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灵活性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深圳市政府特邀顾问刘国光教授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年均GDP增长率保持在9．5％左右，创造了GDP增长的世界奇迹，GDP总量跻身全球第四位，进一步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谈起改革开放30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平稳较快发展，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不无自豪地说。

　　今年以来，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和国内自然灾害的突然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沉着应对，果断决策，一手抓抗灾救灾，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形势比预料的要好。但是，当前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刘国光说：“我们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我们要顺应经济周期的变化，因势利导，使中国这条经济大航船破浪前进。”

　　每一次经济波动都伴随着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为了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起大落，每一次经济波动都伴随着政府的宏观调控。

　　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增长优先还是稳定优先，各国历来都有争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不少经济学家著书立说，强调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如由刘国光等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课题组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发展与改革思路，产生了较大影响，被中外经济学者称为“稳健改革派”。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增长优先，即使要付出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刘国光指出：“有人还是急于求成，希望实现经济的超高速发展，结果超越客观条件，欲速则不达。”

　　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强调我国经济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调动了各方面发展经济、开拓市场的积极性，开创了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但是，由于一些人急于求成的思想没有克服，传统体制“投资饥渴症”的弊端尚未革除，不久即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物价飙升，经济又一次走向过热。

　　他说，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果断决策，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宏观调控，于1993年6月开始实施著名的“十六条措施”，治理通货膨胀，克服经济过热。经过三年多坚定不移的努力，终于取得成功。到1996年底，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软着陆”，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为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积累宝贵经验

　　1997年1月，刘国光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软着陆”》的重要文章。刘国光说，那次“软着陆”，是一次成功的“软着陆”。之所以说“成功”，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率逐步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区间，物价上涨率亦回落到适度水平；在显著地降低物价涨幅的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他特别指出：“这次‘软着陆’的成功有重大意义。首先，避免了重蹈历史上‘大起大落’和‘软着陆’不成功的覆辙。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在深化，领导和驾驭经济工作的水平提高了。其次，为我国今后的经济运行开辟了一条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发展的新轨道，为我国经济的跨世纪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开端。第三，既大幅度地降低物价涨幅又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这在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与西方主要国家经常陷入滞胀困境相比，改革开放的中国充分显示出其经济增长的活力。”

　　他认为，这次“软着陆”的成功，给予我们许多新的、重要的启示：无论是从我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还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出发，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始终坚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一方面，在整个体制转轨完成之前，都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另一方面，要抓住稳定、宽松的经济环境，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国有企业机制的转换，是医治“大起大落”、抑制通货膨胀、搞好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路。

　　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宏观调控突出位置

　　自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一轮增长期，2003年开始出现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2007年初经济运行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党中央、国务院认为，2008年恐怕是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一方面面临通货膨胀高企，一方面经济增长受到内外压力和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同时还认为，特大地震灾害和国际经济不利因素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这说明中央的方针政策和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宏观调控是卓有成效的，也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强劲的动力和活力，具有应对困难局面的能力。

　　“今年宏观调控首要任务是‘防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防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的通胀’。于是社会上、学术界就有‘保增长、还是保物价’这样的争论。”刘国光重点谈了对最新一轮宏观调控的看法。

　　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耕地不足、工业化和全球化等等国内外因素，导致中国有高通胀长期化的趋势。未来20年内，长期年通胀率会在8－10％左右；近三五年更严重，物价年上涨率会在10％上下。因此，对通货膨胀要长期应付、处理，慢慢来。要保持中国从全球化得来的高增长机遇的好处，必须忍受较高通胀率的痛苦代价。

　　“这是一种典型的，保增长第一、保物价第二的观点。这种观点听起来像是20年前就出现过的‘通货膨胀有益论’、‘要用通货膨胀来支撑经济增长’等观点的翻版。这种观点潜伏下来，不时以不同形式浮出水面，在经济生活上掀起波涛。”刘国光指出，还有一种意见，与这有所不同。认为现在通货膨胀仍在发展，虽然预测今年物价上涨将前高后低，下半年物价上涨率可能降一点，但通胀继续的趋势不会改变，全年将大于4．8％的上涨目标；而经济增长则由于美国次贷危机、上半年的灾害以及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已经有所回落。一些国内外各机构纷纷下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数字。“滞胀”可能要来了的警告，不断地传到耳朵里来。好像10％，9％的增长速度，也是一种停滞衰退。为要防止衰退，对付‘滞涨’，有人就主张要改变目前从紧、偏紧的宏观调控政策。

　　“我不赞成‘保增长第一、保物价第二’的观点。”他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几年是两位数了，去年达到11．9％，这对我国资源环境承受程度来说，应该说是相当高的速度。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在江苏、上海调研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保持经济在较长时间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二要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宏观调控的突出位置，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努力把物价涨幅控制在经济社会发展可承受的范围内。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

　　当前CPI虽已连续两个月出现回落，但并不意味着我国防通胀压力有丝毫的减轻。刘国光说：“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无论是物价上涨率或是经济增长率，都需要调整到正常健康的水平，才是我们宏观调控的终极目标。”

