡平：其实一开放就是有的，只是没注意察觉。
1985年发生了三起大事，一起是对台“贸易”失控。过去海峡两岸有条界线，渔民打鱼也不能超过这条线，可是渔民可以在线的两侧对话。开放改革以后，发展到做起生意来了。台湾地区要大陆的黄花鱼，两岸渔民要交易，不可能拿美元，但人民币他们也没有，我们这方面更不可能用外币去给他换东西了。因此问题出来了：怎么交易呢？于是，台湾地区渔民拿着布袋子，袋子里装的是电子手表，台湾地区已经过剩了，大陆还没有电子手表，一条黄花鱼，换一把电子手表。一个手伸进去到布袋子里去摸，摸到几只电子手表就是几只。
当时政策上不明确，有个政策就是特区自用的商品可以免税进口，厦门特区自己用的可以免税。后来他们是照此执行的，但其他一些地区也开始搞起海上贸易。后来台湾地区的尼龙布，甚至于电视机音响设备都进来了，引起全国的关注了。福建是在海上走私交换，在无人岛屿里面，船开过去，进行交换。这个立即引起中央的不安。后来，我们制定了20多个文件，制止海上走私。制定文件，统一思想，刹住走私。
第二起是晋江假药案，也是发生在1985年。晋江有个陈埭镇，乡镇企业搞得好，这年发生了假药案，用冰糖加白木耳，牌子上打的不是健字号，而是卫字号，后来全国通报。由于经济诱导，进入了公费医疗序列里了，其实没有吃死过一个人，但有了问题省政府要承担啊，这是第二个大案。
第三起就是杜国桢案，属于诈骗案，诈骗了一个亿。
上述的三起大案所涉及的是走私、诈骗和假药，问题很严重，中央高度重视。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开放改革的风险已经出来了，全国都开始指责我们，我们自己也都“心慌慌的”，毕竟都是摸索着工作，没有任何经验可以遵循。
《第一财经日报》：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到福建并题词，对你们有什么样的意义？
胡平：开放改革走这几步后，碰到很多阻力，包括思想观念的、体制方面的，要不要再继续前进？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南方视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目的的，并且多处题词。
他在厦门的题词就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很具针对性。当时的厦门特区还很小，只有2.5平方公里，也就是厦门岛上湖里的小地方。而且，由于我们起步也比深圳要迟一年，所以也没什么好看的，就几间标准厂房而已。
项南同志和我，还有当时的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市长邹尔均，我们一起陪小平同志、王震同志做环岛游，从海上看鼓浪屿的景点，上码头后步行。鼓浪屿岛上没有汽车，老人家很健步。在海上，项南同志就开始汇报工作了，摊开地图，厦门要建自由港；当时小平同志尽管没有立即表态，但明显感觉他是听进去了。因为，他特别问我们“什么是自由港啊？”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有完全弄明白，就临时凑了几条，比如人员出入自由、货币兑换自由、货物出入自由等。
在特区管委会的会议室里，小平同志提起笔来就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句话；其实早就思考好了，所写下的话无疑就是针对当年的内部争论，并且要继续坚定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开放改革的既定方针，以及关于经济特区的既定政策。
我记得当年5月，中央就批下文件，同意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全岛110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是正确的，很可惜“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一直没有很好实现。
操刀“期货”
《第一财经日报》：你一到商业部就参加了期货市场论证小组，并开始最早地操作中国的期货。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胡平：其实搞期货在国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风向标。我一到商业部就参加了国务院期货市场的论证小组，马洪同志率头搞的，在之前一段理论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制定搞实际操作的方案。我后来派了一些专家到海外去考察，比如芝加哥、日本、加拿大等地，就是看别人怎么搞法。当时，有一个美国的专家还说“胡平在做梦”，说我们“是计划经济，还搞什么期货”等嘲讽的话。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计划首选在武汉搞，但一些原因我们最后选在郑州搞，建立郑州粮食交易市场。1990年初，我们将有关方案报到了国务院，国务院当时没有马上批。
