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计之后重在严格问责

　　[ 由于历史原因、机构改革尚未完成等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成为了实施问责制的主要障碍，同时问责法制及程序不完善，影响问责效率 ]

　　审计效果的真正体现仍然有待于后续的问责制落实。

这是在昨日继续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体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列席的全国人大代表审议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的审计报告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委员代表们在肯定审计报告准确务实、敢于直言的同时，希望政府对审计所揭露的问题进一步追究。

　　强化审计后问责制

　　“这是一个很务实的报告，比较准确，对问题不回避，也不扩大，”郝如玉委员在昨日的人大讨论会上表示，“报告很有特点，注重体制和制度上带来的问题，这一点尤为重要。”

　　委员们注意到，今年的审计报告中，类似于预算不细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这样的老问题再次出现在每年的审计报告中。

　　“审计报告年年有，年年审计的问题都雷同，而且重复一些低级错误。审计出的一些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究竟是违规，还是违法，报告中的用词比较含糊。”许振超委员说。

　　“审计风暴已经刮起三四年了，有没有在经济上未违法，但预算上违反了国家规定的收支纪律而被降职、撤职、免职的干部？审计风暴是不是在作秀？我认为，政府的问责制，不是犯罪了才处理，违规了该如何处置，问责制有没有？问责制的落实情况怎么样？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尤其是国务院相关部门。如果有了问责制，政府就会变成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全国人大代表余自?更进一步表示。

　　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有关问责的法律、纪律规定，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但由于历史原因、机构改革尚未完成等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成为了实施问责制的主要障碍，同时问责法制及程序不完善，影响问责效率。

　　“我认为关键还要在整治上下功夫，下大功夫、真功夫。要依法处理违纪违规的责任人，应该建立严格的问责制，不能姑息迁就。对属于体制机制的问题，国家应认真研究，在完善制度上下决心、动真格，否则就会后患无穷，不能雷声大雨点小。”马福海委员说。

　　中国审计学会副秘书长、审计署科研所副所长崔振龙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介绍说，至于对审计出的问题的落实情况，根据审计法的要求，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问题进行纠正，并把纠正情况和处理结果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关于审计的问题，我赞成各位委员的意见，希望在年底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有个认真的交待。比如，煤矿安全生产的改造费用，现在安排了钱，用不下去，要查明原因，”华建敏副委员长说，“另外，财政审计报告，以后要有更多的绩效评估的内容，要写明花了这些钱达到了什么效果。”

　　仅靠审计远远不够

　　“我们国家这么大，这么多的部门，这么多的领域，这么多的层面，这么多的系统，都靠审计是不行的。”李乾元委员说。

　　事实上，从这些年的审计工作报告可以看出，预算执行中的违法违规问题是逐年下降的，如今年中央部门本级预算执行审计发现的问题中，仅有2%属于违法违规问题，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违法违规问题是由于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等方面因素造成的。

　　因此，今年的审计报告中，更加注重从体制、机制层面揭示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增强了总体评价的完整性和针对性。

　　“从审计的本质来说，仅仅是揭露问题显然是不够的，设置审计报告并强化从宏观层面提出整体评价，将有助于立法机构和决策机构有一个总体把握。”崔振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崔振龙表示，今年的审计报告中就以整整一部分的篇幅，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制度上、机制上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这就在综合分析这些年审计情况的基础上，着眼于促进宏观调控相关政策措施的协调配合，这体现出审计的视野更宽，服务于宏观调控的主动性更强，更加注重发挥审计的建设性作用。

　　“报告如果把形成问题的原因再加以剖析的话，我想会有利于今后财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徐显明委员表示，“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两个功能，一是预防，就是在设计制度的时候，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要进行预防性设计，以避免其发生。二是矫正。即一旦发生了，迅速予以惩处和补漏。预防加矫正就可以形成一个制度。所以在发现财政问题后，应先找出问题的成因，并建议进行制度的补漏。如果审计报告有这方面的内容会更有意义。”