　　要坚持中央既定宏观调控政策

　　谈到今后两三年宏观调控的目标，刘国光认为，在经济增长方面，要把现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率，逐步调到资源、能源、环境和基层民众大体能够承受的程度，即由去年的11．9％，逐步调到潜在增长率8－9％以内。今年增长率降为10％左右，这是符合宏观调控的预定方向的，并不存在什么滑坡。今后两三年还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调整。

　　具体调整多少才合适呢？他认为回归到潜在的增长率9％以内比较合适。这个速度，绝对不是一个低速度，也不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今年GDP增长8％左右的目标，这只是向社会传达了政府的调控意向，但还需要相应配套的政策措施才能完成，而且完成这一任务不宜一年到位，分步走两三年，以避免“大落”的冲击。

　　在物价上涨率方面，今年不但CPI，而且PPI都上去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传导下去，将加剧下游商品价格的上涨和加大市场对通胀的预期。那么怎样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他认为，两三年内要逐步调到或者回归到正常的物价波动区间，即物价稳定所容许的区间，就是把物价上涨率调整到正3％以下，在正三负二之间的区间。过了这个界线就要警钟长鸣。

　　“归结我的意见，就是两三年内，宏观调控的目标，在经济增长上，由目前过快的实际增长率逐步调整到潜在增长率水平以内；在物价上涨上，把现在明显的通胀率回归到稳定物价的正常波动区间。”刘国光认为，这两条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清楚的，要坚持中央既定的宏观调控政策。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灵活性，把握好调控重点、节奏、力度；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经济运行，无论是上行或者下行，都会有一种惯性。经济下调以后，会不会滑入衰退周期？他认为，这一方面是下一个经济周期宏观调控要考虑处理的问题，另一方面，当前周期也要有所预见。比如可以利用稳健的财政政策中有保有压、偏宽偏紧的选择，在适当的时机网开稳健政策中保的一面，宽的一面，发挥它的扩张性的后续效果，以防止衰退或者减轻衰退的损失。

　　探索完善符合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

　　在谈到今后如何进一步探索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时，刘国光认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仍将是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一个处于体制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宏观调控仍将面临较为复杂的经济背景，既要实现总量平衡目标，又要推进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升级。

　　他提出，要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一、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明确宏观调控总量目标的新内涵；二、促进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相结合；三、形成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良性互动的复合型宏观调控体系；四、进一步改进宏观调控方式，建立健全预调、微调机制，提高预调、微调效果；五、强化宏观调控主体职责分工，建立中央全面主导、地方配合执行的双层次调控主体模式。

　　深圳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与速度相统一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8周年之际，作为深圳市政府特邀顾问的刘国光特别高兴地对本报记者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8年来，GDP年均增长达28％，从一个边陲小镇一跃成为经济实力在国内名列前茅的大城市，2007年深圳人均GDP在内地大城市中率先突破1万美元，实现了‘速度深圳’向‘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转变，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正在努力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

　　他特别指出：“作为经济特区，深圳要率先贯彻、坚决落实好中央的宏观调控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冷静分析、科学把握，坚定信心、积极应对，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加强服务、营造环境’的总体要求，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他强调，深圳要认真学习贯彻温家宝总理前不久在广东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当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他说，首先，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科学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破解当前遇到的发展难题，真正实现科学发展，最根本的要靠深化改革开放，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抓好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其次，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突破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束缚和体制机制障碍，努力形成有效的科学发展制度体系，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为加快科学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三是以“双转移”为契机，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步伐，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与速度相统一。

　　他进一步指出，深圳要以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为契机，把自主创新作为深圳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突破深圳面临的一些发展瓶颈，打破空间、资源、环境、人口容量四个“难以为继”的制约，将深圳建设成为创新体系健全、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效率高、经济社会效益好，辐射引领作用强的国家创新型城市。

　　他为此提出，深圳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努力培养造就一批思想解放、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要抓住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的良好机遇，通过与国家各部委的合作，将更多的外部资源与深圳自身的创新优势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深圳企业要抓住经济技术全球化的机遇，采用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人才、引进关键技术等方式，增强以我为主充分利用全球技术资源的能力；要善于在品牌的市场化、产业化方面下功夫，真正将创新成果和品牌资源变成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刘国光最后谈到，深圳毗邻香港，一方面要学习香港市场经济和城市管理的成功经验，加快推进深港合作和国际化城市建设步伐；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用世界眼光和标准推进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制度建设，加快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与速度相统一，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模式做出新贡献。

　　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一轮增长期，2007年初经济运行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几年是两位数了，去年达到11．9％，这对我国资源环境承受程度来说，应该说是相当高的速度。今后两三年宏观调控的目标，在经济增长方面，要把现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率，逐步调到资源、能源、环境和基层民众大体能够承受的程度，即由去年的11．9％，逐步调到潜在增长率8－9％以内。这个速度，绝对不是一个低速度，也不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在物价上涨方面，两三年内要逐步调到或者回归到正常的物价波动区间，即物价稳定所容许的区间，就是把物价上涨率调整到正3％以下，在正三负二之间的区间。过了这个界线就要警钟长鸣。要坚持中央既定的宏观调控政策。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灵活性，把握好调控重点、节奏、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