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奥运前夜看中国经济

　　撰稿?汪伟（记者）

　　2007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是“防止过热”。从去年上半年开始，CPI越走越高，渐渐溢出了食品的范畴，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渐有泛滥之势，央行多次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再释放紧缩信号，而且下半年美国的次贷危机险些酿成全球性的金融崩溃，但关于“奥运行情”的豪言壮语一直不绝于耳，“奥运会之前经济不会调整”几乎成了一面倒的情绪。

　　盲目的乐观情绪除了有中国经济的连续多年强劲增长的支持，也是因为对中央政府施政作风存在一种刻板的印象，孰不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张，政府施政也不得不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经济规律，而不能为了维持廉价的喜庆气氛，就坐视泡沫吹大。但市场尤其是股市似乎没有领会到这种变化。股指大跌之后，中国经济的困难局面似乎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加上2008年自然灾害频发，全球金融危机深入发展，中国制造业困难重重，乐观情绪正在逆转成悲观情绪。

　　近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华夏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夏小华的陪同下，接受了本刊采访。樊纲一一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现状以及奥运之后的走向。

　　奥运之后的经济

　　《新民周刊》：很多人担心，奥运之后中国经济会不会发生衰退。

　　樊纲：2006年在北京奥运会投资最高潮的时候，北京市的投资总额只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9％，所以说，北京的经济总量占整个中国经济总量的分量很小；上海的经济总量大一些，也只占到5％。奥运之后，即使没有这3％，也不是什么大事。更何况，没有奥运，没有世博会，北京和上海本来也要建设；它们都还处在城市化初期。

　　当然，市场炒作有自我实现的可能。（奥运之前炒得太厉害）奥运之后也许真的谁也不投资了，（炒作）自我实现了一个周期。但现在这个周期的可能性在减小。当时我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都憋到奥运会之后，股市也不调整，楼市继续飙升，能源价格也不调，经济也不放缓。当时市场上普遍的观点是，奥运会之前不会调能源价格。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经济就惨了，奥运会之后就大崩盘。股市如果不是从去年下半年调整，奥运会之后真的危险。

　　《新民周刊》：现在的情况比你设想的要好？

　　樊纲：现在情况大不一样。股市、楼市和能源价格都调了。也许都调得差不多了，也许正往上走。现在根本不用担心奥运之后的经济，你还能怎么再跌？你还能怎么再调？

　　《新民周刊》：股市调整到现在的点位，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

　　樊纲：这个我不知道。但像台湾当年那样，股市先拱到12000点，然后一个月之内落到2000点，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吧？证券、房地产这几个市场如果调整比较及时，经济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大家也许会想，这次调整里我损失了多少多少，但也要反过来想，如果此时不调，假如你在更高的点位上被套，也许会更惨。宏观经济也是这样，增长速度为12％的时候调比起15％的时候调，大家的损失都会小一点。

　　现在的情况和五六个月之前不一样。去年11月，提起奥运之后的经济，我心里真是没底。调整，尤其是能源价格调整，我个人认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通胀的前景

　　《新民周刊》：油价上涨不是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吗？

　　樊纲：对短期通胀会有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早晚都会发生。你如果现在不调，以后调，对通胀的推动更大。经济学上有个术语叫“被压抑的通胀”，价格被压住太久以后再调，会一下子弹得非常高，对通胀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早调永远比晚调好。而且我们要看到，这次成品油调价，是食品价格已经基本稳定，CPI开始放缓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当然最终会在消费价格指数上显示出来，但会有一个过程。如果食品价格越来越稳定，对CPI的作用越来越小，油价上涨最终也未必会推高CPI。只要我们控制住货币总量，把导致通胀的基本供求关系控制好，CPI还是有可能稳定住。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能源价格不调，我们的总供求关系失衡程度就会更大，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什么道理呢？能源是一种一般的生产要素，如果你压制它的价格，就会产生对它的过度需求。能源价格低，大家就过度消耗能源，那些消耗能源的产业的生产成本比国际上低，产品价格就越有优势，市场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就更多，导致它继续扩张生产规模，最后对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也会增大，产生超额需求。如果扭曲的价格保持下去，超额需求打不掉，长期积累下去，将来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现在是用短期的价格上涨，来换取长期的价格稳定、供求平衡和低通货膨胀。我认为这是值得的。中国经济现在也有能力消化这种短期上涨。

　　《新民周刊》：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在国际油价较低的时候调整能源价格。

　　樊纲：能源价格其实一直在调，但是后来食品价格大涨，为了控制总体价格水平，把能源价格控制住了。但这个阶段国际能源价格没有下来，它升得更快了，一下子把我们的价格空间拉大了。这是值得吸取的教训。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不是价格制定者，价格调整可以稍微慢半拍，但不能慢太多。

