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纵容的通胀：应采取更积极的汇率措施

　　??专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

　　本报记者 谷重庆

　　在经过了一年多的物价攀升后，最近关于通胀缓解的利好消息不断。一方面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原油价格已从每桶超过140美元回落至不足120美元；一方面是国内食品价格企稳，由此带动CPI在2月的8.7%之后稳步下降，6月涨幅为7.1%，预计7月会降至7%以下。

因此，很多市场人士比较乐观地估计下半年CPI涨幅将会逐步下降，到年底时甚至降到5%-5.5%。

　　与此同时，在“从紧”货币政策的环境下，诸多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陷入经营困难，叫苦不已。虽然在全球经济普遍增长乏力的状况下，中国经济上半年取得了10.4%的强劲增长，但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忧虑却在决策层和市场获得了日益强大的话语权。

　　例如，在7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之前“三防”(防通胀、防过热、防经济滑坡)的政策要点，已悄然变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这迅速被相当一部分人解读为：“防通胀”的重要性正在部分让渡给“保增长”。

　　随后的发展似乎也在证实这种解读。7月30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至13%。8月初，《华尔街日报》援引某国有商业银行相关人士的话，称已接到央行通知，商业银行2008年新增信贷额度将上调5%，新增部分将主要用于支持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则明确提出“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已基本到位，没必要再加大调控力度”。

　　对此，市场和学界亦有人持不同意见，例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许小年教授就坚决支持继续执行严格的反通胀政策。从数据的角度来说，虽然通胀压力有所减缓，但相对于年初政府4.8%的目标，上半年7.9%的涨幅无疑仍属于高位运行。而且6月中国上调了成品油价格和电价，因此PPI预计将进一步走高，有的机构甚至预测7月份PPI可能超过10%。

　　此外，行政限价的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通胀的作用，但也造成了供应紧张的问题，例如最近有媒体报道，产煤大省山东由于电煤限价而导致缺煤，由此出现了拉闸限电的现象。

　　杂乱的现象，纷繁的看法，中国经济不但面临着通胀和下滑的双重挑战，也处于认识和政策的摇摆之中。为此，本报此次特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霍德明教授。霍教授来自台湾地区，曾因反对下调印花税救市而被众股民批评，而现在他又非常坚定地提出目前是反通胀的关键时刻。观点如何，相信读者读过之后自有明辨。

　　通胀任何时候都是货币现象

　　《21世纪》：在过去几个月，随着CPI指数的下降，人们对于通胀的担忧有所减轻。在食品价格逐渐稳定，甚至有所回落的情况下，很多市场人士都认为今年下半年的CPI涨幅将持续下降，这场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要推动力的通胀将开始大幅减缓。但也有人认为目前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紧缩的政策不能轻言放松，您对此怎么看？

　　霍德明：目前很多国家都面临着通胀的难题，而在2007年之前，国际粮价和能源价格就开始逐步上涨。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不可能不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所以在谈目前的通胀局面之前，我们还是要想一下，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中国国内通胀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么解决？

　　有一种看法认为，国际粮价和能源价格上涨，中国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人家失火我怎么办？我自己当然要救火，但有时候外面的火苗飘进来我受损失也没法子。第二种看法认为，中国的通胀主要来自于食品价格的上涨，但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并没有涨，因此这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失。

　　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我们知道通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当然你可以说没什么关系，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相关商品的价格会自然而然地下降，也就是说前面的两种观点是不违背后面这个规律的。但我不同意这个结论，原因何在？我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解释。

　　中国的CPI篮子是由八大类商品组成的，去年以来的状况一直都是食品类的价格涨得多，非食品的价格涨得比较少，因此很多人说通胀只是发生在食品领域。但这个说法实际上犯了一个基本错误，衡量通胀的CPI本身就是计算其所涵盖的所有商品价格，然后平均得出的一个指数。在这里，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不变(例如货币总量保持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当某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时，另一些商品的价格一般会下跌。道理很简单，既然货币总量是一定的，那么不同商品的价格自然会此消彼长。也就是说，花在猪肉上的钱多了，花在其他商品上的钱就少了，这样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跌。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看到CPI篮子中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并没有下降，只是涨幅没有食品那么大。由此看来，一定是货币供应量发生了变化。

　　《21世纪》：您的意思是说市场上所言的结构性通胀和输入性通胀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反映真实状况？

　　霍德明：在宏观经济学上，现在的这个现象可以用英文单词accommodate来描述，accommodate的意思是纵容，为什么这么讲？很多人认为目前的通胀是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而且这是国际粮价和油价上涨的结果，所以中国的应对办法不多。但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如果货币供应量固定，那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应该下跌。由于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受汇率政策的影响很大，因此在思考通胀问题的时候，两方面的情况我们都要考虑。

　　在这种氛围下，我觉得人们对通胀的讨论依然围绕在一种“纵容”的感觉中，而且日益强烈。自2月CPI同比上涨8.7%之后，大家现在说通胀洪峰好像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所以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但统计数据可以证明，货币供应量偏多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善。