事情的转机是，有一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到河南考察，我是随同人员，我在火车上向他汇报粮食市场，他同意了，在郑州的汇报会上，他正式表示同意在郑州先试。后来公开发表的时候不讲期货，叫粮食批发市场。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终于开张了。我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市场开张以后，另一个美国专家说，显然胡平不是在做梦。中国也可以搞期货，这无疑是开放改革政策进一步落实和加强的信号，国际上认为这是一种“郑州模式”。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搞期货市场，特别是以粮食为开端，这个跟当时粮食价格的变化有关系吗？
胡平：是引导。粮食期货市场形成一个价格信号，就是我们明年什么时候的粮食大概是什么价格，给老百姓农民提供一个信号。当然可以搞套期保值，这是国际上通用的做法。
《第一财经日报》：1988年时，你如何面对当时中国市场的价格问题？
胡平：1988年初我到国家商业部。之前，有新华社记者采访我，问我物价能不能平下来，我说物价平中有不平，不平中求平。
1988年价格要闯关，听说放开价格，就出现了抢购风，抢购电扇、电冰箱、手纸，特别是粮食紧张。当年四川一个省，一亿多人口库存粮才15亿斤，包括铺底的都在里面，一个人半个月不到。那太可怕了，压力很大。我到张家口，随机看了两个粮库，看看有没有粮，让他们把所有库门都打开，库房门口都用麻袋堆起来。我怕里面有假，就拿了梯子到上面去看，有粮食的，管理得非常好，水平如镜，看起来还是比较放心的。
《第一财经日报》：后来1988年、1989年确实是一路在涨，市场经济有涨也有落，你为什么不想它落呢？
胡平：是平中有不平，不平中求平。我的意思是市场经济当然要涨，计划经济不行的。
当年是短缺经济，是卖方市场不是买方市场，大背景是这样。
《第一财经日报》：这个和当时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有没有关系？
胡平：当时是计划经济体制，物价还没有完全放开。比如说商业部1990年在广州开了一个现场会，开架销售的现场会，营业员都在柜台里面的，不敢开架，开架东西丢了怎么办？所以我在广州开了一个现场会。我说开架销售实际上是一场革命，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当年思想不通。开了架以后还有人坐在高凳子上盯着，东西丢了怎么办？
大市场大商业大流通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商业部的时候，主张大市场大商业大流通，当时是如何操作的呢？
胡平：我在商业部提出大市场大商业大流通，在这个情况下提出商业文化。1989年2月份期间，有人质疑我为什么提出商业文化。第一，计划经济走到转折点要有新的思维和管理方法，第二，开放要迎接市场的挑战，所以说要有商业文化，这不是别出心裁提出来的。
商业文化学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框架，是一个体系。商业文化是流通领域和有商业行为的经济活动领域具有文化特征的这种活动。
大商业就是我们商业部门的商业，工业部分也是商业，制造商、建筑商等，都有商业行为，所以称大商业行为，覆盖面很大。有一次到企业，有一个经理把我带到文化用品区：胡部长，这是商业文化。他把文化用品当作商业文化。这个理解很大程度上还是模糊。
1991年我提出，流通改革的方向是四化改革：社会化、市场化、集团化、现代化，当时没有人提。因为市场都没有人搞，说我讲市场化不是走得更远么？风险太大。但我照讲不误。
（本报实习记者杨勇对本文也有贡献）
胡平
● 1930年7月出生于浙江嘉兴
● 1949年至1951年，曾在厦门市军管会、厦门市支前司令部、厦门市政府办公室、厦门市委办公室工作
● 1955年至1981年，曾在福建省委工业部、计委工作
● 1981年10月至1982年8月，任福建省副省长兼计委主任
● 1982年~1987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 1987年~1988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 1988年~1993年，任商业部部长
● 1993年~1996年，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
● 现任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
● 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并创立“商业文化”学说，著有《胡平商业文化论集》、《经济市场化与流通新秩序》等近十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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