　　另一方面，真正的问题是长期没有动的电价。这个是更加值得吸取的教训。原来以为煤主要是我们自己生产的，价格是可以控制的，没想到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煤的价格上涨（我们根本控制不住），你不涨价，煤就出口到国际市场去了，就会造成短缺，电就会出问题。

　　《新民周刊》：这次工业用电价格上调的同时，发改委不是同时要求电煤不得涨价吗？

　　樊纲：煤炭的市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控制的，一部分是政府控制之外的。限价只能限制前者的价格。

　　《新民周刊》：发改委不担心这种价格管制带来新的价格扭曲吗？

　　樊纲：只要是管制就会带来扭曲，但我们的管制恐怕也不能一下子放开。希望这次调整是一个开始，在各方面能够承受的前提下，尽可能快地完成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除了油价和电价，还有资源价格。我们已经把产品价格都放开了，但是资源价格包括利率，都应该逐步走向市场化。在价格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东西。

　　人民币升值

　　《新民周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方式一直是有争议的，有人说，长期小幅升值导致了大量热钱涌入。

　　樊纲：你说怎么办？换一个办法？无非两个办法，一个是停止升值，一个是一步到位。这两个办法是不是比现在的办法好，值得怀疑。如果不升，美元天天在贬值，你不升，意味着你离市场均衡越来越远，价格扭曲就会越来越厉害。人为地把某个经济变量固定下来是不行的。比如能源价格，你把它固定下来，就会造成短缺。汇率固定下来不升，显然不是办法。

　　现在的确有停止升值的呼声。但问题是你能否保证美元不降？如果不能阻止美元停止贬值，就不能阻止人民币升值。

　　我们的问题和世界上的问题是相关的，现在世界金融在动荡，热钱多是因为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出了问题，银行破产，信贷萎缩，那些没有受到影响的资金没有去处，就要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去寻找机会，像我们这种增长还比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就成为它们流动的目的地。不管人民币升不升值，它们都要来中国。人民币一升值，吸引力就更大。

　　另一个办法是大幅升值，一步到位。但我要问，什么叫一步到位，到哪个位就是均衡点？美元一天天在贬值，美国利率这么低，全球金融动荡远远没有结束，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大宗商品价格都在上涨，你知道哪个位置是均衡点？况且，关于这个均衡点，各有各的说法，市场有一个说法，美国国会有一个说法。美国国会以前说的是一个很精确的数字，（人民币对美元应该升值）27.5％，现在的新数字是40％到50％。随着美国大选的白热化，点位还可能不断提高。

　　再者，你一次大跳升，就能阻止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吗？人民币会使制造业跑到越南，跑到孟加拉国，但不管跑到哪里，也不会跑到美国去。美国国会还是会怪人民币，要你再想办法升多少多少，这样市场预期就来了：只要美国国会有足够的压力，人民币就会大幅升值。只要有过这样的升值记录，预期就会更有投机性。因为它不是冲着现在这种每年5％到6％的升值，而是冲着你每年20％到30％的升值了。

　　我不能确定大幅升值之后投资机会减少还是会增多。我觉得两种可能都存在，可能会减少，但很有可能投机预期会更强烈。

　　人民币升值会改变世界就业和生产结构，给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冲击，会使我们的订单跑掉。小幅升值企业还有点适应的余地，大幅升值跑掉更多。我们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个人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制造业被驱赶出去。现在有一些媒体和政府官员常常攻击我们的制造业，攻击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攻击我们那些为第一代农民工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产业，但我不希望它受到冲击太大。冲击是一定的，调整是一定的，产业升级也是一定的，但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个人比较赞成现在的办法。它当然有缺陷，有问题，比如流动性增多，外资涌入，但经济学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任何办法都有利有弊。在国际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恐怕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

　　“中国制造”的危机

　　《新民周刊》：除了人民币因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也在上升，将对中国制造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樊纲：现在的成本提高里面，当然有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因素。但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可能一直不提高吗？前二十几年，如果扣除通胀因素，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实际是下降的。高增长了三十年，至少劳动力价格不能再下降吧？

　　农民工交社保，这不再是经济学上的问题，而已经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它不是要求企业涨工资，工资应该由市场决定，但社保是基本的。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企业没有支付这一块成本，（形成了）一笔欠账。现在即使给农民工交了社保，我们的劳动工资上涨速度仍然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资本的收入增长速度仍然大于劳动收入增长的速度。