　　或许有人会说，央行的对冲已经吸收了绝大部分的过剩流动性，例如2007年中国上调了10次存款准备金率，2006年上调了4次，2008年也已经上调了4次。另外，近几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大概在18%左右，和名义GDP的增速差距并不大，因此央行已经控制住货币供应量。但我要强调，这方面如果只看过去的M2增长量，那是不全面的，必须还要看将来的货币供应量。汇率在低估的情况下，海外资本的流入会造成大量的外汇占款，央行过去反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只不过在阻拦现有的外汇占款转化为M2。若汇率还是低估，那么未来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恐怕将使央行很难控制未来的M2增长量，除非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21世纪》：最近在出口企业的呼吁下，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又慢了下来，照您这样说，短期内中国的通胀不但不会有实质性的下降，还有可能从食品扩散到非食品？

　　霍德明：通胀会不会扩散到非食品领域？你看M2，央行用存款准备金率这么强力的货币政策工具，才勉强把它的增长率控制在18%，但这却不能把通胀维持在3%左右。

　　这里要插一句，为什么要把3%定为通胀目标？因为经历过上世纪70、80年代通胀的国家最后获得了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能让通胀太高。通胀太高产生的最大问题是一旦通胀持续时间较长，例如一两年，现实会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人们一旦形成通胀预期，就会使人们的行为发生相应的改变，而经验证明，要把已经改变的行为调回来是很困难的。

　　其实现在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工具的使用空间已经很小了，而且即使是之前那样频繁的操作，我们也没有把通胀降到低于3%程度。超过3%的通胀率在西方是相当危险的，而我们上半年是8%左右，现在大家期望下半年这个数字会自然而然地下降，我觉得很困难。

　　坚定的反通胀

　　《21世纪》：那您的意思还是要加快汇率升值？

　　霍德明：是的。假如过去我们可以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让人民币汇率升值更快一点的话，那我们应该会看到肉价上涨，其他商品价格下跌的现象。首先，假如未来人民币汇率依然保持之前的升值态势，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存款准备金率恐怕还要继续上调。

　　其次，维持这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会造成什么影响？第一点是银行会压力很大。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可能不会很惨，因为它们还有其他业务，不是完全靠存贷差来挣钱。但对中小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影响是很大的。

　　第二点是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17.5%了，那未来我们要把这个数字升到多高？又要维持多久？请注意，高比例存款准备金的维持时间是中国未来的大问题。我们可以设想，17.5%的存款准备金率假如要维持两年，两年后要让它降下来，那么这意味着两年后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会因此大增。如果在此期间汇率还是慢慢升值、热钱压力不减的话，那届时我们的通胀局面将会如何呢？

　　《21世纪》：但汇率大幅升值对出口是很不利的。

　　霍德明：没错。很多人会说如果汇率更快上调的话，出口企业会比较吃紧。但我个人认为，人民币不应该在通胀走高的时候才加快升值，而应该在通胀还没显性化之前就开始升值。

　　这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无法长期维持的，那对银行经营非常不利。

　　《21世纪》：过去总认为外汇储备是国家财富的象征，越多越好，但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也不是好事，比如由此产生的外汇占款就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压力。

　　霍德明：这和18世纪的重商主义有点像，国家积累的财富越多越好。这个观念需要改，如果不改的话，等通胀发展到通胀预期形成的时候，这就很难改了。到时候要打破这个预期，估计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而且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方面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撒切尔夫人的，她上世纪80年代在英国上台之后坚决反通胀，结果被大家骂得狗血淋头，但实际上这些措施对英国是有利的。

　　美联储的做法不可效仿

　　《21世纪》：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为了经济增长而容忍高一点的通胀率，或者说要在经济增长和反通胀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霍德明：这个观点经济学历史上讨论过，这种看法在上世纪60年代很流行，凯恩斯经济学一直在讲这套理论，其基本论点就是为了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不能太紧。

　　为什么为了经济增速稍微高一点，通胀就可以容忍？对于这么想的人，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前提就是通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代替关系。不过在2007年以前的几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也是在9%、甚至10%以上，但CPI一直在3%以下，也就是说高增长、低通胀，为什么？实际上，这两者在长期来看是没有代替关系的，想用多一点的通胀去换取更高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这是不可能的。

　　《21世纪》：那么在短期内呢？经济学理论上也说过，通胀和失业在短期内存在一个替换关系，更高的通胀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就业，这也叫做菲利普斯曲线。

　　霍德明：对，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教训告诉我们，菲利普斯曲线即便存在，也不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政策来选择。想用通胀来换就业，或者用失业来换反通胀，即使短期内能做到，但从长期来看，它会导致更大的恶果。为什么？简而言之，人们会产生预期，认为政府想用通胀来换就业，从而预期更高的通胀，其后果将是更高的失业。

