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国罢官：洋干部水土不服

　　雪儿简思

　　1863年11月16日，大清国海关宣布更换其CEO人选，这一职场变化对整个远东外交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服务了九年的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其头上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顶戴，被他的英国老乡赫德(Robert Hart)摘得，李泰国随即黯然返回并不熟悉的祖国英国。

　　导致李泰国与总理衙门翻脸的导火线，是其在经办“英中联合舰队”时对中国主权的蔑视和践踏，至今仍被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经典案例。而在这一巨变之前，李泰国所表现出来的张扬个性，以及“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桀骜和强悍，“甚至在自己家里也有对手”，则早已埋下了个人事业悲剧的伏笔。

　　李泰国的父亲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长期在华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老李被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聘为翻译和顾问，此后投身外交界，出任英国驻广州的首任领事，后又转任驻厦门领事。老李在40岁那年(1845年)早逝，留下六个孩子，李夫人难以承受经济压力，只好将15岁的长子和13岁的李泰国送到中国，请德国传教士、同为璞鼎查顾问的郭实腊(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代为抚养。

　　逆境中的李泰国十分勤奋，16岁那年便因地道的中文而被英国驻华使团聘请为翻译，成为“外交童工”。22岁时，李泰国出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此时，太平军已占领南京，位于上海的江海关失控，英、法、美三国遂各派一名税务司“协助”清廷征集关税。李泰国成了英方代表。不久，法美两国相继退出，李泰国独揽大权，遂根据西方模式对海关大举整顿。他建章立制，废除“税额包干”的陋习，所有税款“尽收尽解”、点滴归公，并对海关官员的腐败和从事走私的外商船只进行严厉打击，成为双方的共同“敌人”。

　　在李泰国的主持下，已近停顿的江海关在战乱期间居然稳步发展，为清廷战时财政雪中送炭。李泰国也得到清廷的高度赞赏，遂在后来的全国海关实行统一管理的重大体制改革中，他被任命为总税务司，成为官阶最高、权力最大的外籍雇员之一。

　　然而，作为大清“公务员”，李泰国在最为关键的国家忠诚问题上面临尴尬。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不顾利益冲突，担任了英方代表额尔金(Elgin)的翻译和顾问，参加《天津条约》谈判，并为英方起草了大部分条款。父子两代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担任同样角色，在大英帝国看来，自然是忠君报国的典范，而在大清帝国眼中，李泰国多少有点“吃里爬外”。

　　1861年，李泰国回英休假，为抵制领事裁判权侵入中国海关，他向国际法专家广泛咨询，厘清了相关法律界定，客观上维护了中国权利。同时，他积极帮助中国采购军舰，组建舰队。此时太平军攻陷宁绍杭地区，兵锋直指上海，清廷终于启动搁置多年的购买英舰及招募雇佣军的计划。对英国而言，这不仅是军火买卖大订单，也是巩固英国远东地位的保险单。这支“混血”舰队，由海军上校、著名的北极探险家阿斯本(Sherard Osborn)出任司令。但在李泰国和阿斯本签订的协议中，规定阿斯本只接受由李转达的清朝皇帝的命令，而李泰国还可以对其认为不合适的圣旨不予转达，这引起了中方的巨大反弹。

　　李泰国返京后和总理衙门激烈争执，他坚称中国地方官员过于腐败，因此舰队不能听其调度，这激起曾国藩、李鸿章等前线大员们的激烈反对，并被迅速上升到军队听谁指挥的国家原则高度。与整个官僚体系对抗的结果，令双方损失惨重：清廷被迫解散舰队，变卖舰艇，遣散雇佣军。这成为洋务运动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李泰国随即被解职。

　　赫德并不认为李泰国在主观上想侵夺军权，而是其过于“英国化”，忽视了中国国情，提出了过于激进的改革要求。赫德相信“这种要求很可能推迟而不是加快有益的变革”。以开明著称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很明确地告诉赫德，中国的改革需要时间，不能急躁。

　　李泰国对中国尊严的粗暴言行，令他本可以成为“中国的朋友”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此后的大清外籍高级雇员们似乎在耐性方面都大有长进了……

　　(作者为澳大利亚华裔女学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