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经济面临下滑风险,企业生存困难,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激增,这些都是当前的真实描述和写照。显然,我国宏观经济已经陷入了内外双失衡的境地。
从内部失衡看,通货膨胀侵扰经济增长和人们的生活稳定,企业生存困境重重,出口受阻威胁就业,经济增长存在不确定性。
从国内宏观政策看,抑制通胀需要继续紧缩的政策;但维持增长又要求适度放松的财政货币组合,以及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维持出口。另一方面,纠正外部经济失衡又需要扩张政策以增加国内需求,维持利率稳定而阻止热钱,加快人民币升值而减少贸易顺差。由此可见,当前的宏观政策面临多重困境,不仅国内目标存在两难,国内外目标之间同样存在两难。而内外均衡目标之间的矛盾显然构成了所谓的“米德冲突”,从而使宏观调控的难度节节攀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丁伯根原则”,其认为,运用一个独立政策工具试图达到两个目标是不可能的,要实现N个经济目标,必须具备至少N个相互独立且有效的政策工具。因此,面对我国经济的多种目标,必须对宏观政策进行分工,以不同的政策工具盯住不同的政策目标。
在进行政策工具指派时,国际经济学大师蒙代尔认为应遵循比较优势原理将每一工具合理地指派给一个目标,并在该目标偏离其最佳水平时按照规则进行调控,则在分散决策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最优动态调控目的。在实际应用中,由于货币政策既可以通过总需求影响经常项目,又可以通过利率影响资本项目,且二者可相互强化。而财政政策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会相互抵消,因此,蒙代尔主张在内外失衡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将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的任务指派给财政政策,将实现外部均衡目标的任务指派给货币政策,这就是“蒙代尔指派”。
然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目标纠集多重矛盾和冲突,国际形势处于动荡危机时期。此背景下,外部平衡不确定性增加,内部平衡遭受冲击,此时需更多关注内部平衡,维持内部稳定和增长,以促动内外同时均衡。因此在特殊时期和特殊的国情下,我们需要新的蒙代尔指派。
根据经典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结论,在我国当前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且资本项目有限管制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就包括财政、货币和汇率等三大类。具体细分,财政政策又可分为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可分为数量型工具,包括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及价格型工具,即利率。而汇率政策包括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以及汇率的干预和确定。
另一方面,当前我们的政策目标主要包括抑制通胀、经济增长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从通货膨胀看,全球通胀形势不容乐观,美国次债危机的再次恶化可能会弱化美元地位,进一步抬高大宗商品价格;同时国内物价放开的效应还没有显现,PPI趋高还没有传导到物价上,所以治理通胀应仍为宏调首要任务。从经济增长看,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都在放缓,增长下滑趋势明显,中小企业由于汇率和利率压力已岌岌可危,故而宏调需要更多的关注增长,做到有保有压,实现抑通胀和保增长的双赢。从国际收支平衡看,贸易顺差大幅下降已经过度伤及出口企业,但外汇储备却呈指数级增长,所以抑制热钱是实现外部平衡的关键。
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匹配中,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货币政策对其抑制效果最佳,故货币政策应该主要盯住通货膨胀,尤其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价格型工具由于会伤及增长和外部平衡,需要慎重抉择,但若通胀形势恶化,也要毫不犹豫地加息和提高利率。经济增长的目标受制于任何一种政策工具,但考量经济现实,可有的政策工具只有财政政策,可以采用减税和补贴等措施扶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以及拉动国内消费。国际收支平衡则只有指派给汇率制度才能奏效,政策选择应该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放缓升值速度,疏导热钱有序流出。
总之,当前内外失衡的宏观经济形势需要新蒙代尔指派。我们的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应该主要盯住通货膨胀,坚持紧缩货币不动摇;财政政策应该主要盯住经济增长,以减税和财政支出的方式促进增长;汇率政策则应该主要盯住国际收支失衡,放缓升值速度和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抑制热钱的过度流入和疏导其有序撤出。
(作者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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