　　《21世纪》：虽然很多国家目前面临通胀，但各国货币当局的态度似乎很不一致。比如欧洲央行的职责比较简单，就是反通胀，美联储是在通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找平衡，您对此怎么看？

　　霍德明：在上世纪60、70年代，很多西方国家也没有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不断地纵容通胀，总是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率而放松货币，结果到1970年代末期发现这是无法持续的，最后只能开始反通胀，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此后各国纷纷给予央行独立性，而且很多国家就给央行一个任务??反通胀。

　　多少的通胀率是合适的？这个问题在西方一开始也是没有共识的，但理论和现实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经历过上世纪60、70年代的通胀后大家都同意，通胀应该是越低越好。弗里德曼认为最好是零，有些人认为那样相对价格的调整空间也很小了。但3%是上限，很多都是1%、2%，比如欧洲央行的目标就是2%。几乎没有国家将通胀目标定在3%以上。

　　如果我们让通胀超过5%，甚至8%、10%，那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2000元的货币，2000元是名义标价，假如通胀率是1%，那么其波动率会很小。如果我们认为为了经济增长，大家能够容忍6%的通胀，那么多样化之后各地的价格变化幅度就不是6%了。因为6%只是平均意义上的6%，就是不同种类和不同地区的商品价格变化幅度，平均之后大概是6%。但中国很大，各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不小，那么这总体上的6%，在一些地区就可能出现远高于此的数字，甚至到15%。就像现在主要发生在食品领域的涨价一样，贫困人群花费在食品上的钱比较多，因此其实际承受的CPI很可能不是8%，而是10%以上。

　　对此，你可以看看欧洲的状况，欧洲的CPI现在已经超过了4%，而欧元在过去一年的升值速度非常快。假如不是欧元这么快的升值，我想欧元区现在的CPI就不是4%了。

　　《21世纪》：不过美国的情况很奇怪，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府在滞胀的困扰下最终痛下决心，放手让保罗?沃尔克(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前任)反通胀，最终用经济衰退遏制住了美国两位数的通胀。但现在美联储明显是在用通胀的手法救援国内金融体系，似乎它是在通胀和增长之间寻求平衡，您对此怎么评价？

　　霍德明：没错，有些人认为沃尔克是一个英雄，也有一些人对沃尔克非常不满。我对沃尔克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我不能说美联储现在的做法一定是对的或错的。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还是不会在通胀和增长之间寻求平衡的。因为在上世纪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质就是在这两者之间不断的倒手，寻找平衡，但玩到最后玩不下去了，代价惨重，货币当局痛定思痛之后认为通胀是一个大老虎，一定要严肃对待。

　　从理论上也比较容易理解这点，一个国家只有长期维持货币价值的稳定，才能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如果在心态上对通胀有任何松懈的话，最后难免会养虎为患。所以与其到最后用很紧的宏观调控把通胀打下来，倒不如一开始随时随地控制它。这是过去多年世界各国经济生活的思想结晶。

　　美联储的行为有时候并不是完全按正常的方式去做的，但他们应该也不会离这些思想太远，比如我就不太相信美联储会容忍美国的通胀维持在5%或6%的水平以上。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美元是国际货币，一半以上的美元都在美国以外流通，因此美国可以将通胀输出到其他国家来减轻本国的通胀压力。

　　但即使如此，我相信这种做法也是不可能持续的，没这么好的事情。美国能持续下去吗？这种滥发美元的做法会使美元大幅贬值，那以后谁还会持有美元呢？等别国开始抛售美元的时候，美国的通胀率将是多少？现在国际上凡是以美元标价的商品价格都在暴涨，世界经济也被美联储的松货币政策搞的大乱，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也是有限度的。

　　反过来说，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条件，无法将问题转移出去，所以美联储的做法并不是中国仿效的对象。

　　通胀预期更可怕

　　《21世纪》：一些人提出通胀预期比通胀更可怕，您对此怎么看？

　　霍德明：是的，通胀预期更可怕。在这点上西方国家和中国有一个不同之处，以英国为例，英国上世纪70年代工人的薪水是由工会和雇主谈判达成的。假如人们认为未来一年的通胀率是5%，那么工会就会要求未来一年名义工资的上涨率是7%。一年之后，人们发现通胀率不是5%，而是7%，那么在下一次谈判中就会要求名义工资的上涨率提高到10%，由此不断发展。所以通胀预期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会稳定，它会和通胀构成一个循环上升的自我实现过程，而这将最终导致通胀无法控制。

　　《21世纪》：6月CPI的数值已经降到了7.1%，而7月据说会继续降到7%以下，但与此同时，PPI却在大幅上涨，似乎中国的通胀局面变得有点复杂。那么您对未来的发展怎么看呢？

　　霍德明：我个人认为，中国未来首先还是要在汇率方面采取更为积极的举措，人民币至少需要一次性升值10%才行，不然通胀将很难获得实质的控制。

　　(本报实习记者邓瑶对此文亦有贡献。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邮箱guchongqi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