　　今年很多沿海的农民工可能面临失业，他可能会回到内地，我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使他的社保具有流动性，让他在内地也能够享受。

　　以前我们的环境成本支付得不够，能源价格受政府控制，所以和国际上相比，企业成本低。但环保也已经变成了政治问题。以前还仅仅是国际政治问题，现在已经成了国内政治问题，人大代表年年提提案，吃饱了饭的城市居民要求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的内在需求了，社会要求你支付这一块成本。

　　从企业角度讲，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成本上升的）趋势。这还没有说全球变暖，没有说其他社会责任呢。我们的企业要做战略的调整，形成创新机制，在其他方面降低成本，动脑子弥补这些成本提高造成的损失，才能继续保持竞争力。

　　《新民周刊》：成本上升会导致中国的制造业外移吗？

　　樊纲：肯定会有一些外移，这是不可避免的。越南的劳动成本本来就比我们低，这次越南盾贬值，就更加低了。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本来也只有中国的50％，它的货币也在贬值。他们也在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甚至在吸引中国的资本。全世界都在发展，制造业这碗饭不可能只有中国吃，大家都要吃。

　　我们的沿海地区发达一点，但内陆地区仍然有很多劳动力需要就业，所以希望沿海地区能够创造条件多保留一点，内陆地区交通条件好的地方，再吸收转移一部分。我承认，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转移到内陆去，还不仅仅是运输成本的问题；关键不是内陆和沿江地区交通成本太高，而是政府成本太高；政策不配套，政府服务不到位，产业转移不过去，有一些转移过去的又退出来了。这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联手再做一些努力。努力永远是需要的。当初沿海地区也是经过努力才吸引到资本的。内陆地区也要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降低政府成本，各种配套跟上，使产业能够转移过去。我们应该有一种希望资本留在中国、继续为中国创造就业的态度。当然，即使创造条件，也有一些是留不住的。

　　《新民周刊》：这会影响就业和农民增收吗？

　　樊纲：经济调整，就业一定会受影响。当然也要看到，经济过热时期创造的就业也是过快的。现在有一些调整，速度放缓，也是必要的。

　　《新民周刊》：央行的紧缩政策导致中小企业贷款难，更加恶化了制造业的困境。

　　樊纲：中小企业也不应该仅仅考虑银行贷款这一个途径。现在应该多想一点银行之外的直接融资的渠道。直接融资不是说上市，在上市之前，有很多很多种融资的方式，直接投资、风险投资、PE等等，都是直接融资。它们的特点是股权融资。通过让渡一点股权，换得资金。这不仅中小企业，大企业也都是这样做。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花旗、J.P.摩根很早就开始卖股权，找战略投资者。我们过去对融资的理解，要么是找银行贷款，要么是上市，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很多发展阶段，需要通过发行债券或者股权让渡的方式来完成。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往往舍不得卖股权，其实即使让渡一部分股权，仍然可以保持控股权。

　　政府可以提供法律保障，保障股权的实现，鼓励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政府、金融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到中小企业，把投资的渠道和形式想得更加宽广一点，投资的渠道更多一点。我们的金融专家想的都是国际上最fashion（时髦）的东西，动不动就是股市、期权、衍生工具，没想到我们缺最基本的东西。

　　《新民周刊》：高层领导正在频频调研制造业，未来财政政策会因为制造业的困境进行调整吗？比如说减税。

　　樊纲：这我不知道。这是政府的事情，我不做评论。

　　金融动荡会不会导致大萧条？

　　《新民周刊》：温总理3月份曾经说过，今年中国经济的问题是不测因素多，决策困难，现在看来，最大的不测因素是什么？

　　樊纲：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会不会继续恶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这些现在都还看不到。中国经济的基本趋势和经济政策的操作，都和它有很大的关系。

　　《新民周刊》：世界金融危机会不会发展成大萧条？

　　樊纲：现在经济、经济学和经济政策都不是1929年的状态。我个人认为，发展这么多年的世界市场有其内在秩序和调整手段，人类迄今为止积累起来的智慧，能够避免最坏的情形，也就是1929-1933年那样的大萧条发生。危机说到底是现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出了问题，以美元为本位、以美国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只能管国际货币的使用者，管不着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加上最近二十年来强调金融创新而忽视金融监管的体制，忽视了风险，导致了一个长期潜藏的大泡沫一下子破灭了。全球经济一定会下滑，金融市场会有相当时期的混乱，这个教训值得人类去总结分析。（稿件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新民晚报记者晏秋秋和新民网沈小栋对此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